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说，现在的趋势不是通货膨胀率上升，而是要出现通货紧缩，同样的房地产政策就不会出台了吧？换句话说，目前房地产政策的目标之一是抑制总需求，但是，总需求偏强或偏弱的情况是短期的，也许一段时间甚至几个月之后需要刺激总需求；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可以将现在提高了的利率和准备金率再往低调。这是很正常也很简单的事情。同样的逻辑不能用到房地产政策上面来，总不能过几个月就改一次房地产政策吧？
有一些结构问题，本身就是总需求增长率变化引起的。2003年，先是出现了投资增长率加快的情况，引起了钢材等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升，然后是钢厂等投资的猛烈增长。表面看起来，这里有总需求增长率太高的问题，有投资结构的问题，有不同价格比例的问题，等等——其实是一个问题。控制了总投资的增长率，其他方面的情况就会自动恢复正常。
即使有些微观问题是相对独立的，将微观问题和宏观问题区别开来，也可以更好地选择微观调节政策。首先一个选择，是在多大程度上让市场发挥作用，在这一点上肯定有很不相同的意见。将微观调节和宏观调控分开了，对一些结构问题会看得更清楚一些，不同意见可能会找到更多的结合点或者更好的中庸点。房地产价格和供给结构问题与一般的结构问题不同，其中包含了收入再分配这个方面的情况。但即使如此，在不同的宏观背景下考虑问题的结论也会是不相同的。
将宏观调控与微观调节区别开来，就可以完全通过货币政策来实现宏观调控。在这个基础上，货币政策的基本框架就可以是简单的“三个一”，即一个目标、一个杠杆和“一龙治水”：一个目标是稳定通货膨胀率，一个杠杆是利率，这里主要是指存款利率。需要讨论的是，在中国目前的其他条件下，“三个一”是否可行和可以提高宏观调控的效率，中国今后的宏观调控是否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这些问题中的任一个都不是能够简单说清楚的。这里只是简单谈一些看法和对一些情况做些说明。
首先一点，从中国过去几年的经验看，只根据M2一个指标，就可以相当好地预测总需求和通货膨胀率；如果加上利率、汇率和其他一些因素，还可以做得更好。这是说，在考虑利率、汇率和其他一些因素的基础上，基本稳定M2的增长率，可以相当好地稳定总需求的增长率。
在过去的五年，M2增长率比较高并且持续时间比较长的情况，发生在2002年下半年到2003年上半年。央行注意到这个情况，并且用公开市场操作的办法抑制M2增长率，是从2003年初开始的。这里有几个情况：第一是公开市场操作这个办法，在当时的条件下效果不大；第二是在2003年一整年，全社会的主流看法是担心通货紧缩甚于担心通货膨胀。在连续几年通货紧缩以后，很多看法甚至认为通货紧缩是中长期现象；至少在2003年上半年，央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种看法的影响。
还有一点是一个很偶然的情况，就是2003年二季度的SARS。在这期间，基本的政策是“一手抓SARS，一手抓经济”，后者实际上意味着增加总需求。作为结果，大量货币在4月到6月产生了。2004年一季度发生的一些导致加强宏观调控的现象，根子在2003年二季度和以前就种下了。SARS过去以后，2003年9月，央行提高了准备金率，后来接着采取了其他措施来抑制贷款的增长。这些手段不值得提倡，但结果是M2增长率很快就降下来了。
在过去几年，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升率的最大值，是2004年7月的5.3％。这是2002年下半年到2003年上半年尤其SARS期间M2增长过快的结果，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偶然的。至于2004年4月开始的带有更多行政措施而且猛烈的宏观调控，不仅没有提高稳定性，反而增大了波动。在2005年前三个季度，消费价格指数的同比上升率持续下降，9月达到了0.9％，显然太低了。这是2004年二季度宏观调控的结果。
这样说来，政策变化因而M2增长率变化传导到通货膨胀率的变化，有长达12个月到18个月的时差。其实，真正的时差是三个月到九个月，多出的时差是同比增长率这个度量方式引出来的假象。用环比增长率来度量，虚假的时差就消失了。
对于利率杠杆和存款准备金率杠杆等货币政策工具的比较以及利率汇率的配合等问题，我在其他文章中谈过，这里不再重复。总的看法是，如果人民币升值速度再加快一点，现在就搞“三个一”不存在什么问题；即使汇率方面保持目前的调整速度，问题也不大。退一步说，即使现在不能一步到位，也该朝着这个方向走。■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