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海内外学者激辩“中国模式”，意见五花八门，著作不下百种。这场大辩论围绕几个问题展开，本文盘点中外20本著作，看看究竟孰是孰非？马立诚 点击：1次
2006年3月，英国金融时报前驻京记者詹姆斯•金奇出了一本书，名叫《中国震撼世界》，获当年高盛与金融时报最佳商业图书奖。该书最有趣的地方是说，中国崛起的标志，突出表现在2004年。这一年，蒙古、吉尔吉斯斯坦、美国的小偷四处偷井盖，然后卖给中国，供中国炼钢用。中国需求的力量，竟把全世界小偷都调动起来了。
近来，海内外激辩“中国模式”，著作不下百种。这场大辩论围绕几个问题展开。那么究竟有没有“中国模式”呢？
有些人说有，陈志武说没有。2010年出版的《陈志武说中国经济》一书说，中国经济之所以取得成就，是因为把老百姓手脚放开了，等在中国门口数十年的全球化力量进入中国，让中国分享工业革命和全球贸易的好处。那晚清和民国也有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为什么没成功？这是因为中国在1978年以后的增长，是建立在成熟的现代工业技术和自由贸易体系之上的，而这方面的基础条件，在晚清和民国时期都不存在。中国的成就，证明了自由促进发展。政府管制放松得越多，私人空间越多，经济活力越大。人的自由、私有产权，加上市场经济和法治，这是人类的模式，跟人种、肤色、传统无关。这是人类共有的模式，不是什么“中国模式”。
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也不同意“中国模式”这一提法。他认为贪污腐败、环境污染、贫富分化等问题十分严重，谈“中国模式”为时过早。他与奈斯比特合著的《对话中国模式》2010年4月出版，赵启正使用了“中国案例”这一概念来讲述中国发展的故事。
高速增长的路径和诀窍是什么
2009年9月，美国人奈斯比特出版《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试图揭示中国发展的八个原因：解放思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摸着石头过河；艺术与文学的萌动；融入世界；自由与公平；从奥运会金牌到诺贝尔奖。作者在书中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种纵向民主，即从上到下，自下而上的民主。很多人读了这本书觉得大而化之，未能切中肯綮。
这方面谈得比较深入的，最早是林毅夫、蔡昉、李周三人合著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1994年出版。作者认为中国发展的秘诀，是放弃了上世纪50年代的赶超发达国家战略，转而采用“比较优势战略”的结果。他们的观点是，中国经济之所以取得奇迹般成就，是领导层分析了中国资源要素的结构性特点（资源、劳动力、资本的份额比），决定放弃50年代实施的重化工业赶超发达国家的战略，转而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出口，发展乡镇企业和市场经济，从而一步一步提升资本积累和资源禀赋结构，再逐渐转变到资本密集型、信息密集型产业上来。这就是比较优势战略。
吴敬琏也不赞成使用“中国模式”这一提法。他在1999年出版了《中国经济改革教程》。该书指出，中国发展的主线，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变革。中国采取的发展战略，是增量改革战略，即从下而上发展私营经济，避免社会剧烈震荡，保持高速增长。在这本书中，吴敬琏提出中国当前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保持社会公正。他说，政府应该退出市场，国企应该退出竞争性领域。这样，中国的市场才能健康发展。2005年，吴敬琏又出版了《中国增长模式的抉择》，指出，必须改变投资驱动、扩大外需和追求“重化工业化”的增长模式，应当通过技术进步、提高效率和发展服务业，推动经济增长。
2009年，张五常出版了《中国的经济制度》的中文版（此书原为张五常为芝加哥大学2008年召开的中国经济改革讨论会提供的英文论文）。他提出，县际竞争是推动中国发展的动力。中国两千多个县，因追求“财富分成”的利益而展开激烈的县际竞争，是创造经济奇迹的主要动力。张五常认为，在中国各级政府中，县是掌握实际经济权力的。各县在竞争中，除了免费提供土地之外，还免费提供厂房等基础设施，或者把投资者上交的增值税的一部分返还给投资者，这就是为了招商引资而提供的所谓“负地价”。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2008年出版英文的《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提出“80年代发展最优说”。作者把中国改革发展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充满了企业家精神的80年代，再一个是国家主导发展的90年代。作者认为，80年代，农民获得土地经营权，私营的乡镇企业和农村金融空前繁荣，这是企业家资本精神狂飙突进的年代，他举了年广久发财为例。他说，进入90年代，国家资本主义崛起，政府机构大幅膨胀，基础设施建设大量上马，民营企业获得的金融支持度降低，农民负担加重，农村的资本主义发展受到压制，农村经济衰落，农民只好进城打工，造成贫富分化。
美国学者乔纳森•安德森在2009年出版的《走出神话》一书中说，中国经济的成功，证明了华盛顿共识（全球化、市场化、私有化）的有效性，“中国模式”是东亚模式的一种。
中国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中国发展过程中也产生很多问题，比如GDP万岁的片面发展观、贪污腐败、贫富分化、司法不公、环境污染等等，引起各界关注。
英国人马丁•雅克2010年1月出版的《当中国统治世界》认为，西方的现代化只是现代化道路中的一条，中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建立在独特的文明基础上的文明体。中国的发展之路包括政治的发展，建立在自身的历史和文化基础之上，与西方经历的道路“完全不一样”。
他甚至认为，随着西方的衰落，未来的世界将由中国重新塑造，中国将成为世界霸主。
郑永年于2010年出版了《中国模式》一书。该书从国家制度建设、执政党转型、民主发展、中央和地方关系、公民社会成长等不同角度，对中国政治发展作了总结，回答了一些西方人士热切关注的中国问题。郑永年认为，中国的民主是一个渐进过程。目前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公民自组织制度等都还很不完善。
英国卫报前驻北京记者乔纳森•瓦特斯，2010年6月出版《十亿中国人一起跳起来》。该书说，中国经济发展付出巨大环境代价，包括环境污染，水质污染，气候变化，沙漠化等等。他认为，与其问中国会不会统治世界，不如问中国的环境破坏会不会毁灭了世界。中国未来会忙于环境补救。
强大起来的中国将怎样使用自己的力量，要往什么地方走？这是全世界都很瞩目的问题。
美国学者哈珀在2010年6月出版的《北京共识：中国威权模式将引导21世纪》中说，中国在威权统治下的崛起，给西方造成了巨大的挑战和威胁。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特约研究员约书亚•科兰兹克2007年出版的《魅力攻势：中国软实力如何在改变世界》一书说，中国魅力攻势改变了东南亚以及世界秩序，损害了美国利益。中国的软实力包括军事和安全以外的所有方面，即外交、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中国通过软实力的交流与扩张，国际形象有了改变，在国际上形成“万人迷”。但中国价值观的吸引力限于某些特定群体和特定区域，美国的软实力仍然首屈一指。
“中国模式”的基本内涵和特征
“中国模式”的基本内涵和特征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谓百家争鸣。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贺雪峰认为，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发展模式的核心与基础。他的文章收入北大潘维主编的《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中。贺雪峰认为，“中国模式”的秘密在于城乡二元结构。二元结构长期为工业化提供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和其他资源，而且农民可以退回到一亩三分地维生，避免动荡和城市贫民窟。城乡二元结构是必然的、合理的，功不可没。“中国模式”的特色，决定了今后还要长期保留和利用二元结构，切不可着急取消。
俞可平、黄平等主编的文集《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于2006年出版。这本书是围绕美国人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举行的讨论会发言和一些作者单篇文章的结集，收入了二十几位人士的文章。其中，邹东涛说，中国的成功经验，在于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和权威政府，实行经济改革“理性超前”和政治改革“理性滞后”的非对称组合，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但又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
上面提到的潘维，对“中国模式”有一番独特见解。他在自己主编的《中国模式》一书中发表了《当代中华体制》一文。该文把“中国模式”与西方经验对立起来，说中国的成功，是解构西方普世价值的结果。
潘维在解释“中国模式”时，提出了一个中华体制的概念。他说，“中国模式”由经济模式（即国民经济）、政治模式（即民本政治）和社会模式（即社稷体制）这三个子模式合组而成，“三位一体”组建成当代中华体制。这个中华体制颇为繁复，三个子模式又分别各有四根支柱，合计一共是十二大支柱。
国民经济的四大支柱是：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国有金融和大型国企，自由的劳动力市场，自由的商品和资本市场。民本政治的四大支柱是：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强调功过的官员选拔机制，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社稷体制的四大支柱是：家庭构成社会基本单元，社会和单位构成社会网格，社会网格与行政网格重合构成立体网格，家庭伦理渗透社会组织构成管理逻辑。
丁学良在2011年1月出版《辩论“中国模式”》一书中指出，“中国模式”是指过去改革开放30多年不断摸索逐步形成的轨迹，这个轨迹至今仍在持续演变。“中国模式”是由三个相互交织的子系统支撑：支点之一是“核心的列宁主义”的权力架构，即一党领导的威权体制；支点之二是“一切思维和工作都必须以维护稳定为出发点和归宿”的社会控制体制；支点之三是“政府管治的市场经济”——2010年，中国内地经济自由度为51%，在全球183个经济体中位列第140名，香港为90%。
丁学良说，“中国模式”取得的绩效有两大要点：一是保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二是促进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过去30多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8.6%，大众生活水平显著提升。但是，“中国模式”也付出了巨大成本：一是弱势地区和弱势群体受歧视；二是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土地污染异常严重；三是公共部门的腐败现象；四是公共政策还缺乏透明度，政策创新的血管趋于硬化。
丁学良说，近年来，由于出口拉动乏力、投资效率低和居民消费不足，“中国模式”受到挑战。但是，“中国模式”的创新——从小部分人占有巨大财富的小众市场经济，转型为大众共享财富的大众市场经济，受到特殊利益集团和特权阶层的阻碍，困难重重。他认为，如果能够成功转型，那么21世纪将是所有中国人的盛世。
（作者为原《人民日报》评论员、凤凰卫视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