演化博弈论的社会视角

 
　　“世事如棋，乾坤莫测”。睿智的中国人把世间万事比作一盘棋，莫测的未来正是这盘棋的精妙所在。可是，深受启蒙思想理性熏陶的西方人，似乎不愿意承受这种不确定性之重，因而执着于去测度世事这盘棋究竟如何下、结局会怎样，以及怎么做才能赢。由此，我们有了关于理解个人行动的诸般理论，其中最著名的自然是博弈论。

　　博弈论正式创立于上世纪20年代，40年代引入经济学，随后风靡整个经济理论界，并随着“经济学帝国主义”，进入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如今，博弈论不仅是当代社会科学的分析工具，更成为流行用语。

　　博弈论的流行，并不意味着博弈论毫无瑕疵。博弈分析许诺其能够明晰理性人的最优行为。因此，我们看到了拥有堪称完美理论形态的“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及其衍生物。倘若拥有“完美”的信息和“完美”理性，纳什均衡就是完美的。然而，日常生活中的博弈，通常不那么“完美”，不可能知道全部的信息；更重要的是，不可能那么“理性”。于是，就有了著名的“囚徒困境”，个人的最优策略产生了对所有参与者而言最糟糕的结果。

　　经典博弈论的视角，是以不偏不倚的旁观者姿态看待博弈双方的。这种超然的中立者态度，会使曾经旨在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博弈论陷入纯理论的自娱自乐中。

　　当博弈论专家的理论模型越来越超出常人的智力范围时，另一个自然科学领域开始注意到博弈论的潜在价值，这就是生物学。《演化与博弈论》这本现在看来完全能够称得上理论坐标的著作所讨论的内容，正是关于应用博弈论构建生物演化分析一般方法的总述。

　　本书对于社会科学专业人士——且不说那些非专业人士——来说，翻开的第一感觉可能会是一种莫名的疏离。鸟类翅膀形态的演化、雌性掘土蜂的竞争、哺乳动物的性选择，这些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

　　本书的初衷仅针对生物学家，而非社会科学学者。也许，当年梅纳德·史密斯领导他的团队运用博弈论分析生物演化难题时，也未曾想到他竟然催化了博弈理论的又一次飞跃——演化博弈论。因此，只在本书的最后，作者才略微触及了一些演化博弈论和文化演化之间相关性的问题。四年之后，萨格登（Robert Sugden）首次全面使用生物学演化博弈方法，分析社会制度的演化，出色地解释了自发秩序的生成机制。而后，在宾默尔（Ken Binmore）、鲍尔斯（Samuel Bowles）、史克姆斯（Brian Skyrms）以及扬（Peyton Young）等人的推动下，演化博弈论迅速成为一股强劲的思潮，“演化”二字成为当前社会理论分析的流行趋势。

　　作为一个生物学家，梅纳德·史密斯被众多社会科学大师称为“演化博弈论之父”，这就如生物遗传基因突变一样奇妙。但是，如果细究其理论，便会发现生物演化的思想，事实上抓住了人类社会某些内在的本质。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生物学家放弃了经典博弈理论苛刻的理性要求。放弃了完全理性假设的演化博弈论，允许我们从自身视角出发去看待社会。这种“设身处地”的思考视角，使演化博弈论具有了经典博弈理论没有的亲和力。当生物学家将经典博弈理论的思想精髓应用于生物学研究20年后，经济学家又重新将结合了生物演化思想的博弈理论拿回来，用于分析社会制度的演化。

　　演化博弈不强调理性要求，不强调最优结果，也不总是追问均衡是什么。新古典经济学模型中完美的均衡观念无法在演化中找到。

　　“演化稳定均衡”不是一个终极状态，只代表博弈过程中的某个阶段。演化关注的是博弈的过程，而不是博弈的结果，而演化的过程不能许诺一个完美的结局。通常“演化稳定均衡”会告诉我们多个结果，其中有我们欲求的，也有我们厌恶的。但是，除了我们自己非刻意的个人行为，没有人能为我们决定会得到什么样的结局。这样，演化博弈论好像又回到了原点——它并不试图测度未来。这难道不正是在描述我们整个社会制度演变的历史吗？

　　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转变，每一次转变都是无数个体行为非意欲的结果；每一次制度变迁并不总意味着我们在前进，更不可能达到完美的终极，至少对我们这些并非全能的人类而言是这样。

　　演化博弈论强调一个词——趋势，趋势是一种自然而然、不可抵挡的发展力量。“演化”概念本身正是趋势所向。《演化与博弈论》一书，作为社会分析理论新趋势的开创性著作，其价值亦在于此。
　　
《演化与博弈论》，（英）约翰·梅纳德·史密斯著，潘春阳译，王小卫校，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一版。参见本刊2008年第22期“本刊11月荐书”

　　本文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