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半人？！”
今年应届高中毕业的小徐同学迎来人生丰收的三月——同时被美国多所世界顶尖高校录取。小徐在为抉择而苦恼踌躇之时，正值我的关于“如何进入世界一流大学”之策略指南出版面世。小徐找到了我咨询。经过筛选，小徐的选择落在了两所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纽约大学(NYU)。而他选择的专业是经济学。
论名气两所大学的经济系不相上下，伯克利学术稍胜，NYU地理得天独厚。我问小徐，你未来想成为经济学家，制定宏观政策做大事，还是当金融家，呼风唤雨赚大钱？
小徐的回答：经济学家。我说：那好你应该去伯克利。而且到了之后一定要结识一位教授。
公平点讲，培养过格林斯潘的NYU同样培养着出色的经济学人才，就算此刻伯克利经济系因为出了奥巴马内阁的首席经济顾问克里斯蒂娅·罗默而声明显赫。但除了考虑伯克利在经济政策上的全球影响力，我寄望于小徐能结识这位深有良知的美国政治经济学家，现任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系教授罗伯特·瑞奇(Robert Reich)。
前任克林顿时期的美国劳工部部长罗伯特·瑞奇是一位高产的作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克林顿在自传中回忆四十年前，他与另外三位从美国来的年轻“罗兹”学者一起抵达英国牛津大学的深夜，大学的门卫退休军人米尔林用底气十足的嗓音对他们嚷道，“不是说要来四位美国佬，怎么只来了三个半？！”米尔林所说的“半个”就是身高不足一米五的罗伯特·瑞奇，克林顿在牛津和耶鲁法学院的同学。
瑞奇是小个子，却有着大想法。在这本2008年出版的《超级资本主义——商业、民主与日常生活的转型》中，瑞奇指出以美国为主导的二十世纪中叶为标志的传统资本主义已经转型成今天“全球化3.0”时代，“强大马力的、以万维网(Web)为基础的、能够在任何地方找到或生产任何东西的——超级资本主义(Supercapitalism)。”
“绝妙买卖的年代”
“超级资本主义”给人们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却给人们作为雇员带来了就业保障的缺乏， 作为公民带来不断扩大的收入与财富分配差距和全球变暖现象。瑞奇看到，当美国资本主义充满前所未有的活力时，美国民主体制却跛足不前，受到了来自超级跨国企业商业利益的严重侵蚀。
怎样让政治体制像经济发展一样地恢复活力？怎样在“超级资本主义”时代维系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的“民主是调和处理多方利益的最好平台”？首先需要认识“超级资本主义”的缘起。
我第一次接触瑞奇的文字还是在2001年一次出差美国，独自驾车从纽约前往华盛顿。出发前我到当地图书馆借些CD沿途听。一套有声读物《未来的成功(The Future of Success)》一下子吸引了我，作者就是瑞奇。从这本书起，他已经透视“超级资本主义”起源于世纪之交来临的、一个“绝妙买卖的年代(The Age of Terrific Deal)”。
今天中国，谁都能感受到商品的琳琅满目种类繁多，商品功能越来越强价格却越来越低。不信的话，请造访邻家的手机店。《第三次浪潮》作者阿尔文·托夫勒曾感叹，“要是劳斯莱斯的价格能和计算机芯片的价格一样逐年优惠，一辆劳斯莱斯在1980年的价格就该是三美元！”
信息科技、技术创新、劳动生产率提高给消费者带来绝妙的好买卖，还给投资者带来全球飞升的股市，似乎一切都不可思议地好。英特尔公司创始人戈登·摩尔的“摩尔定律——每18个月芯片性能翻一倍”富有诗意般地预示着美好未来的延续。在这背后，是跨国公司越来越庞大，变得更强悍、更加创新和全球无处不在——《超级资本主义》由此而生。只是这些“超级资本主义"的招牌——大型跨国公司背后有着长长的阴暗面。
“超级资本主义”的阴暗面
世界零售业巨头沃尔玛每年在华采购货值近260亿美元，堪称中国第八大贸易伙伴。沃尔玛价廉物美，作为消费者，你不得不爱她。但瑞奇指出，沃尔玛碾平了世界供货商价格，让消费者和投资者获益，但“我们很多(美国人)却为沃尔玛开出的低工资和福利待遇而震惊。”
瑞奇在书中指出，2002年英国石油公司(BP)花费两亿美元对公司品牌实行“绿色”再造，声称面对全球气候变暖，公司将越来越“富有社会责任感”。然而背后是斥巨资雇佣华盛顿游说公司，导致美国国会2006年通过的能源预算法案恰好不足以支持公共投入新能源开发——意味着默许石油巨头们的继续石油开采。
上述阴影与我们国人目前的美好生活看似毫不相干，假如世界不是变得平坦的话。然而，你若是中国的白领，深感工作重压，深感工作不稳定，深感生活失去你所想象的安全感，被停工，减薪、解雇，甚至公司因为地球另一边发生的事情一夜间蒸发、破产或裁员，你就能看到延伸到了家门口的“超级资本主义”之阴影。更不用提，你我的夏天一年比一年热。
信息技术带来创新，创新带来竞争优势，企业的竞争压力也传递成生存的压力给每个职场雇员和社会公民。瑞奇的问题是，代表公共的政府和立法机构应该做些什么？我国精英层还远未考虑到这些问题。这是我祈望小徐同学去伯克利的原因。
托马斯·弗里德曼和夏彼罗同样看到了“超级资本主义”的涌现。弗里德曼认为，每个人知识型工作者抵御生存压力的办法就是“提高可雇佣性”，“学会从一个知识领域跳到另一个知识领域”。夏彼罗认为，当前“以想法为基础的巨型跨国公司”浪潮将让创意型知识工作者杯盘满盈，但对于低技能人士，“全球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的前景越来越黯淡。"
相比，罗伯特·瑞奇更关注全球化下的社会不公和公民权益被蚕食。他似乎拥有一颗“火热的心”，在从政生涯顶峰他以陪孩子为由卸任，远离华盛顿政治当一名大学教授。
他看到的“超级资本主义”其实正是马克思160年前《共产党宣言》里写到的“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用“商品的低廉价格，摧毁”一切阻碍，建造“大规模巨型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化身。罗伯特·瑞奇并没有由此走入以诺姆·乔姆斯基为代表的、激烈抨击全球化的美国左翼阵营，而是坚持在美国现有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寻找良方。
“超级资本主义”的诀窍
为什么我们每个人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前景美好的同时，我们中间绝大多数职场雇员却深受挤压，美国中产阶级生活越来越入不敷出？社会公民的声音越来越淹没在巨型公司的鼓噪之中？换言之，为什么民主体制会在“超级资本主义”面前退步？
作为消费者，通过鼠标我们能即时找到更好的买卖。作为投资者，通过实时股价和卖出键我们能即时惩罚那些做不到像沃尔玛一样不顾一切压缩成本追求利润的公司。亚当·斯密最狂野的梦想里也看不到资本主义能演绎得如此高效。
但作为雇员和社会公民，这种即时判断力却不存在。我们一味追求价廉物美和飙升股价，在向沃尔玛施加压力的同时，也将企业竞争的压力通过全球经济的大网络施加回作为职场雇员的我们身上。但我们去沃尔玛开心购物时，我们却无法立刻联想到这不太开心的“后果”。
作为社会公民，美国民众的维权和反映民意渠道彻底淹没在巨无霸企业游说雇佣大军之中。扎卡利亚曾指出，华盛顿每一位政客能分上十个黄蜂般包围的说客。2004年美国大选的宣传经费达到53亿美元，相当于一家世界十强石油公司的年净利润。乔治·华盛顿与托马斯·杰弗逊在天堂里也看不明白，政治如何变成了产业。
瑞奇精妙地洞察到，每个人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一面，和作为雇员及社会公民另一面存在行为决策上的不对称性。这正是“超级资本主义”让民主制度退步的诀窍。
怎样让政治体制恢复像经济一样的活力？瑞奇建议停止将公司当作公民，让巨无霸企业们收起“社会责任感”的幌子。需要通过立法重新界定企业经营、竞争、劳动保障和环境保护的范围，跟进“超级资本主义”的发展。瑞奇提出取缔企业所得税，而让股利获益者以个人所得税率替企业纳税。这样高收入者将支付更高的税率，而不是小布什政策下的零股利税。
2008年罗伯特·瑞奇将变革的希望放在了奥巴马身上。2008年4月在美国民主党内选举关键时刻，他从克林顿阵营转而支持奥巴马。无论他这场与“超级资本主义”的斗争结果如何，对于正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国，都将有极其宝贵的教训。我寄望将有更多像小徐同学的未来精英去领略和感受。
(本文作者电子邮箱：think778@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