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汪丁丁的学术兴趣似乎有了突然性的爆炸，哈耶克的“扩展秩序”、知识的经济学与社会学、网络经济、教育问题，以及后来令许多人费解的脑科学和生物学领域都被纳入他的研究范围。这本文集所选的文章及内在结构的确如作者自己所说，是他“过去10年来寻路和问学的路标”。
其实，如果对汪丁丁所要探寻的核心问题有所了解的话，这样剧烈的学术转向也算是在情理之中。罗默、贝克尔等人的“新经济发展”理论新就新在将分工及许多长期变量考虑进原有的理论框架之中，使“增长理论”转变成了“发展理论”，于是就可在这样的框架下探讨制度问题；哈耶克“扩展秩序”研究的就是人类制度的演变依据；知识社会学、教育问题，这些在汪丁丁的视角下都与制度变迁有着密切关系；至于脑科学，那是因为作者相信这方面的工作对理解人类演化过程，及所谓的“有意识进化”，能产生揭示性的意义。
换言之，汪丁丁所关注的问题就是人类制度及其变迁。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义”问题，而每一项追求、每一次阅读和交流，“都只是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手段去接近这个最终的‘意义’”而已。
毫无疑问，汪丁丁对前沿理论有着异常的敏感性。在1992年的文章中，他就关注到了阿瑟在“锁入效应”方面的贡献；1994年他对罗默、卢卡斯、贝克尔在经济发展理论方面的新贡献作了非常到位的评述；1996年他就写了实验经济学方面的综述文章。但他似乎极度热衷于理论的统一性与叙述的一般性，在“近年来经济发展理论的简述与思考”一文中，他试图用几千字揭示经济发展的一般过程；在收入此书的“中国的新政治经济学的可能依据”中，他又打算给尚未成形的“新政治经济学”找寻方法论上的基础。想法固然很大，效果却值得商榷。一方面，理论的一般化要求举一纲而万目张，这就经常会使得局部描绘失真，如果没有对核心概念的深刻理解，或许会呈现大而无当的态势；另一方面，“大统一”的希冀又往往与雄伟叙事牵扯在一起，从而令文章玄之又玄，一个把握不好，也完全可能背离作者原初的意图。
《寻路问学》 汪丁丁/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