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26日-28日，第十二届NBER-CCER年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顺利举行。我们分八期报道会议内容。本期简报将报道年会第三场“经济失衡（上）”的内容。三位演讲者分别是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的Kenneth West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姚洋教授以及清华大学的吴斌珍教授。
Kenneth West：汇率预测
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很难对通货膨胀率预期相近的两个国家间的汇率作出有意义的预测，这里需要注意两个限制条件：一是两国都必须采取浮动的汇率制度，二是两国必须拥有大致相同的通货膨胀率水平或预期。在此情形下，通常使用的统计学模型、经济学模型以及利用利率等金融市场指标都无法对汇率做出更有效的预测。“更有效”是指用这些经济学工具和“随机游走”预测做比较，判断效率的标准很多，但是往往得出的结论是“随机游走”预测会更好。简单说来，“随机游走”预测就是认为在给定当前汇率以及信息的时候，我们预测未来任何一个时点的汇率就是现在的汇率。以瑞士克朗兑美元的汇率为例，分别使用“随机游走”模型和两国的利率来预测，样本点以月为单位，跨度为1975年1月到2003年10月，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随机游走”预测得到的均方误差会更小，即“随机游走”预测更有效。
需要特别解释的是“随机游走”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有效市场”理论。“有效市场”理论认为当市场的信息完全且完备时，对于任何一个风险中性的投资者而言，市场上就不会存在任何完全可预测的盈利机会。将其结论推广到汇率市场上，则表明我们可以利用两国间的利率差来预测两国未来的汇率走势。从这个角度来说，“有效市场”理论认为汇率是完全可以预测的。任何影响两国利率水平的经济变量也同样可以用来预测两国间的汇率走势。但是我们利用历史数据得出的结论却往往否认了这一点，从均方误差这一指标来看，任何经济学模型的预测结果都无法打败“随机游走”预测。问题就在于我们如何看待“均方误差”这一指标。Clark and West 论证了如果合理定义均方误差，便会发现利用利率差来预测汇率的方法比“随机游走”预测更有效。其主要思想是我们在计算均方误差这一指标时应该考虑到噪音干扰。如果考虑这一点我们便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利率差估算未来汇率、预测股票价格，商品价格等。
最近经济学理论界也出了不少文章比较“随机游走”模型和利用特定的经济指标来预测汇率的效果，这些经济指标包括利率差、进出口率，国内CPI或货币流动性等。评价有效性的标准也不一，包括修改后的均方误差等。总结起来，虽然汇率很难精准的预测，但是我们通过经济学模型还是可以进一步的提高预测精度，而不是像从前那样无助地依靠“随机游走”模型。
姚洋：金融一体化，国家分工以及全球失衡
现有文献对于全球失衡主要有以下几种解释：各国不同的政府债务状况、不同的经济增长率、不同的人口结构、不同的汇率制度，部分国家的政府干预，即以增加外汇为目标的政府干预模式。这里我们试图提出一种新的分析路径，即从金融部门的比较优势来解释全球经济失衡。简单说来，金融部门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会吸引金融资产的流入，然后该国的居民因为财富效应会增加消费从而导致经常账户赤字；而在制造业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则会形成经常账户盈余。
全球经济失衡已经成为一个长期现象，最突出的就是美国和中国。我们以经常账户占GDP的比值衡量该国的经常账户状况，可以发现从上世纪70开始，美国经常账户恶化和中国经常账户盈余的趋势不断加强。以一国股票市值和GDP之比反映该国的金融发展程度，可以发现美英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优势不断提升。以一国制造业生产增加值和GDP之比衡量该国的制造业发展水平，则发现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制造业重要性在不断下降，而中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权重在不断增加。然后，我们用一国证券市场市值与制造业产出增加值之比衡量该国的金融比较优势（RCAF）。选取45个国家1990到2005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回归中，除金融比较优势这一关键变量外，还控制了人均实际收入，实际GDP增长率，政府债务比例，该国人口抚养比，时间虚拟变量和国家固定效应。结果表明一国的金融比较优势对该国的经常账户盈余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进一步将45个国家分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别进行回归，仍得出相同的结论。我们再将45个国家分成欧元区国家，东亚国家和美国分别做回归，结论也保持一致。最后，我们将经常账户占GDP之比这一因变量换作中国相对于其它国家的贸易盈余，还是得到相同的结果，即一国的金融比较优势会使该国经常账户明显恶化。特别的，在中美贸易上金融比较优势解释了约22%的中方贸易盈余。
可见，全球失衡是全球金融一体化和国际分工的产物，是由一国具体的经济结构所决定的。对于中国而言，我们必须在发展制造业的同时加强金融业的发展力度，才能减少国内资金的流出，从而加快本国发展。对于全球经济而言，一些国际机构应该努力通过规制使部分流动资产从金融强国流向那些真正需要实体投资建设的欠发达国家。
吴斌珍：收入不平等，社会地位以及居民消费
众所周知，中国居民的储蓄倾向长期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而且还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具体来说，中国城市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由97年的86%已经下降至06年的81%。面对这一现象，学术界给出了很多解释，有的从中国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阶段的角度，有的从居民收入占比和消费习惯的角度，有的从预防性储蓄入手，有的从资本投资回报率入手，还有的从现今中国男女比例来入手。在这里，我们试图从收入差距解释中国居民日益下降的消费趋向。
从数据上看，伴随着日益下降的居民消费比例是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比如国家层面基尼系数和省际基尼系数的上升。从传统经济学理论来看，收入不平等会提高储蓄率，因为富人相较于穷人有更高的储蓄倾向。但是如果控制收入变量后，收入不平等还会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吗？目前的经济学文献没有给出确切的回答，这也正是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
我们的研究选用1997到2006年间城市居民调查数据，覆盖北京、辽宁、浙江、广东、安徽、湖北、四川、山西和甘肃9个省/直辖市，包含了家户消费和收入等各方面的信息。调查分为两个阶段，1997-2001年以及2002-2006年，两个阶段的调查问卷略有不同，而且后一阶段的调查将样本量从21000户扩大至56000户。我们以家户消费水平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包括户主个人收入、婚姻状况、民族、家庭成员数目、家户所在地基尼系数、省的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年龄组固定效应等。回归结果表明，个人收入对个人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收入不平等对个人消费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我们再根据收入水平将样本分成三个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在收入水平较高的组，收入差距对个人消费的负向影响也较大；我们又将样本分成年轻人和老年人两个子样本，发现收入差距对于年轻人的消费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对老年人消费的影响不显著。我们利用受教育程度可以较好的指代个人的社会地位同时也和个人的财富收入水平有比较强的联系来检验：较大的收入差距是否会导致家户更多的教育投资。结果显示较高的收入差距确实会导致家户较高的教育投资，但是对于不同收入阶层而言，收入差距具体带来的教育投资差异却没有一定的规律，或许因为教育程度是不能直接遗传。
我们发现利用家户数据进行回归时，即使控制住家户的边际消费倾向指标，收入差距仍然对消费水平产生显著的负影响。可能的解释是居民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欲望会促使更高的储蓄。具体说来，个人的社会地位往往伴随着隐性或显性的福利，所以人人都会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同时，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往往和他的财富水平成正比。所以为了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居民往往会抑制消费欲望、提高储蓄倾向。另外，如果一个社会的收入差距有扩大的趋势，那会进一步激发居民提升社会地位的欲望，从而增加储蓄。我们这项研究的贡献就在于通过利用家户层面的微观数据，在控制住异质的财富效应后仍然发现收入差距会对消费行为造成显著的负影响效果，而且我们还通过数据论证了正是由于个体自身对于提高社会地位的向往才促成了收入差距和居民消费储蓄行为模式的相关联系。
总结一下，收入差距确实对居民的消费水平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具体而言1997年到2006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可以解释大约23%的居民消费水平下降；另外的，对于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向往在穷人和年轻人中体现的更明显；收入不平等可以刺激低收入家户与高收入家户的教育投资。
（李殊琦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