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16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国家统计局人口与就业司协办的“新时期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战略论坛”在北京大学召开。我们分四期报告此次论坛的主要内容。本期简报报告的是中科院地理与资源研究所李秀彬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客座研究员梁建章博士以及杭州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王涤教授的讲演内容。
李秀彬：新时期生态库兹涅茨转折与现行生育政策调整的思考
李秀彬教授从生态环境角度来考察人口结构、人口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并提出了生态库兹涅茨转折的概念，并就现行生育政策调整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李秀彬教授则着重于经济发展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根据经验研究，如果经济处于较不发达的阶段，农耕地会在空间上扩张，以林草为代表的自然生态用地会逐渐缩小，植被破坏和土壤侵蚀比较厉害。如果经济处于发达阶段，农耕地将会缩小，而自然生态用地将会在空间上扩张。因此，自然生态用地与经济发展之间呈现出U字型的关系，其中的拐点即为生态库兹涅茨转折，也可称为森林转型。
丹麦、葡萄牙，日本、新西兰以及亚洲地区的韩国、台湾、越南、印度和中国都发生了森林转型。2000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全球139个统计森林面积的国家有38%都发生了森林转型。中国森林面积的低点和耕地面积的高点都发生在1980年左右，之后森林面积净增加，耕地面积净减少。
森林转型的驱动力有两个路径：经济增长路径与森林短缺路径。经济增长路径指的是，技术进步导致的优质耕地集约化，以及人口城镇化导致的农业劳动力的析出、乡村的衰落，由此产生了劣质耕地弃耕的情况。森林短缺路径指的是，由于森林破坏是水土流失的最主要原因，因此政府都制定了相关保护森林、增加森林面积的政策，大量植树造林开始出现。换言之，由于森林资源是稀缺的，所以国家的政策鼓励植树造林，增加了森林面积。两个路径中最为关键的是经济增长路径。在城市化的过程中，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将提供不了与劳动力成本相匹配的高劳动生产率，所以退耕将是部分土地的宿命。此外，山区的坡耕地难以实现机械对于劳动力的替代，农业经营的成本过高，出现退耕撂荒现象。
从数据中，可以发现生态库兹涅茨转折与刘易斯拐点存在着关联。日本、韩国和台湾均在刘易斯拐点前后实现了耕地面积最大，随后耕地面积开始缩减。日本的休耕和放弃耕作的土地在2010年达到59.6万公顷，占当年总耕地面积的13%。韩国的山区弃耕面积在1965-1998年间总计为21.7万公顷，相当于同期全国耕地净减少量的62.7%。台湾2010年休耕地的面积达到20多万公顷，占全岛耕地总面积的1/4。这些地区的农业无法为劳动力提供较高的工资，所以退耕现象就会出现。
对于中国而言，2006年的农户抽样调查表明，坡耕地面积较大的甘肃省，撂荒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比重为6.78% ，撂荒问题较为严重。针对撂荒问题，2004年3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尽快恢复撂荒耕地生产的紧急通知》。2008进和2011年，农业部办公厅均下发通知，要求各省调查并上报耕地撂荒情况。
最后，李秀彬教授谈及了生态库兹涅茨曲线对现行生育政策的启示。生态库兹涅茨曲线否定了原来人口爆炸的人地关系，这说明了人口结构变化的重要性。经济发展与生态状况可以通过人口城镇化呈现“双赢”的局面。然而，中国还有许多土地不适合耕种，比如喀斯特地区。粮食产量对于中国而言还依然是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中国粮食自给率不足90%。如果耕地面积快速缩小，那么粮食产量也会如日本、韩国和台湾一样出现大幅下降，这会为未来人口总量控制提供一个新的借口。
梁建章：一胎政策削弱中国经济未来创新和创业活力
中国的人口结构在今后20-30年内会严重老化，其老化程度甚至高于如今老龄化问题最严重的日本，由此会引发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梁建章博士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负面影响，就是老龄化会严重削弱创新和创业活力。
梁建章博士主要讨论了劳动力老龄化是如何对企业家创业活动产生不利影响的。这一想法源于对日本近期糟糕的经济表现和缺乏年轻的企业家这一问题的思考。日本在二十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经济增长迅速，许多经济学家曾预言，日本的人均GDP会很快超过美国。然而，在1991年房地产泡沫之后，日本经济停滞了20年，而美国经济则得益于有活力的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而再次领先。关于导致日本失去的十年或二十年的原因的争论有很多，但是现在越来越清楚，其间的主要问题既不是金融危机，因为大萧条也才持续了15年，也不是货币升值，因为日本仍存在巨大的贸易盈余。
梁建章博士认为日本失去的十年的真正罪魁祸首似乎是缺乏创业和没能像美国过去30年那样发展充满活力的IT产业。美国前十的高科技公司中有五个是在1985年之后建立的，而且这些年轻公司的创建人在创建公司时也很年轻，平均年龄只有28岁。相反，在日本，前十名高科技公司中没有一家是在过去40年建立的。新企业进入率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6-7%降低到九十年代的3-4%。根据创业情况的调查，日本的创业倾向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是最低的。并且，日本的青年和中年工人的创业倾向相比其他国家尤其的低。在大多数国家，30岁的人相比50岁的人更可能成为企业家，但在日本却不是。
日本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和劳动力迅速老龄化的国家之一。生育率先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降到了人口更新水平2以下，即每名妇女平均生育不到两个小孩，八十年代降到约1.7，九十年代继续降到1.5，而到了新世纪已经降到了约1.3。结果，年轻群组规模在迅速地缩小。在2010年，25-29岁的群组规模比35-39岁的群组规模小30%左右。
一个典型的论资排辈公司，又存在一个更大大龄群组，这就导致年轻的工人升迁很慢。在1976年，32%的经理级工人年龄小于35岁，而在1994年这个比率降到了16%。生于1945-1949年的工人，他们35岁时的实际工资是他们开始工作时工资的2.6倍，而比他们晚生20年的工人，35时的实际工资就只有初始工资的2倍。
为什么在一个群组规模不断缩小的国家中，青年和中年的工人更不可能成为企业家呢？梁建章博士为此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解释。要成为一个企业家，除了要有一个好的想法外，还需要两种能力：人力资本和适应能力。这里的人力资本包括产业知识、人际交往能力和关系等。人力资本的水平主要由在企业的等级或职位所决定。一个工人在企业有更高的职位，往往就要有更多的责任，和公司内外的人有更多的联系，对产业有更开阔和更深入的理解。从这个工作上所得到的这样的知识和关系对于建立一个新企业是必须的。
除了人力资本，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还要有高度的适应性。这里的适应性包括学习新技术的能力、调整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和处理意料不到的情况的能力等。一般而言，年轻人适应性更强，适应能力随年龄增长而下降。
较年轻的中年工人（约30岁）一般已经积累了必要的人力资本同时仍有很强的适应性，更容易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相比各群组规模平衡的国家，一个年轻群组规模不断缩小的国家中，中年工人有更低的职位，更低的人力资本，因此更低的企业家才能。
梁建章博士分析了世界上几十个发达国家的创业数据，发现年轻人的创业意愿和一个国家的老龄化是显著负相关的，也就是说越是老龄化程度高的社会，年轻人的创业活力就越低。同时，他分析了主要发达国家风险投资的数据，发现人口结构越老的国家，风险投资的活跃程度越差。另外，他还分析了本土互联网公司的竞争力，也发现人口结构越老的国家，本土互联网公司的竞争力就越弱，往往竞争不过外资的互联网公司。
最后，梁建章博士就人口变化对创业的影响进行了总结。劳动力老龄化会对企业家创业活动产生不利的影响，这是因为在一个劳动力老龄化的社会结构中，创业的最佳人选，即中青年工人升迁的更慢，因而他们所具有的人力资本相对较低，而人力资本又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所必需的。实证上，梁建章博士发现年轻群组的相对规模与创业活动、经济绩效正相关。
他据此指出，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里，如果中国听任生育率继续下降，中国的人口结构就会变得像现在的日本，成为老龄化程度最深的国家之一。长此以往，经济发展的活力就会衰退。美国和印度则将凭借其年轻的人口结构和开放的移民政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具有相对的人口结构的优势。
王涤：基层干部的心声——来自江浙沪粤的报告
王涤教授对江浙沪粤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基层干部进行了调研和访谈，她从基层计生干部的视角，阐述了当前人口形势和生育政策的实施及调整。
关于人口问题的讨论非常激烈，但很少听到来自基层声音。人口形势可以引申至生育政策，生育政策最终需要落实到实际工作，而这都需要依靠基层计生干部。他们工作意味着今后生育政策能不能真正得以落实，基层工作能不能得以实现转型。
2009年，江浙沪粤的调研正式实施。调查问卷共计2000余份，举办了53场座谈会，调查对象均来自于县乡两级，访谈人员涉及493人。除了53场座谈会，调查人员还走访了县乡资格最老的基层计生人员。
通过调研，王涤教授发现，当前生育水平很低，生育意愿很弱。作为上海农业人口最多的松江，其生育率已经15年负增长；浙江现在年轻人生育观念有很大变化，80后生育意愿普遍低于70后，90后生育意愿又比80后低。浙江基层干部认为，70后现在想生孩子，并不是他们自己想生，而是父母给他们的压力，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而父母希望家里能够再有小孩。广东省2001至2009年户籍人口增加了801万，常住人口增加了1800万，但是广东省人口增长是由于年轻劳动力的大量涌入。影响上海人口规模的因素已经不是出生人口，而是大量迁入的人口，上海松江每年出生人口不到4000人，迁入人口却高达10000人左右，而且平均每年有1000多人是婚嫁外来女，新娘现在也要靠“进口”。
此外，户籍地、居住地、从事职业很难分离。浙江外来人口超过本地人口，很多浙江村庄已经由外地人口为主来居住，而当地人迁进城市。浙江还出现了户在人不在，人在户不在，人不在户也不在的情况。广东省城乡二元生育政策失去了操作和实施基础，因为农村居民身分难以区分与认定。江苏省也遇到了与广东省类似的情况，区别城乡家庭变得越来越难以操作。在这些地方，国民身份、居住理念都发生了变化，很多地区居民与农民的身份难以区别，按照职业来却区分农村人口和非农村人口变得越来越困难，许多农村人口也并不在农村居住，这使得二元生育政策和社会现实出现了分离。
调研结果也发现了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存在着的一些问题。江苏省计生基层干部认为计划生育工作的要求在不断提高，但是工作重点却越来越模糊。上海计生基层干部表示，计划生育工作范围无限拓展，计划生育部门被认为是第二个社保局或者是第二个民政局。广东省计生基层干部认为，计划生育工作范围变得越来越宽，但是根本任务变得越来越模糊。
调查人员普遍认为，计生工作考核产生了极大的压力。广东省计生基层干部表示，计生工作考核层次多、细节繁杂、时间长、指标高，在基层工作，计划生育牵涉大量工作时间和精力。浙江省计生基层干部表示，花费大量精力来应付计生工作考核以至于他们失去了踏实工作的时间。
在调查中，认为生育政策需要放宽的计生基层干部比例是74%。80.6%的计生基层干部认为，如果生育政策放宽到二孩，他们依然能够控制住多孩的情况。64.7%的计生基层干部认为2010年是生育政策放宽的最佳时期。可见，计生基层干部对生育政策的调整有迫切的需要，也有坚定的决心来执行调整后的生育政策。生育政策的调整，究竟是“双独”先放宽生育政策还是实施普遍二孩政策呢？54.5%的计生基层干部希望能够直接实现“普二”。但是王涤教授还是持相对保守的观点，生育政策的调整最好实行两步走，先放宽到“单独”，再实施“普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