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过一些海外学成的华人经济学家的报告〈如张五常、杨小凯、徐滇庆等等〉，也听过一些国内学成的经济学家的报告。给我感受最深的是：两者对经济学研究的思维方式存在很大的差异。和圈内的几个朋友交流后，发现他们也有同感。
事实上，比较一下中西方研究经济的学术文章，我们也能很明显地看到这种差别。一般来讲，西方的一篇学术文章要传递以下四个方面的信息:1.本文的研究工作要做什么；2.与本文研究工作相关研究的进展如何；3.本文的研究成果；4.指出本文还有哪些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注意的地方。
笔者认为，这种学术文章的结构好比是知识积累过程中的一个链环，文章的来龙去脉一目了然，非常有利于知识的连接和积累。即使文章的研究成果不可取，也为后来者作了一个此路不通的标志。毫无疑问，做这样的文章非常辛苦，要求作者对涉及领域的知识相当全面，详细注明观点出处的要求更加大了工作量。
目前仍有许多中国学者不习惯这种文章结构。而国内的许多文章〈绝不是全部〉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现状描述，眼下很流行对数据的大量堆积，这也顺应了西方崇尚量化分析的潮流，不过这里的堆积和所说的数量化才法有本质的区别；2.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论述，出现很高频率的词如"全球化趋势""生产力决定""适应""市场化的需要""居民需要""历史说明""比较显示"等等；3.理论分析，主要在概念上圈来圈去，严谨一些的也有引文出处，出现频率很高的词如"根据""足以说明""某某说""会议精神"等等；4.措施与途径，出现很高频率的词如"综合治理""适度把握""既不能也不能""明晰产权""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激励与约束统一"等等。确实，这种文章逻辑相当严谨，即使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除了指责文章内容空洞外，也不能说这样的一篇文章有错。并且这种指责马上会招来反驳:吵吵闹闹的西方经济学对经济生活又有多大的指导意义呢?特别是面对在这种模式中浸淫了几十年的某些权威，指责反而会招来一顿教训。因为这些权威不仅文笔好，写起这样的文章来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洋洋洒洒数万字，而且他们的口才特别好，旁征博引，引经据典，讲起来头头是道。
我冒着被教训的危险，还是要表明我的观点:这种模式的文章极不利于经济学知识的积累。他们混淆了学术文章与一般政论文的区别，所以这样文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跟着政策兜圈圈，围着热点打转转。在探索客观规律的道路上没有做出哪怕了点儿贡快。说白了，这些文章对学术研究来讲是垃圾。
这种文章还有极大的外部效应，它们严重污染了学术氛围。受到污染的氛围极不利于那些真正做学问的人；他们几乎没有能够利用的研究成果，没有对象进行学术探讨。根据报酬递增规律，经济知识的快速积累不可能发生在只有极少数经济学家的情况下。如果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氛围不净化，中国经济学研究与西方的差距将是越来越大。中国经济学家对诺贝尔奖的期待就会遥遥无期。
对这样文章的过多指责显然有悖于经济学的理论。在经济学中，我们很少指责某件商品价格太高，而要求供给者主动降价。从供求关系的角度来讲，这种文章自然有它形成的机理。笔者认为，不合意的市场均衡根源于畸形的机制设计。这里避开主流社会意识对这种文章模式的深远影响，仅想谈到的是中国畸形的高等教育体制：博士生硕士生发表论文量化，教师评定职称发表论文量化。试想，有几位博士生硕士生敢冒不能毕业的危险去钻研需要时间作保证的前沿课题；教师显然是理性的，用最小的努力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为了毕业为了职称，于是最好的办法就是按上述模式写文章，不用淘神费力，并且符合大多数杂志的传统。如此一来，可把某些杂志社喜煞了，季刊办成了月刊，月刊办成了半月刊，版面费更是翻着跟斗地涨。
我认为，试图用一种新制度来矫正畸形制度的努力是徒劳的。比如，一些大学指定论文必须发表的期刊，一方面学校为期刊的指定吵得不可开交，另一方面导致许多学校对学生学术水平的要求一下子就高过了导师〈如果作者发表论文的期刊代表学术水平的话〉，因为有许多导师也没有在指定的期刊土发表过文章。让我们看看现在的均衡点:权威期刊只有那么几本，每年发表的文章有限，而全国有那么多的攻读学位的学子，有那么多渴求职称的教师。所以均衡点在于绝大多数学生不能按期毕业，职称将难于取得。
为什么不直接用毕业论文水平衡量一个学生是否达到一名博士或硕士的水准?香港大学的法学院曾经连续13年没有授予过博士学位，原因就是毕业论文不能被评阅小组通过。1996年诺贝尔奖得主莫里斯三十刚出头就被牛津大学聘为终身教授，当时牛津大学经济学终身教授只有三四人，这里特别强调的是，莫里斯当时还没有发表一篇像样的文章。而在国内这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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