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国穷，原因何在？

   
2008年3月29日下午，哈佛大学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第六届“严复经济学纪念讲座”上发表题为“国富国穷，原因何在”的演讲。以下是这次演讲的主要内容。

我们所观察到的经济事实，让我们看到了今天穷国与富国之间巨大的人均收入差异。当今世界的人均收入差别对于人们的福利、生活水平以及其他方面具有重大的影响。美国和伊拉克选择不同的政治道路不是一个偶然的原因，相对的繁荣改变了，地缘政治将会不同。西欧、北美、南非、亚洲各国今天的人均收入差别与最近的两三百年有关。

一个时常发生在前现代社会的现象是，一个经济体或国家在经历一个时期的经济成功以后就会有所倒退。例如，Hopkins用西地中海中轮船失事（shipwrecks）的数量来衡量罗马的兴衰，他运用这一数据表明与贸易模式（trade pattern）相联系的罗马的兴起和繁荣以及后来的没落，我很喜欢这个例子。事实表明，许多国家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在经历长时间内的经济成功之后，都会不可避免地走向成功的反面，这已成为一种发展模式，被称为“停滞的长期模式”（long-run pattern of stagnation）。而荷兰经济或者英国经济（Dutch and British economy）在现代早期的兴起，打破了这一发展模式。

根据由Maddison估计的人均收入图表，在公元1年到1870年的这段时间里，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是：在最近产生的巨大收入分岔以前，在西欧的部分地区有一些社会的经济在加速增长。而我要强调的是，加速的经济增长与这两个社会的经济制度变迁和政治制度变迁之间很明显地存在部分相关性。例如，荷兰曾是西班牙哈布斯堡皇朝专制统治下的一个行省，而荷兰的经济增长就始于荷兰对哈布斯堡（Habusburg）的反抗。再如，在英国，主要的政治变迁体现于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君主的利益和国会所代表的利益发生了冲突，国会代表了上升中的商人商业利益。发生在国内战争中的冲突和斗争导致了政治变化，最关键的就是对君主的限制和国会权力的上升。它们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它们代表了有别于君主的利益。经济制度上的变迁也同时发生了：金融机构变化了，垄断被取缔，私人产权更加安全了。所以，经济增长看起来与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变迁相关。

Simon Johnson和Daron Acemoglu教授构建了对早期现代欧洲政治制度的估计变量——“对行政部门的限制”（constraints on executive），这些变量是根据对民主以及政治系统中其他方面的数据构建的。他们的研究表明，英国和荷兰出现了政治上的变化，通过政治制度变迁，英国变得与其他欧洲国家显著地不同。历史经验暗示了“经济增长与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变迁有关”的假说。

历史经验对于我们正确理解今天地区间收入差异的原因是十分重要的。有人认为世界收入差异源自于北欧和英国的工业革命，但要注意的是，它们并不能代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一个更加一般化的假说是，经济的增长源于制度创新、特别是看似与之密切相关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变迁。但是，我们的工作所建立起来的直觉是否足够一般化，能否用于理解跨国数据，能否作为合理的解释发展差异的原因？

首先要指出的是，荷兰与英国发展经验同今天的世界人均收入差异有关。最近十年（1985-1995）中人均GDP与产权安全性的关系表明，经济制度与产权的安全性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产权安全性越高，则人均收入也高。也有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了这一因果性的存在，表明如果穷国能够改进经济制度以使产权更加安全，它将会变得富裕。而英国在光荣革命中的政治制度发展主要表现在对行政部门限制上。在跨国比较中我们看到，对行政部门权力的限制同该国经济表现出很强的相关性，对行政部门更多的限制似乎总是伴随着高人均收入。关于荷兰与英国发展的假说看起来与当今的跨国数据及相对发展相一致。假说暗示的直觉表明不同的经济发展与不同的制度（可能是经济制度或政治制度）有关。

一个问题由此产生——不同国家中的不同制度是怎么来的？英国通过抛弃旧制度的方式获得了新制度；而非洲国家的制度很差、激励低下，那它们为什么不改变这些落后的制度？在一个看起来有点停滞的经济中，收入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改善、社会结构的变迁等都来自于快速的经济发展。我们判断制度好坏的想法实质上是一种政治观点。君主认可了垄断，掠夺了人们的财产，这对君主来说是好的，但对整个英国社会来说是可怕的。后来怎么样了？是否有人劝詹姆士二世说这对整个社会有害？社会并没有等待他，他在战争中失败了。战争使制度发生了变迁，君主不再拥有同样的权力了。社会中有冲突是因为不同的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对社会群体具有重大的影响。一个社会有怎样的制度是一个政治过程的结果（outcome of a political process）。

英国的政治变迁导致了激励环境的改进。我们常常希望政治过程能够产生好的经济效果，但结果往往是相反的。导致这一答案的有两个机制：一个是特定的经济状况决定了社会中的收入分配，使得某些人无能力改变、而某些人有能力选择可能对整个社会不利的制度；另一个机制是，制度不仅仅分配收入，还分配政治权力，特定经济制度的特定政治后果也同样重要。这里有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南非，南非的历史是一个很直观的例子，刻画了一种经济制度，它对于整个经济非常不利，但对小部分群体却很有利。南非是英国的一个殖民地，类似美国、加拿大，不同的是在英国统治期间，北美的原住民死于疾病，而南非由于和世界其他国家有着长期贸易联系，原住民对于疾病具有免疫。南非的社会大多数人口——大约85%——是黑人，白人人口比例低于15%。南非的经济被组织成一个有利于白人从黑人身上抽税的系统。白人拥有约占国土面积90%的广袤土地，黑人被迫回到他们狭小的聚居地，为了用低工资雇佣黑人工作，白人使得全国很多地方无法形成独立的维持生计的经济。更进一步的是，为了让黑人在农业部门工作，白人限制他们获得技能和接受教育的机会，列出他们不能涉足的行业及资格，使得黑人进入了低技术劳动力市场（low skill labor market），从而获得低工资待遇。从1917到1994年，白人的人均收入一直都是黑人的10倍左右。可以说，为了满足白人从黑人身上抽税，劳动力市场制度，土地和资本的可获得性被完全扭曲了。

另外一个例子表明了政治怎样影响经济制度。通过细察塞拉利昂（位于西非）1913和2005的地图，我们会惊奇地发现：1913年地图上有一条铁路在2005年的地图上消失了。塞拉利昂曾是英国的一个殖民地，独立于1961年。独立初期，北方和南方分属不同的势力范围，代表北方势力的史蒂文（Siaka Steven）在掌权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拔掉铁路，以孤立和破坏支持南方势力的经济，以控制国家的中心地带。这个社会主要的出口品是咖啡，位于铁路沿线的曼德兰（medland）是最重要的咖啡产区，咖啡通过铁路运送出口，而现在铁路消失了，对于咖啡种植者和塞拉利昂的经济极具破坏性。那史蒂文为什么要拔掉铁路？因为这给史蒂文带来了政治上的优势。还有很多很多类似的例子。这些例子说明了政治偏好和制度冲突对于理解我们拥有何种制度非常重要。

英国的光荣革命后，权力从君主手上转移到了具有不同制度利益的国会群体上。权力被对社会合意的经济制度有所偏好的社会群体所控制。同时也有政治制度的变迁。光荣革命改变了政府的特权从而遏制了垄断。英国人开始于一个不好的制度，但他们发展了它。这一制度的发展是光荣革命前的一个世纪里发生的社会经济变迁的结果。一个是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这是修道院衰弱（expiration of monastery）的结果。可以从社会群体拥有的土地的百分比看出来：在1436年时，士绅阶层（gentry）只拥有少量的土地；在英国历史上，士绅是具有商业倾向的地主，他们为市场生产，通过并购教堂的土地而实现扩张；土地的扩张加快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到1866年，士绅成为对改变经济制度和控制专制统治具有强烈兴趣的群体。另一个在17世纪发生的事件是远洋贸易的扩张。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在于，17世纪英国的政治冲突发生时，投资于贸易的商人对于制度变迁有着强大的推动力。在国内战争中，他们站在了国会一边，并且对于改变既有的经济政治制度有巨大的兴趣。我想这期间的巨大的结构变迁——英国社会，土地的所有权，以及商业扩张——对于利益和社会权力的分配有着巨大影响。光荣革命是一个在质上很不同的社会革命。一般来说，革命的总表现为：它发生了，但后来倒退了。 Robert Miehels教授称之为“寡头铁律”（Iron Law of Oligarchy）。寡头铁律描述了这样一种情况：社会的高层改变了，但他们的利益及行为与先前的统治者们并没有什么区别。但在英国，国会从君主那里得到了权力以后，却以不同的方式行事。光荣革命在英国发生以后出现了很大的分岔。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新的技术通过工业革命传播到西欧各地，拿破仑时期的西欧通过国家间的冲突和制度创新，推进了经济发展。这使得西欧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差距拉大了。

工业革命的成果快速传播到了西欧低水平国家，但没有传播到非洲。为什么非洲出现了停滞？制度瘫痪的观点可以解释为何非洲那么穷：非洲的经济制度没有创造出对经济繁荣、资本积累、产业创新的恰当的激励。将非洲和欧洲加以比较可以发现：荷兰和英国、以及之后实现发展的欧洲国家，与美洲，亚洲的海外贸易对于经济，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具有动态影响。而在非洲的贸易则是一种所谓的“奴隶贸易”。奴隶贸易对非洲社会带来了可怕的后果：它破坏了非洲的政治，使非洲国家变成了机器；国家内部、国家之间充满了战争，这对于非洲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有着恶劣的动态影响。在现代早期，分岔在西欧与奴隶贸易盛行的非洲产生了。非洲有一个国家很成功，就是博茨瓦纳，作为英国殖民地，它的制度在非洲国家中显得不是那么典型，因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拉丁美洲国家不同于18世纪的非洲国家，它们是独立的，不是殖民地，无需听命于伦敦或者巴黎，它们有权选择自己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但是在拉美也存在着收入分岔。这也要追溯到现代早期。除了极少例外，19世纪所有的美洲国家都已经获得了独立，但北美（如美国、加拿大）获得了经济成功，发展了工业，技术发展得也很快，而拉美却完全停滞了。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南北美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有很大不同。在拉美的早期历史中，西班牙的殖民者在印加帝国的基础上建立了利于他们进行寡头统治扭曲的劳动市场，强迫劳动力参加劳动。但北美的情况则不同。1670年，当英国人到达北美时，在弗吉尼亚登陆并建立了詹姆斯敦（Jamestown），英国人最初的策略是抓到印第安酋长，因为一旦抓住酋长，印第安人就会提供黄金、白银、劳力。于是，他们派出军队在詹姆斯敦街上玩球，试图引诱酋长进攻詹姆斯敦。然而，这一策略对印加帝国来说很有用——因为印加拥有巨大复杂的社会，高人口密度可以负担公共品税收，但在印第安社会却难以发挥作用——因为它们的原住民没有南美那么多。英国人很快意识到，无法在北美建立一个类似南美或者南非的殖民社会，所以必须让英国人来工作，并且给予他们在殖民地的政治权利。早期历史中南美与北美的社会类型显得不同，很大原因在于它们的初始情况（如经济中的人口数量）不同，之所以无法在美国或者加拿大建立类似南非的殖民地，是因为北美没有黄金以及多余的原住民可以被剥削。早期创立的社会制度对于19世纪的社会有着重大影响。例如，政治权利（political rights）在南北美之间差异很大，这在19世纪就已经存在。拉美没有民主，他们是少量寡头统治的政权；北美则一直是一个良好的民主社会，国家中的很多黑人在20世纪60年代拥有了选举权。在今天，北美产权的安全性较南美高，对行政部门的约束也较高，不同的制度造成了不同的发展绩效。如果我们从美洲或者非洲开始看，能够找到一个基于历史的制度原因，它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分岔背后的制度一致。

为了使理论更有说服力，我们必须考虑制度的持续性（persistence of institutions）。首先是美国的例子。在国内战争以前，美国南方是一种庄园经济形态，他们利用奴隶制从事棉花种植。奴隶制一般被看作一个极差的经济制度。所以和北方相比，南方的城市化水平较低，工业和基础设施较少。国内战争废除了奴隶制。这看起来解决了南方的问题，美国南方应该变得富裕了。但据统计，美国国内战争前，南方州郡的收入水平低于美国平均水平；而国内战争以后，部分南方州郡的收入水平进一步下降。导致这一结果的机制是：当奴隶制不合法时，我们就不能再利用奴隶制了，但我们拥有其他的工具无法实现类似奴隶制的效果、无法达到剥削黑人的目的。所以，今天我们拥有的制度和过去的制度有极大的关系。经济本身又重新创造了制度。谁在战后重新创造了这些制度？阿拉巴马州是一个棉花产区，根据社会学家搜集的数据，发现在该州的三个黑人带（Black Belt）上，在战前拥有大量土地的个人，在战后依然拥有大量的土地。由于劳动力对土地的依附，他们在战后仍然能控制大量的劳动力，并有能力对经济制度进行改造。因此，尽管经济制度发生了变迁，但激励环境依然维持着原样。社会制度可能发生了变化（比如变成了社会主义性质的、抑或资本主义性质的），但这种变化只是社会精英的变动，是一个寡头行为，新的社会精英会采取与先前社会精英相同的做法。这就更凸显出英国革命的不同凡响，它的意义在于，它不是由一部分社会顶层代替另一部分，而是质的变化。

另一个重要例子是玻利维亚革命。有如其他拉美社会，玻利维亚的三个家族控制了锡矿，锡构成了该国90%的出口，同时玻利维亚具有很高的土地集中度。革命由称为“MNR”的国民运动发起，他们收回了锡矿和大量土地，土地被分配给农民并废除了奴隶制。但这并没有促进玻利维亚的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在革命前后都维持在0%左右。我们根据对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估计发现：在革命之后的十年里，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不平等程度开始恢复到革命前的水平。MNR的成功使得新的政治精英代替了先前的精英，但掌权者和国民之间的关系并无改变。顶层变化了，但社会制度的本质是一样的。这看起来有些悲观，但现实就是如此——一些事情并不必然会因革命而改变。

但有趣的是，政治均衡自己发生了。经济结构的变迁在这之中非常重要。一个例子是美国棉花采摘的机械化。棉花采摘是劳动密集型的，在机械化以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棉花采摘的技术发生了变化，机械化出现，不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了。二战后大量劳动力移往北方，激励环境变化了。技术变化导致了激励的变化。

我试图根据英国经验和近期的跨国实证研究，给出对世界相对发展差异的制度经济学解释。尽管政治制度使得经济制度的变迁成为可能，但它也带来了制衡（checks and balance），我们依然没有真正理解为何英国能够避免寡头铁律。英国的经验说明，很难创造一个对发展有利的政治均衡，这也是为什么世界上还存在众多的贫穷的原因。亚洲的政治均衡在同非洲、拉美在质上存在很大的不同。比如非洲和拉美就没有所谓的发展中专制（developmental dictatorship）。但是我通过对于西欧以及非洲，拉美的考察所提出的解释，对于它们自身仍有很大的解释力。

 

（竺劲整理，未经发言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