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1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CCER论坛讨论人民币汇率政策改革问题。我们分两期报告论坛概况。这是第二期简报。
肖耿教授：
人民币实际汇率为什么要升值？卢锋教授强调，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追赶推动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姚洋教授认为，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这点不一定成立，主要原因是发展中国家有很多的剩余劳动力。巴拉萨-萨缪尔森定理的条件是充分就业，这在日本和香港是成立的。
黄益平教授和卢锋教授都强调了汇率对于经常项目失衡具有调整作用。汇率也是一种价格，如果价格不是市场化的，那怎么调整所谓的非均衡呢？姚洋教授指出中国存在许多扭曲，比如剩余劳动力。这种情况下，如果让汇率完全市场化，可能会出现经济体没有效率，或者巨大的财富重新分配等后果。
我认为中国过去面临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工资和CPI上涨太慢。通胀率太小，导致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在人民币升值上。对于中国这样一个GDP增长率超过10%的国家，CPI如果才1%或者2%，那就太低了。更重要的是，在计算通胀的时候，像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价格上升都没有计算到里面。现在房价上涨太快，如果计算到CPI里面，人民币反而应该贬值。中国的劳动力很廉价，制造业的原料成本很低，但城市住房的价格却非常高，因此统计口径上的问题使中国的通胀没有被正确估算。
前面几位教授没有提到汇率对资本存量的影响，实际上中国的外汇储备是有泡沫的。举个例子，十年以前美元比人民币更值钱，但是过去几年所有的老百姓都希望把账户上的美元换成人民币，原因就是存在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为什么会有升值的预期？因为我们对通胀的容忍度特别低。而如果通胀率不上升，就一定会产生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美元被中央银行所吸纳，外汇储备就不断上升。而如果我们可以允许比较高的通胀，外汇储备的泡沫就可能逐渐破灭。一个理想的状况是老百姓的账户上既有美元，又有人民币，可能还有欧元等其他货币。因此在讨论人民币汇率时，资产泡沫是值得研究的。
卢锋教授：
讨论人民币汇率问题，一方面要结合中国现实情况，另一方面也要借鉴经济学理论常识。从理论上看，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对讨论经济追赶与本币实际升值具有借鉴意义。这是长期效应，讨论一两年短期情况不一定适用。考虑我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可贸易部门生产率长期持续追赶，这一理论对于理解目前情况有相当认识价值。运用时要注意一些方法方面问题。例如把人均收入相对增长等同于巴拉萨效应定义的“双重相对生产率增长”，可能导致识别巴拉效应时误判。另外巴拉萨效应揭示生产率追赶要求导致本币趋势实际升值规律，这一规律既可能通过实际升值表现出来，也可能通过政府和公众不愿升值然而面临种种派生压力表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近年外汇储备超常过量飙升及其福利损失，可以看做这一规律的折射或扭曲反应。
姚洋教授：
研究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必须利用跨国数据。我想强调的一点是，升值能不能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是不是人民币汇率升值后中美的贸易问题就能解决？除非像有人建议的一下子升值很多，比如20%，否则可能是无法解决的。但问题是现在出口占中国经济增长的40%，突然升值20%，对中国是不能承受的。那么缓慢升值是否能解决中国的贸易盈余问题？我觉得也不能，因为中国的进口只有2.3%是消费品。
一个可能的解决途径是政府多消费少投资。中国政府过多的基础设施建设，可能太超前了，是对资源的浪费。更好的办法是中国政府减少消费，或者把财政盈余直接拿给老百姓消费。比如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交给民间投资，像现在浙江的很多公共服务就是由私人而不是政府提供的，也做得很好。
中国是穷国，但还是资本输出国，这是不正常的。中国的收入分配越来越集中到高收入的人群中，这对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和消费品市场都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中国的结构转型还有很多难关需要克服做，不能仅仅把目光聚焦在汇率上。
黄益平教授：
首先，关于热钱的问题。缓步升值，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会鼓励升值预期，但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热钱的问题是不可能杜绝的，一个重要的表现是我国的资本账户管制有效性在下降。因此，我们应该主动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让国内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学会对冲汇率风险。
其次，单纯依赖汇率调整不足以解决我国经济失衡的问题。要解决我国的经济失衡问题，需要一揽子的政策方案，包括要素市场调整、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行为的转变等等。当然，如果汇率不动，单靠其他一揽子手段也很难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失衡的问题。
最后，实际汇率升值有两个途径，即：名义汇率升值和通货膨胀。最好的方案是双管齐下。如果不动汇率，只靠通货膨胀来实现实际汇率升值，存在较大困难。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通货膨胀的治理难度更大，而且其政治后果相较于名义汇率升值而言也更为严重。
陈平教授：
我讲几点意见。第一，经济的发展从来都是不均衡的，汇率问题尤其如此，根本找不到所谓的长期均衡汇率。在美国和英国的霸权时期，他们都采取固定汇率制度，这种制度下金融危机的频率远低于浮动汇率制。
第二，讨论要素价格扭曲，如果假设“世界是平的”，在劳动分工的条件下，汇率是垄断竞争而不是完全竞争，因此要素价格扭曲的源头在于美国主导的不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如果不改变不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单靠国内调整来适应这种国际金融秩序，是行不通的。
第三，天下没有均衡价格，只有竞争价格。因此汇率的制定取决于国家目的，是要刺激出口还是要保证自给自足。战后德国和日本因为持续的贸易顺差，最后在美国逼迫下才升值，而不是自己主动调整的。
我认为中美贸易战是不可以避免的，当前中国应对的最好方法就是让汇率盯住美元。天下没有长期均衡汇率，只有可持续的汇率，目前中国的汇率是可持续的，没有必要去改变。中国是唯一对抗国际游资成功的国家。美国货币政策失效的原因是大量欧洲美元的存在，而不是人民币的币值过低。如果美国硬要人民币浮动，那么可以要求美国拿条件来交换，例如停止对台军售等。
黄益平教授：
欧美崛起时确实采用金本位制，但后来发现这个制度维持不下去，于是从1944年就改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事实上，固定汇率制度下的金融危机也并不少，像金本位制时英国几乎每两年发生一次金融危机。为什么后来采用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因为金本位制太死了，难以维持。布雷顿森林体制一是美元盯住黄金，二是其他货币盯住美元，并且允许这些货币在失衡的时候进行调整。
我不赞同阴谋论的观点。美国这次要求中国汇率升值，是不是美国想把中国搞垮？我不认同这个观点。事实上，提出舒默法案的参议员也知道，人民币升值不能给美国带来就业机会，对美国经常项目的逆差没有太大帮助，贸易保护也是不好的。这些参议员的言论实际上是在代表他们所属的群体的利益，例如代表美国失业的纺织工人，而不一定是出于阴谋论。
最后，均衡汇率是否存在？我认为是存在的，但是不同的估算方法得出的均衡利率有多大的误差和扭曲，这个存在争论。另外，我认为现在的汇率体系，从政治和经济等多方面看，都是无法持续的。
姚洋教授：
过去德国、日本和韩国都是在美国的压力下升值的，但是中国不一样。世界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中国过去成功的一个经验就是慢慢走，在走的过程中解决掉很多问题。汇率问题怎么解决，也只能慢慢摸索。并不存在最好的汇率制度，而是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调整。
张礼卿教授：
的确有人提出阴谋论，但是很难找到证据支持这个观点。美国人给中国施压主要是出于自身的利益，倒不是有意要把中国搞垮。有人说，美国对中国汇率制度施压，短期是要解决贸易保护主义问题，长期是要遏制中国的崛起。这个短期理由很充足，但这个长期理由，并没有依据。
虽然我们不清楚人民币要升值多少，但巨额贸易顺差表明我们存在严重的贸易失衡。名义汇率升值作为一种政策手段，虽然未必完全有效，但用总比不用好，否则中国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会越来越多，在向国外提供廉价商品的同时又提供了廉价资金，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要强调，允许人民币升值是出于中国自身的利益考虑，而不是迫于美国的压力。如果不明白这一点可能会陷入误区，认为美国越是要我们升值，就越不能升值，这是一种非理性的情绪化做法。重复一句老话，“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在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过程中，扩大浮动幅度的同时要加强资本管制。一定要先改革汇率制度，再放松资本管制。虽然资本管制的效果不一定尽如人意，但管总比不管好。如果金融市场不能为境外投资者提供丰富多样的金融工具，境外投资者可能会通过一些不合法的灰色渠道把资金输入中国，就就带来了金融风险。因此要审慎地对待资本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监管。
最后，解决中国严重的外部失衡问题，一是靠调整汇率，二是靠扩大内需。这两个工具都要用。汇率的作用不能低估，但不是单独调整汇率就能够解决一切。
提问：人民币升值后会不会重蹈日本的覆辙？升值的价值取向和直接目标是什么？汇率升值的收益在长期，卢锋教授从是否满足五个“有利于”角度分析汇率改革，但中国政府能否承受汇率升值造成的短期社会成本如结构性失业等？
张礼卿教授：
很多人认为日本“失去的十年”是因为日本在美国压力下日元升值而造成的，但是我不同意这个观点。
普遍认为，八十年代中期由于日美贸易严重失衡，日元是在美国的压力下升值的。问题出在日本的货币当局错误地预测了日元升值的后果，因为担心升值会造成经济低迷而拼命地放松货币政策，以抵消货币升值带来的冲击。但实际上日本在升值的同时贸易顺差还在扩大，结果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八十年代末日本的泡沫非常严重。这个时候日本又错误地急刹车刺破泡沫，最后出现了所谓“失去的十年”。
回顾这个故事，可见主要原因不是升值，而是两次错误的政策：错误地估计升值时经济的收缩，以及在出现泡沫的时候错误地急刹车。
人民币升值可以推动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过去中国的发展很成功，但如果继续走下去会是一个错误的战略。从过分依赖出口转向依赖内需，是升值最主要的目标。短期冲击可能会存在，但是这个成本是必须要付的，否则结构调整很难启动。现在就是需要付出短期代价的时候。政府可以同时有所作为，例如减税、花钱对工人进行培训等。出口部门确实有一些企业需要退出，而很多是大量消耗资源的“三高”企业，他们的退出对中国反而可能是好事。
卢锋教授：
我赞同张教授观点，需要重新研究日本经验和日本经济追赶阶段日元汇率政策得失，在人民币汇率讨论中广泛流行的有关日本经验和日元政策解释及其对人民币汇率政策类比需要商榷。例如，上世纪90年代后日本经济增速大幅放缓，直接原因是股市房市泡沫破灭后导致经济衰退，深层根源则是日本进入“最富裕国家俱乐部”后经济稳态速度回落。把当时日本经济困境解读为由于政策失误导致“失落的十年”过于夸张。
认为日元升值使经济一蹶不振更是缺乏依据。日元上世纪70年代升值43%，同期经济年均增长率5.3%，失业率平均值1.7%。1985-1988年日元汇率升值近一倍，同期经济仍保持平均4.5%增长率，1989-1992年仍保持4.9%、5.1%、3.8%较高增速。战后德国经验也不支持本币升值注定自毁长城推论。马克从上世纪50年代-70年代升值13%，随后十年升值1倍，到90年代中期进一步升值15%左右，然而德国经济至今仍未“失落”。
1981-1985年日本累计顺差1153亿美元，日元升值势在必行，但是日元汇率政策确有失误。例如日本未能坚持以我为主设计汇率改革政策方针，未能妥当应对和处理外部压力。更重要的是，日本宏观政策与汇率政策组合设计上出现严重偏差，集中表现为试图利用低利率人为刺激经济导致资产泡沫。日本利率从1985年5%下调到1986年3%，1987年进一步下降到2.5%，并在这个历史超低水平上维持两年。结果股票市场指数从1985年1.3万点上升到1989年3.89万点，六大都市土地价格指数在1985-1990年间上涨两倍。等到1990年日本央行把利率提到6%刺破泡沫时，日本经济已深陷资产泡沫泥潭并不得不进行痛苦调整。
肖耿教授：
人民币升值或贬值意味着大量财富的重新分配。汇率波动是一个不必要的过程，汇率是价格水平的参照系，理论上讲稳定的汇率就是好的，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用得最多的是固定汇率制度。中国存在很多价格的扭曲，比如用于制造业的土地很便宜，而用于房地产的土地又太贵。价格的调整需要有稳定的汇率作为参考系。我主张在结构调整完成之前维持稳定的汇率，等到国内的价格全部放开后再调整汇率。目前，固定汇率可能是我们最好的选择。等若干年后扭曲减少了，金融业加强了，才应该完全放开汇率制度。
姚洋教授：
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资产价格大涨和通胀压力太大。汇率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价格，是调整收入分配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但我们常常忽略。调整产业结构，是否存在更公平的调整方法，我想这需要政治家的智慧。
（冯仕亮整理 未经发言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