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二十六辑）卷首语

在最近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国家领导人重申，我国应该坚定不移地实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充分运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提供的各种有利条件，促进现代化建设。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逐渐进入成熟阶段，国内外形势也在悄然改变。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正开始调整，产业结构和增长方式需要有相应的转变，这些都要求政府有适当的对策，尤其是进行新的制度建设和创新。另一方面，为了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政府需要保护和改善市场运作的机制和效率，并提供更多、更有针对性的社会服务，也因此对现有的财政和监管体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改革的呼吁。以上的挑战正是本辑《比较》重点考察的议题。
江小涓的《理解开放与增长》是针对近期国内某些对我国开放政策的指责和诘难的有力回应。文章在大量的数据与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国与外部经济关联度不断加深，不仅促使经济持续较快增长，而且也没有影响经济的稳定性。相反，在与外部经济联系不断加深的过程中，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更加趋向稳定。从缓解国内要素结构约束和应对全球化竞争这两个角度看，开放型的发展道路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作者指出，封闭经济和开放经济有各自的挑战和风险。但是，开放并不必然是风险更高的选择。经济不开放，我们不能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纠正国内要素结构失衡问题，不能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不能尽快提升产业结构和企业竞争力，我国的就业和增长都要受到明显影响，这将对经济社会各方面造成巨大压力，这是我们可能面临的最大风险。因此，我们要坚定不移地继续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同时，要清醒的认识到，对外开放必然要面对一些特定的挑战和风险，要认真准备和妥善应对，趋利避害，在扩大开放中确保经济的稳定和安全。
在本辑“改革论坛”中的三篇文章提供的都是具体的意见和建议。《中国的公共财政、政府职能与经济转型：1978－2020》一文为2006年6月北京召开的公共财政与和谐社会国际研讨会的演讲稿，A•侯赛因是伦敦经济学院亚洲中心的代理主任，长期研究中国问题，N斯特恩曾经担任过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现任英国政府经济事务部部长。文章指出，过去25年，中国进行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经济社会改革，步伐之快、规模之大、内涵之深远都是史无前例的；而所有这些发展都反映在财政中，并受财政的影响。作者特别关注中国的预算外收入与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造成的矛盾和扭曲，可以说，中国公共财政改革滞后于整体经济改革。展望未来15年，如果中国想要达成雄心勃勃的增长和发展计划，实现“和谐社会”，就必须超越简单的五年规划，充分考虑和推进公共财政改革的方向和优先顺序，尤其是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方面的改革，把公共财政、政府职能和经济社会之间密切并不断变化着的关系置于经济政策的中心位置。
《中国的财政税收政策与改革：构建和谐社会》也来自本次研讨会，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事务局局长泰丽莎•特密奈什安的发言稿。她首先谈到财税政策在促进建设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指出财税政策改革是包括了税收政策、支出政策和公共财政管理的选择。作者分析评估了不同改革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政府间财政税收制度方面的改革，她认为，中国在财税结构上的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财政和预算领域一些重要改革已经准备就绪，必须扩大现有改革的范围，并实施一些新的改革。作者明确指出，零敲碎打的做法会带来扭曲，无所作为的态度并不是没有风险的选择，中国目前正处于改革的最佳时期。
《监管制度的法律基础》的作者周汉华是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近年参与了电力、电信等部门监管的法律法规起草讨论等工作，本文即是为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的委托所提供的研究报告的一部分。在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2006年6月24日召开的电力监管体制建设研讨会上，作者曾经就文章的主要观点作过主题发言。作者指出，经过近些年的改革，尤其是一些新设立的监管机构的实际运作，使监管制度研究在我国已经不再纯粹是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本文针对我国监管实践中所提出来的一些突出问题，试图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角度作出初步的分析与回答。
“法和经济学”栏目是编委钱颖一教授推荐的两篇文章，讨论了劳动力市场监管和法律，一篇是从印度的案例谈劳动力市场监管，一篇是对85个国家劳动力市场监管的比较。伦敦经济学院的提莫西•贝斯利和鲁宾•伯格斯在《劳动力市场监管对经济增长的阻挠——来自印度的证据》一文中指出，劳动力监管政策在印度属于中央和各邦政府的“共同事务”。自独立以来，各邦的监管政策表现出了不同的倾向性，另外，劳动力监管主要针对有一定规模的制造业企业，这于是给学者们提供了很好的实证分析案例。他们发现，在监管政策对工人的保护比较薄弱的各邦，制造业的投资、就业和产出增长速度明显更快，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显著减少；反之，在监管政策更倾向工人的各邦，却出现增长停滞、失业和地下经济增加的现象。人们原本希望通过监管来解决资本和劳动之间力量对比不平衡的问题，保护工人利益，结果却导致投资、就业、生产率和总产出水平下降，阻碍了当地的经济增长，使城市贫困率居高不下，反而有害于穷人。
《劳动力监管》一文总结了安德烈•施莱弗等人对85个国家的劳动力监管进行的跨国比较研究。他们回顾了三种主流的制度选择理论，即效率理论、政府权力理论和法律传统理论，然后对85个国家的雇佣法、集体雇佣法和社会保障法进行了详细的数据整理和分析，以对劳动力监管的决定因素进行考察。这篇文章的研究结论是，一个国家的法律传统是其劳动力市场和其他市场的监管模式的重要决定因素，政府对各种不同的经济活动的监管模式存在共通性。同时，实证分析并不支持效率理论，但政权的性质对监管确有影响。另外，文章还分析了劳动力监管的一些结果：严厉的劳动力监管带来了一些反向结果，如，较低的劳动力参工率、较高的失业率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率等。
在“比较之窗”中，《香港：发展城市公共交通优先体系背后的经济学和管理学》是香港大学肖耿教授推荐的文章，香港大学地理学院的王缉宪博士曾经为国内城市规划课题提交过一篇文章，我们如获至宝。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城市越来越大，与生活工作相关的交通显得越来越不便利，公交发展总显得缓慢和设计不人性化。凡是到过香港的人，无不为其城市管理叹服。本文生动地介绍了香港以公交为本的特点。但是，人们更关心的是：为什么这样的城市交通体系可以建立？怎样可以做到控制私人汽车的增长和使用而同时保证公共交通优先？发展这样的体系遇到的主要问题在哪里？什么样的制度使得这样的交通体系可以持续？在这有限的篇幅里，作者尽力地回答了上述问题，这些实在值得我国大城市借鉴的东西。作者在文章结尾说道：“一个城市交通运输效率提高后，工作和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们和企业在出行和运输上得到的节约会悄悄地转化为他们的生产效率和休闲质量。这两样东西都不会像修桥建路那样直接地反映在城市的GDP增长中，也不会表现为所谓的亮点或者城市名片。然而，恰恰是这些悄悄转化的东西提高了这个城市的竞争力和吸引力，构成了讲求经济效率、社会公平、环境良好这三个城市可持续发展要素的实际内容，让这里的人们生活得更好。”
中国人民银行的张韶华为我们提供了《日本的政策性金融：历史、现状与改革趋势》。文章介绍了日本的新一轮政策性金融改革，该措施将重新定位政策性金融的职能，并于2008年4月起对现有的8家机构进行大规模整合。作者对二战以后日本的庞大政府系金融机构的变迁历程进行了回顾与梳理，详细介绍了本轮改革的动因、内容与目标，最后提出了对中国的两个重要启示：一是严格限定和准确定位政策性金融的职能，把政策性金融作为商业金融的补充，规定极其严格的前提条件，不能与商业金融争利；二是建立和完善政策性金融的法律体系，改革必须“立法先行”。
在“前沿”栏目中，《经济学、神经生物学和行为科学的综合视角——培养美国未来的劳动力》一文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挂帅，多个学科领域的著名学者共同研究的成果，文章得出了与人力资源有关的一些紧密相关的重要结论，也反映了目前的跨学科研究的趋势和重大政策启发。根据发展心理学多年的研究发现，儿童在交往互动过程中形成的认知、社会和情感能力为他们未来的学习成绩和生产力奠定了基础，幼年时期的早期经历对成年后的生活具有重要的持续影响。如今的社会要求劳动者具有灵活的头脑、独特的能力、坚韧的情感，以及在不断变化和高度竞争性的环境中与他人良好合作的心理，因此，要为未来培养合格的劳动力，将人的潜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最有效和成本最低的战略是在那些贫困的、明显处于弱势的儿童成长的最早阶段，就进行教育上和物质上的投资，亦即对于这些孩子进行积极的环境干预。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在人生的后期对不利环境进行干预补救的效果，远不如在人生的早期提供促进成长的正面经历。预防比补救更有效、而且成本更低，及早行动远胜于亡羊补牢。
今年7月，世界计量经济学会2006年远东会议在清华大学召开，这是世界计量经济学会首次在中国大陆举办的重要活动，共有10多位著名经济学家发表主题演讲，其中包括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主席理查德•布兰戴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拉古拉迈•拉詹、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埃里克•马斯金和清华大学的钱颖一等。我们为本次会议提供了一个简短的综述，并将部分发言的记录整理为专栏，以供广大读者参考。
《小额融资承诺》一文是中国银监会的张晓朴博士特别推荐给我们的，希望在国内关于小额贷款问题的热烈讨论中，能够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在这篇经典文献中，作者乔纳森•莫多克对小额融资在全球的真实业绩和表现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分析，通过大量的数据表明，不管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迄今为止小额融资并没有所宣称的那样成功，许多正面结论经不起仔细推敲，例如，高偿还比率很少能转化为利润，有关的宣传和研究还可能会受到激励的扭曲。所谓“双赢”的承诺，即在获得利润的同时减轻贫困，远远没有得到事实的支持。在一些情况下，小额融资项目的贷款能帮助自主就业者获得资金，但这些活动通常只是借款者收入的补充，不能使借款人的就业模式产生根本转变。迄今为止的研究表明，要真正降低贫困，需要增加经济增长和就业的总水平，小额融资可能对部分家庭有所帮助，但还没有表现出能推动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实力。总之，尽管小额融资运动已经席卷世界各国，为千百万家庭提供了服务，但我们迫切需要更理性的分析，以便更好地采取下一步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