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市场死了。它死在布尔什维克革命(Bolshevik Revolution)、法西斯统制、凯恩斯主义、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济控制、1945年工党胜利、凯恩斯主义再度抬头、阿拉伯石油禁运、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第三条路”以及当前金融危机手里。过去一百年里，自由市场至少死了10次。每一次市场失效，人们都希望知道亚当•斯密(Adam Smith)会说些什么。这是一个提问“上帝你好，我的无神论怎样了？”的时刻。
亚当•斯密则会笑到说不出话来。他不是只在灾难发生之前，而是在232年前就发现了导致眼下这场经济危机的精确原因——也许创造了卖空的纪录。
斯密在《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中写到：“一幢住宅本身不会为其住户带来任何收入。”“如果出租给房客，由于房屋本身不会创造什么，房客始终必须用一些其它的收入来支付租金。”因此斯密得出结论，尽管出租一幢房屋，可以为其所有者带来收入，“但人群的总体收入永远不会藉此获得一丁点儿的增加”。（281页）
斯密对疯狂的投机非常熟悉，他客气地称之为“过度交易”。
密西西比计划(Mississippi Scheme)和南海泡沫(South Sea Bubble)都在1720年崩溃。3年后，斯密出生了。1772年，当时斯密正在写作《国富论》，苏格兰发生了银行挤兑风波，爱丁堡的30家私人银行中只有3家得以幸存。苏格兰那些过度交易的人们对随后出现的信贷冻结的反应现在听起来非常熟悉。斯密表示：“他们似乎认为，银行理应为不足提供资金，并为他们提供交易所需的全部资本。”（308页）
过度投机的现象与其说与自由市场有关，不如说与高利润有关。斯密表示：“当交易获利高于平常时，过度交易就成为一个普遍的错误。”（438页）斯密称，盈利率“最高的国家，始终是崩溃得最迅速的”。（266页）
南海泡沫的起因是英国时任财政大臣罗伯特•哈利(Robert Harley)伯爵希望为国债融资而制造的毁灭性阴谋。密西西比计划则起源于法国摄政王菲利普•多莱昂公爵 (Philippe duc d'Orleans)，当时他将皇家银行的控制权交给了苏格兰金融家约翰•劳(John Law)，而劳是那个时代的伯纳德•马多夫(Bernard Madoff)。
劳的苏格兰同行——他们比英格兰人更倾向于自由市场，更不用说法国人了——已经听说劳计划“成立一家银行……他似乎认为该银行发行的票据总量可以达到这个国家所有土地的整体价值”。斯密指出，苏格兰议会“认为通过这个计划是不恰当的”。（317页）
一个简单的想法能使一件过度交易的蠢事，变成一场投机灾难——无论它涉及远洋贸易、路易斯安那州的土地、股票、债券、郁金香还是住房抵押贷款。这个想法就是无限的信贷扩张可以创造出无限的繁荣。
如此疯狂的信贷膨胀，只有靠斯密称为“纸币的精巧翅膀”的帮助才能实现。（321页）创造足够多的这种纸币需要一个政府，或相当于政府规模的机构，现代的商业银行扮演了这个角色。正如斯密指出的那样：“单由一伙商人组成的政府，或许是所有政府中最糟糕的。”（570页）
《国富论》提出的创造繁荣的观点更为复杂。它包括人的各种自由间令人困惑的复杂关系。斯密提议，每个人都应是自由的——不受奴役，不受政治、经济和监管的压迫（斯密的“利己”原则），选择职业的自由（斯密的“劳动分工”原则）和拥有并交换劳动产品的自由（斯密的“自由贸易”原则）。斯密向爱丁堡的一个学会表示（用了我们能够想象到的挖苦语气）：“只要有了和平、低税收和宽容的司法当局，一个国家要达到最高富裕水平不需要其它东西。”
那么亚当•斯密会如何解决当前的危机？对不起，但危机已经解决了。对投机性资产价值下降的答案，就是降低支付它们的价格。任务完成。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国家财富注入到银行。但斯密表示：“试图通过引进或留住多余数量的金银，来增加一个国家财富的做法，就象试图通过迫使私人家庭保留多余的厨房用具，来增加他们的幸福一样荒谬。”（440页）
我们可以派遣专家对纾困进行管理。但斯密表示：“我从不知道那些为了公共利益而影响交易的人做过多少好事。”（456页）
我们可以将经济进行国有化，但斯密称：“君主有闲暇从事葡萄酒商人或药剂师的生意时，这个国家不可能是非常伟大的。”（818页）同样，政府也不应充当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董事长。
文中括号内数字指的是《国富论》中的页码。亚当•斯密著作格拉斯哥版，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