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十余天，陆续读完了刘仰先生的新作《中国没有榜样》，未曾拉下一个字。虽然不能同意他所有的观点，但的确学到了很多知识，深受启发。作者似乎是学术圈外人，不至于自囿于某个意识形态框架，而是切实地研究西方实现现代化的历程和经验，探讨非西方社会按照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模式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和困难所在。这种问题意识和从现实（资源现实、文化现实、社会现实等）出发的实践精神令人尊敬。这本书让我看到了一位“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负责任的作者。
书中可圈可点者甚多，这里单说可持续发展问题。
人类像蚂蚁、蝴蝶、狮子、猿猴一样，依赖地球而生存。他们获取生存资料的过程难免对生态环境产生某种影响。这种影响如果超过了某种限度，就会对地球环境构成破坏。
人类是行为能力最强的动物，对地球的破坏能力也最强。理想的状态当然是这样的，所有动物对地球环境和资源所施加的破坏，都不超过地球环境自我修复的能力和速度，这样，地球动物与地球生态环境就永远保持平衡，动物的发展也就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
这种理想的状态至迟在人类进入农业发展模式时就已经面临威胁，农业生产对于自然环境的破坏在许多古老文明的发源地随处可见。欧洲殖民者占领世界之后，由于生产效率千倍万倍地提高，生态破坏的速度也相应地千倍万倍地增加。殖民者在美洲地区大力发展种植园经济，大片大片森林为了种植糖料和咖啡而遭到砍伐，早在十九世纪末期就导致严重的厄尔尼诺现象，给全世界许多地区带来灾害性影响。
当然，对于地球环境最为严重的破坏还是出现在工业化过程之中。对于各种工业化资源的无止境攫取，以及农业的工业化改造，给地球的生态平衡带来了严重的考验。消费社会的出现，使得每个人所消耗的资源和能量几乎无限制地提高。前几天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人口仅占全人类的二十分之一，可是每年消耗的能源占全球的四分之一（他觉得美国人负担太重了）。现代化强国通过工业化生产的优势，实现了军事、政治、资源控制等等各方面的优势发展，从而导致了他们在资源消耗上的优势。以前地球资源的超量损耗，多半被殖民掠夺者据为己有，今天地球环境所遭遇的破坏，主要也是由西方人的过度消费和享受造成的。
《中国没有榜样》指出：工业革命以来的200年间，全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前10名一直都是西方国家。如果计算一下大气层中二氧化碳的总量，70%以上都是少数西方国家排放的。巴西亚马逊雨林近40年消失的面积，超过450年殖民地时期消失的面积。这些资源都被谁所享用？在巴西被砍掉的树木中，木材50%销往美国，28%销往欧洲；砍掉树木以后种植的大豆，50%销往欧洲；还有一些土地被用来养牛，牛肉53%销往欧洲。换句话说，亚马逊雨林的消失，最大的获益者是西方国家，是因为他们的享受，才导致亚马逊雨林的快速消失。一位西方国家跨国公司的总裁说，他每年仅仅一个夏天，就要消耗三万度电。这种没有限制的消费和消耗，远远超过了地球有限的自我修复能力。地球在如此严酷的攫取和破坏之中，只能一天天香消玉殒。
西方人在用武力和资本推广其文明的过程中，激发世界各国纷纷起而仿效。所有的国家都不得不借助工业化方式积累巨大财富，增强国家实力，以便摆脱西方人的殖民掠夺和屠杀。所有的民族都希望通过现代化的发展，过上西方人那样的富庶生活。现代化道路上这些后来者急追直上的愿望，当然无可厚非。但是，刘仰指出，如果中国人、巴西人、墨西哥人、印度人、中东人、非洲人都要过上像西方国家一样的高消耗、高消费的生活，那将需要5个地球。
对于西方消费社会的兴起和流行，我们不做是好是坏的评价，我们首先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而没有五个地球。而且，这一个地球，人类还得跟亿万草木、亿万蚂蚁和狮子老虎共同拥有。我们放弃环境伦理、生命伦理等等一切方面的思考，只是面对这样一个直截了当的技术问题：这么一个小小的地球，必须用来养活60亿人以及日后的90亿人，高消费还能持续多久？
中国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现在，人类发展之车已经来到了资源短缺、环境濒危的高山之前，我们看不到往前延伸的道路，很可能不得不考虑后撤问题，我们也许只有一条“回头路”。
西方消费社会依然在按照自己的逻辑狂奔猛跑，要想停下来可不容易。被“全球化”等等一系列西方概念紧紧牵着鼻子的非西方社会，也只能身不由己地跟着奔跑。这个世界早就“全球化”了，要想单独停下来思考一下“回头路”问题，可不是一件容易事。
毕竟不断有人在尝试这件不容易的事。三年前从《天涯》杂志（2006年6期）上读到吴蓓女士文章《泰国的“善地阿索”》，这是一篇让人深受启发的长文。泰国佛教徒菩提乐尊者（华裔）创建了低财富、低消费的生活社区，并从事有机农业生产，这种社区被命名为善地阿索。这显然是超越西方时尚的另一种文化模式和社会模式。他们借助博大精深的佛教资源，在另一个维度上对人类社会的未来进行思考、探索、试验和创造。菩提乐尊者拥有越来越多的追随者，他们已经建设了12个这样的村庄，这在泰国的6000个村庄中占了五百分之一。现在泰国政府将他们看作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甚至从他们的事业中看见了未来时代的新曙光。他们应政府的要求，每年为政府培训数以万计的公务员、教师和军人（总之是对社会最有影响力的人群）。他们的生活态度和他们所创造的生活模式与社会模式，对泰国社会的发展正在发挥着巨大的正面影响。就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这个技术层面而言，“善地阿索”不但具有走“回头路”的勇气，而且创造了一个与高消费、高消耗的所谓现代化模式迥然有别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刘仰先生的主张，与菩提乐尊者所创造的善地阿索模式，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他极力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精神资源，希望建设一种看淡利益、看淡欲望，而注重道德、注重和谐的精神文化，首先从精神上把人类从当下永无止境的消费欲望中解救出来，从而瓦解这个疯狂地进行物质竞赛、消费竞赛、军备竞赛的社会模式的正当性和唯一性。
无论是菩提乐尊者从佛教中寻找资源，还是刘仰先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资源，这种探索的方向我认为是对的。我们在西方文化主导下勇往直前几百年，取得了十分难得的成就，创造了古人不可想象的奇迹，也确实留下了许多在西方文明框架中无法克服和化解的问题，确实需要从其他文明中寻找文化资源，来克服和化解这些问题。如果我们不至于过分拘泥意识形态框架，不至于陷入中国与西方、东方与西方之类的意气之争，我们就不难看到刘仰先生的贡献和价值。
如上所述，美国人口仅占全人类的二十分之一，可是每年消耗的能源占全球的四分之一。而中国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也就是二十分之四），如果中国人的消费水平与美国齐平，中国每年所消耗的能源就将占全球的百分之百。这个计算似乎是个笑话，但是中国人的消费水平与美国齐平却不是一个笑话，而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现实。到那个时候，美国人和欧洲人、非洲人还能消费什么？难道我们真能到宇宙的其他区域借来一个地球吗？身处这样的“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我们必须自觉地调整，否则只能把自己玩完。
俄国作家契诃夫在谈到文学创作的多样性时说，大狗小狗都要叫。在人类必须赶紧寻找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关头，大狗小狗都要想办法，地球上每一种文化体系，都应该为此贡献精神资源和智慧。各种文化资源的适用性和配比可以具体研究，《中国没有榜样》所开出的配方也许需要斟酌，但是作者的战略眼光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