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
---- 大洋两岸的对话
如何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这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1995年，林毅夫教授就曾在《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贺 <经济研究> 创刊四十周年》一文中，系统阐述过这一问题。十多年来，随着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应用程度的不断加深，海内外著名经济学家、国内经济学者、留美学生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过多次讨论，《经济学家茶座》也刊登过大量的相关文章。
今天，这一问题又引起了大洋彼岸的一位西方著名经济学家——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的John Whalley教授的注意。John Whalley教授是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主要开创者，在国际贸易、可计算一般均衡、公共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研究领域享有盛誉。近年来，John Whalley教授十分关注中国经济和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这篇文章最初就是源于他与在其政策模拟实验室工作的中国学者之间的一次日常学术讨论。当一些国内学者看到这次讨论的记录稿后，均建议将其发表出来，以期引起国内的经济学者和学生的再次关注。John Whalley教授担心自己对中国的经济学研究现状理解不全面，建议邀请余永定、汪同三、李实等几位与他熟识的国内著名经济学家进行补充和评论。借此机会，我们还邀请了田国强、陈智琦、洪永淼等海外著名华人经济学家，王诚、姚洋、张军等经济学期刊主编，以及多位青年学者共同汇聚畅谈。
与以往几次讨论不同，本次讨论起源于一位深谙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的谈话，讨论跳脱了早期的“中国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争，在现代经济学语境前提下，探讨了国内青年学者在中国经济问题研究过程中出现的泛用模型问题，探讨了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与纯理论研究之间的关系处理问题，探讨了国内青年学者在全球化背景下从事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的路径选择问题。
在这篇文章中，既有经济学名家的点拨传授，也有知名青年学者的科研体悟；既包括学理的、方法论方面的讨论，也涉及到与学术研究相关的更广泛的话题，下面是一位青年学者在其博客上发出的困惑：
“经过这些年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工作经历，发现有几个问题需要弄清楚，我自己对其中的某些问题也不太清楚，这些问题不是技术方面的。
1、作为一个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和首要条件是什么？—— 我认为，可能是良好的品德。
2、作为一个学者，做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什么？—— 金钱？虚名？推动学术进步？
3、作为一个学者，如何去展开自己的研究工作？—— 追逐热门？个人兴趣？现实中的关键问题？
4、作为一个学者，采用何种研究方法？——追逐前沿方法？采用适合的方法？” (吴一平，浙江财经学院)
也许，这篇文章会给跟他具有类似困惑的青年学者和学生一些启发。
一、一位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观点
（一）John Whalley教授 访谈
John Whalley：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授，国际计量经济学会院士，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研究员，欧洲经济顾问组织CESifo全球经济研究室主任，加拿大全球治理创新中心（CIGI）首席研究员。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主要开创者，国际贸易、可计算一般均衡、公共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研究领域的资深教授，曾任《The World Economy》杂志主编。
近年来，我一直比较关注中国经济，多次到中国，和政府部门、重要的研究机构、大学的学者进行学术交流。我认为当前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中有一个现象需要引起关注，许多青年学者试图跟随和仿效西方经济学者的研究。但是，北美和欧洲杂志论文里用到的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很多并不适用于直接拿来用于研究中国问题。我的建议是根据中国的情况进行些调整和修正，比如在简单的经典最优化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一些具有中国特质的东西，诸如集体身份认同感、全民所有的生产单位（国有企业）及其它。中国的一些青年学者似乎忽视了中国国情，一味机械地模仿国际杂志上论文的范式。仅仅简单地将新古典主义模型生搬硬套地运用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可能会导致错误。
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部门结构，这与外国的部门结构大不相同。另外的一个特点是身份认同，集体身份认同，而非个体身份认同。我读过一些西方学者写的关于中国劳动力市场供给行为的论文，他们在论文中描述的效用函数是商品消费和休闲的函数，没有考虑到家庭。而在中国，每个人是在为家庭工作，个人的决策考虑了家庭利益，所以我们在做研究时需要给出家庭的效用函数。西方文明强调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平等自由的价值观，每一个人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东方的儒家文化强调群体价值，家庭是组成社会的个体单位，儒家认为个体始终处于个人、家庭、社群的网络之中。
如果仅仅将西方的模型不做任何修正的直接套用到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可能会得出有误导性的结论。就我在中国的经历而言，我和不同年龄的中国一流学者有过深入的交流，当我和正居于决策层的一些资深中国经济学家（如六十或六十岁以上）交流时，他们对此现象也忧心忡忡，一些青年学者试图直接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的诸多问题，他们对这些青年学者是否真正了解并能准确解释中国问题持谨慎的态度。所以，我感觉目前正居国家决策中枢的资深经济学家和青年学者间可能存在很大的认知差异和知识结构上的代沟。青年学者希望未来几十年间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能更快速地向西方靠近，但如果忽视了对中国现实的关注，这可能会有些问题。
有一些中国青年学者重视钻研模型技术，而不太关注中国经济。据我了解，可能是因为目前在中国，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是专业晋升中很重要的条件。一些青年学者认为，在其学术研究生涯中最重要的事是在北美和欧洲的杂志上发表论文，提高国际排名，以取得职业晋级，而国际期刊通常没有关注中国经济的特性。在政治科学中，美国政治和加拿大政治是不同的课程，因为各国的政治制度是迥异的。在经济学中，通常将马达加斯和法国、美国按相同的研究方法来处理。但是，应该在经济学研究中考虑到不同国家的特点，在我看来，这一点对于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尤为重要。
近三十年来，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技术来进行政策分析一直是我的研究方向之一。我们应该更重视文章的思想性，而不是模型中有多少个方程，以及方程结构的细致程度。此外，对于数值模拟得出的结论的应用要审慎，这些结果是参考性的，而不是精准的，不能直接精确地用于政策决策，而仅仅是提供适当的方向性的指导。
美国金融危机促使西方经济学者加强了对现实经济问题的关注，我想，这对中国学者或许也会有些启示，特别是对于中国的青年学者而言。
（以上文字稿源自2008年10月16日下午在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经济系，John Whalley教授与在其政策模拟实验室工作的中国学者的一次随意学术聊天的记录，基于对中国的经济学科发展的关心，John Whalley教授接受了中国学者的提议，同意将上述聊天记录发表出来，并建议能邀请一些中国的学者对此问题进行补充，以免自己的观点有偏颇。）
代 谦：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副教授
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本身也在迅速转型，由以前盛行的苏联范式向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转变。今天的中国经济学已经与十年或二十年前大不一样，对比今天《经济研究》上所发表的文章和《经济研究》十年前所发表的文章，你会感受到这种巨大的差异。而十年二十年前却正是我们这一代人刚刚接触经济学的年代。目前中国经济学就像台湾经济学的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估计还有不到十年的时间，中国经济学的转型就基本上完成了。换句话说，等到我们现在所教的学生“出道”的时候，中国经济学的转型过程就基本上完成了。显然，国外的经济学家也注意到了中国经济学研究所发生的变化。实际上，在2008年复旦大学召开的第二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研讨会（YES）上，大部分与会青年学者都认为中国经济学界利用现代经济学的规范和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的学理准备已趋于完成。
在中国经济学的转型阶段，我们看到了国内大量的学术论文表现出练习的性质：要么将国外一个主流模型人为的修改某个参数，稍稍解释一番，然后将原始模型所得出的结论在修改的模型中重新推导一遍，而不去考虑修改的模型是否适用于自己所研究的问题，文章充斥数学方程，但是文章抽去数学模型之后，什么都没有；要么机械套用国外现成的计量模型，利用中国的数据再估计一遍，来一篇“来自中国的证据”的文章，而对原始方法的适用范围、条件不做考虑，也不考虑自己的数据是否满足估计方法的要求。现实中的学者面临很多现实的压力，现实的压力使得更多的学者单纯追求文章的发表而并不考虑学术本身的严肃性[1]。以学术研究的眼光来看，这样的学术文章离真正的学术研究还很远，但是这却是中国经济学转型的必由之路。先是模仿师傅做练习，然后才有可能原创。
现在的问题是，当我们将现代经济学技术层面上的技巧差不多学习完毕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利用主流经济学的规范和方法体系进行自己的经济学研究？经济学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学科，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是经济学的特点。中国的经济学者进行学术研究的意义并不在于自己用的理论模型多么复杂，利用的估计方法多么先进，自己追踪的文献多么新，自己所关注的问题美国学者多么关注等等；而在于自己是否在中国经济现实中发现了已有的文献无法解释的新问题，自己是否对已有的旧问题提出了新的解释，新的观点和新的解释逻辑上是否合理，是否符合现实等等。当我们在现代经济学基础知识方面的准备基本完成的时候，我们应该认真思考我们进行经济学学术研究的意义何在。数理工具仅仅是学者们表达自己思想的工具而已，它有非常多的优点，所以现代经济学普遍采用；但是如果认为现代经济学就是数学，那么就真是本末倒置了。没有经济思想和经济逻辑的数学模型，仅仅只是没有灵魂的躯壳。斯密的国富论完全不用数学，但是他关于市场机制的思想却是整个现代经济学的核心；李嘉图也不用数学，但是比较优势理论却长盛不衰。看看AER、JPE、QJE上的文章，经济学大师们对于复杂问题的分析举重若轻，把繁复的数学证明放在附录中，正文中的模型非常小巧，文章所要讲的故事放在文章中，引人入胜，但是如果你要自己动手推导文章中的命题，却发现需要非常深厚的数理功力；反观我们国内学者的文章，经常把数学证明放在正文中，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用了数学工具，恨不得向全国人民报喜，文章本身的思想和逻辑却单薄无力。我始终认为年轻一代有工具和研究方法，但是经济思想、逻辑训练以及对中国经济现实的把握方面远不及上一代人，我们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向前辈学习！
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关注应该是未来中国经济学科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中国学者在研究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问题方面并没有什么优势。例如中国的学者如果对中国的农民工歧视问题视而不见，挖空心思研究美国的黑人白人歧视问题，那是非常可笑的事。在这里，我没有资格去对中国经济学的未来指手画脚，但是就我自己的研究来说，我自己仍然会坚持中国问题导向。
我们都是转型的一代人，转型的一代人有转型一代人的使命，如何将转型过程变得更快一些，如何为后面的学生和年轻人奠定一个比较好的基础是我们这些人所需要考虑的。我们的任务是如何将学界这种重技巧和方法的研究路数、如何将那种不分青红皂白套用国外方法和模型的研究思路转向真正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我想我们的任务并不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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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经济学研究的转型不仅意味着研究方法的转型，更意味着研究规范、学术制度本身的转型。这个问题更加复杂，需要专门讨论，在此并不展开。
潘士远：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化和规范化水平是最高的。也可能正是如此，如何提高中国经济学的整体研究水平，从而更好地与国际接轨就成为大家关心的问题。我认同John Whalley教授的观点。与其他学者相比，土生土长的中国学者对中国现实的了解有天然的优势。如果我们不利用这一优势，为中国经济学，乃至一般经济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那么显然我们本身就没有学好比较优势理论。这样，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道路也可能不会是最有效的。
但是，要在中国问题和一般经济理论研究上取得突破，我们需要对现有理论进行深入了解。由此，在这一层面上，许多年轻学者强调建模技术本身可能并没有大错。因为只有在深入了解已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才可能创建新的经济理论。同时，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建模技术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最终想要的是，中国独特现象和漂亮（实证和理论）模型的有机结合，以促进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国际化。可喜的是，一些中国学者已经在这一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这里，我还想谈谈另一方面的问题，这也仅是一孔之见。没错，中国的一些现象，包括John举的几个例子，确实比较特殊，照搬西方的经济理论来解释这些现象肯定做不到尽善尽美。但是，当我们强调中国问题的独特性时，要尽量做到不要矫枉过正。如果大家在学术交流中，过分强调中国问题的独特性，这可能无益于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首先，在经济学修养上，我们与西方有着一定的差距。我们中的一些人，至少我本人，并不非常了解西方的经济发展史和经济学说史。因此，当强调中国问题独特性时，我们可能会犯错误。这有两种可能：一是，一些现象在其他国家已经发生过，已有的经济理论也已经解释过，但我们不是十分清楚；二是，已有理论可以解释一些现象，可是我们没有琢磨透它，误以为它不能解释这些现象。其次，在经济学研究的整体水平上，我们与北美和欧洲有着相当的差距。因此，即使暂时没有考虑中国问题的独特性，运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一些中国问题可能也有其价值。先模仿再自主创新可能是有效率的。这可以成为中国经济学发展所要迈出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一些中国学者一定可以在考虑中国问题独特性的基础上发展出一些新的经济理论，从而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学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杨其静：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企业与组织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副教授
在我看来，John Whalley教授其实在提醒我们必须认真思考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国的经济学家的职业责任是什么？进而激发我们不得不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即中国经济学界需要什么样的国际化？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最好从经济学研究的两个层面来寻找答案。
作为一门研究稀缺资源约束条件下当事人如何最优决策的科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具有普适性。揭示这些普遍规律并在分析方法和技术工具进行创新，自然就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经济学家的共同职责。从这个角度看，世界上并没有西方的经济学和中国的经济学之分；而所谓的差别更多地体现为我们在经济思想、理论框架、分析工具和技术手段等方面与西方同行的差距。因此，是否需要向西方经济学界学习并在经济学教育中加强经济学分析工具的训练，不应该再是中国经济学界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而且，当今的中国经济学家也承担了一个重要职责，即在国际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以显示我们的研究水平得到了国外同行（老师）的认同并赢得更多的话语权。
如同中国体育健儿需要赢得奥运会奖牌，我们应该为那些在（尤其是顶级）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的中国经济学家鼓掌。不过，这似乎还不是整个中国经济学界短期能够实现的目标，尤其是在那些涉及经济学理论框架、分析方法和技术工具等基础领域做出突破性的、引领性的创新更是不太可能，因为这需要长时期的学术沉淀与积累。更重要的是，这也不应该是中国经济学家首要的社会职责。
经济学不是智力游戏，其价值和魅力在于对现实生活的深刻剖析，并以此为基础为我们提供一些可供社会选择的、用于改进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的行动方案。这注定了经济学研究从来都是问题导向型的，其原动力来自于经济学家们的“经世济民”的社会职责。
由于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同，所面临的问题不同，因此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同。虽然经济学无国界，但是经济学家却是有国界的。各国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家的精力也是一种稀缺资源；对社会最优价值的配置方式就是将这些资源主要用于研究与本国相关的一些重大问题上。比如，移民和种族问题很受美国经济学家关注。但对中国来说，发展和转型问题才是当前的核心问题，因此利用现代工具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应该是我们最主要的任务。
此外，与自然科学不同，各国的经济学所面临的研究对象是生活在特定社会中的人。由于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制度环境中，因此当事人的行为方式会呈现出很大的差异。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差异并不是可以剔除掉的干扰因素，而且也不可能通过实验室手段来剔除。这意味着，有效的经济学分析必须考虑到经济现象所存在的特殊历史社会环境；相应的，经济政策必须充分考虑到该社会的特殊性，否则未必有效，甚至反而有害。
从这个层面来看，中国经济学家的首要职责就是正确地剖析中国问题的本质，搞清楚其发生和改变的条件，而不是单纯地追求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只要我们把中国问题研究得足够深入和精细，国际（顶级）刊物自然会刊出我们的论文。到那时，“中国的就是世界的”，我们也就不必为国际化不足而苦恼了。
不仅如此，对中国经济学界来说，这也是最可行的国际化道路。毫不夸张地讲，若不是对相关问题有深入了解和心灵体验，那么经济学家们的研究将是无米之炊，无的之矢。事实上，两个层面的经济学研究往往是相互促进的。绝大多数被我们视为揭示了一般规律的纯理论都源于作者自己熟悉的欧美社会中的某个故事；而且，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是经济学家对一个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过程中获得的。对我们而言，中国的发展和转型等现实问题的切身感受就是我们的最大优势，而且也最有可能在相关研究中对经济学发展做出一般性的贡献。
徐现祥：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主任，副教授
我认同John Whalley教授的判断。作为一个中国学人，如何在中国做经济学研究确实是一个很要紧的问题。这里也许根本就没有标准答案，中国的青年学者用自己的行动给出不同的探索性答案。
一部分学者，在理论上，选择了直接把一些规范的经济学模型搬过来或适当修订，阐述中国经济的运行；在实证上，用中国数据“重复”一遍别人现有的实证工作。但也有一部分学者，致力于观察中国经济实践，基于此提出令自己好奇的问题（也许是科学的问题），通过规范的表述、论述，给出内在逻辑一致的解答，以期增进对中国经济运行的理解，找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推进经济学的认知。坦白的说，我个人倾向于后一种选择，但也相信这绝对不是唯一的选择。
其实，中国几代海归经济学人也用自己的行动给出了不同的探索性答案，比如专心追求本土化；倡导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致力于纯理论研究、国际发表。勿庸置疑，海归经济学人的选择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中国目前不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中心，如果接受了系统的现代经济学训练的海归青年学人致力于纯理论研究，直接做抽象理论出了较大成绩，那么必定形成较大的示范效应，影响甚至引领中国青年经济学人的选择。
随着中国经济现代化、国际化进程的推进，在中国，经济学科也必然是不断现代化、国际化。这是历史赋予当代中国学者的历史使命。但问题是，在中国，什么是经济学的现代化、国际化呢？对这个问题，我们显然缺乏共识。转轨时期，中国经济学人论文发表上，即在产品的销售上，面临国内国际两个学术市场，自然存在多样的选择。正如贸易理论所揭示的，对于作为厂商的单个经济学人而言，是否选择出口以及何时出口，这是一个要紧的问题。一旦选择了出口，致力于在国外学术杂志上发论文，是选择产业间贸易还是产业内贸易呢？则是随之而来的系列问题。我们很难期待，在转轨时期，中国经济学人对这些问题有着标准答案。
如果尝试引领中国经济学人的选择，还有必要厘清一个基本的问题，作为厂商的经济学人为什么要生产？在这个讨论的前言中，我们看到吴一平博士提出的了一个关键问题：“作为一个学者，做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什么？—— 金钱？虚名？推动学术进步？”对于研究的目的，文章中参加讨论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如掌握话语权，追求真理，经世济民、兼济天下，学术报国等。很难期望中国经济学人从事经济研究、学术生产的目标是单一的，如果从事经济研究的原始动力是源于满足自己对周围世界的好奇心，顺便解决了生存、服务社会等目标，我相信，在中国，经济学的转轨之路会更加的和谐、光明。
总之，转轨时期，中国经济学人在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如何销售等问题上，缺乏共识，产生了不同的选择，甚至争吵。我个人认为，这未必是坏事情，多样的选择、以及不同选择之间的良性竞争与合作，在中国，绝对是推进经济学科现代化、国际化的一杯凉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