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德里克（Dani Rodrik）这回不是对阵罗默探讨“经济学中的数学性”，而是卷入了一场长达四年的土耳其风云。一切始于伊斯坦布尔街头巷尾的离奇报道，报道涉及一项代号为“大锤”的行动，而所谓的头领则是他退休的岳父。为了弄清案件的真相，罗德里克夫妇二人当起了“侦探”，以经济学家的敏锐开始深挖。最终，这场土耳其的“世纪审判”，被这两位经济学家证明为骗局。故土的这段经历是一场煎熬，险些让他永远背负谴责，但也成为他新研究方法的出发点。
一切始于故乡的一则出乎意料的新闻。2010年的1月，充斥伊斯坦布尔各大报亭的离奇报道传到Dani Rodrik和Pinar Dogan这对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夫妇的耳朵里：报道涉及一个颠覆政府的阴谋，与恐怖主义有所牵扯，而阴谋的头目则是退休将军Cetin Dogan——Pinar的父亲。几周后，这位将军会锒铛入狱，而他的案子将颠覆Rodrik的生活，让他从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变为一名犯罪侦探及政治斗士。
政治中的尔虞我诈并非Rodrik的专长。这位低调的学者一直致力于经济改革问题的研究。在其35年的职业生涯中，Rodrik被誉为反传统者，他的研究挑战了关于发展与全球化的公认观点。他的许多理念都凝聚到《全球化悖论：民主与世界经济未来》一书中。该书于2011年出版，深入研究300年来的各类例证，从而创建一个更良好的全球化环境，使国家有充足的余地来决定自身的命运。
“他的新论文几乎是我最想拜读的，” Tyler Cowen表示，他是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边际革新博客的联合创始人。
彼时，震惊土耳其的新闻报道令Rodrik疑惑，这种疑惑与他在论文中所遇到的完全不同。Taraf这家活跃的新兴报纸在自由知识分子中有一批狂热的支持者，它当时已开始发布所谓的2002—3年间秘密军事文件。这些文件揭示了一项代号为“大锤”的行动，行动旨在制造混乱，颠覆新当选的伊斯兰正义与发展党。这一政治阴谋，虽然从未真正付诸实施，却充满了令人发憷的细节：清真寺会被炸毁，一架飞机被击落，记者们被拘留。这也切合土耳其长久以来的军事军事政变局势。
当Rodrik夫妇同Cetin Dogan交谈时，这位将军却告诉他们自己从未听说过“大锤”行动。Rodrik夫妇相信他，不过这使得整件事更为扑朔迷离。这些政治阴谋是真的吗？Dogan的名字是否由于某种原因被加到其中？Rodrick与Pinar Dogan 开始调查政治阴谋文件，文件最终成为一场法院诉讼案的关键，该案件具有里程碑意义，成百上千名军官被卷入其中。许多人称此案件为土耳其的 “世纪审判”，而这两位经济学家却称之为骗局。
作为社科学家，Rodrik 始终相信证据能够改变思想。他对“大锤”行动的调查揭示这些政治阴谋均为编造。这些证据比他在经济学领域所遇到的任何证据都要清晰明了。然而一切都是枉然，人们仍然固执地相信这一阴谋论。
令其困惑的是，Rodrik发现自己在与土耳其知识界的当权派抗争：那些自由主义的同胞们，其中有许多人曾同他交好，他们也同样期望国家更为民主。批评者控斥他支持军阀主义，败坏哈佛大学的名声，操控证据解救岳父。昔日还是土耳其的宠儿，如今这位全球声望极高的经济学家却因害怕遭到拘留，不得不对祖国避之不及。
这是一种让Rodirk始终辗转难眠的煎熬。但这不止于此：这种煎熬成为他开展政治研究新方法的出发点。
四月份时，他坐在高等研究学院内明亮宽敞的办公室里讲述这个故事，他与Pinar Dogan 是在2013年加入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这所学院。Rodrik的文章尖锐犀利，而私下里他却沉默少言，异域口音并不浓厚。总之，他是位高个子的优雅男士，头发花白，面带微笑，举止谦逊。早上那会，他还忍不住提到电脑上推特账号的粉丝刚刚突破5万。他解释说社交媒体的粉丝大概有40%来自土耳其，这时传来四下短促的敲门声，Dogan便走进了办公室。她就在旁边一个用Radiohead专辑装饰的较小房间办公。“我告诉过Dani，我想就在这里立个帐篷，”她玩笑道，“不要我的办公室了。”
虽然Rodrik 与 Dogan研究相同的学科，不过在背景、性格及研究方向上却不大相似。58岁的Rodrik来自土耳其的一个小型犹太社区，是手工钢笔匠的儿子，父亲设法把他送去哈佛念书。42岁的Dogan则是将军的女儿，从小跟随父亲东奔西走，从意大利到伦敦再到土耳其。Rodrik含蓄保守，而Dogan活跃开朗。Rodrik是公众人物，他现有的书、专栏及博客讨论全球热议的政策问题；而Dogan的研究领域更为集中，专攻工业组织、竞争政策及规则。
Rodrik 在有关“大锤”行动的个人长篇论文中回忆道，他在2004年结识Dogan的父亲，这位四星的将军当时已经退休。Rodrik本以为他为人权威专断，却发现他是一个说话轻言细语的人，很宠溺自己的女儿。不过，Rodrik无法让将军赞同自己的政治观点。像许多土耳其老一辈人一样，Cetin Dogan认为军队是防止土耳其沦为伊斯兰国家的一道不可或缺的屏障，而Rodrik却站在自由主义这一边，希望看到军队的地位被削弱。
到20世纪90年代末，土耳其极其封闭的军队主宰了这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政界。军队与伊斯兰政治运动组织，如Recep Tayyip Erdogan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产生冲突。自Erdogan 2003年出任首相，2014年就任总统时起，他一直是土耳其政治界的领袖。军队也多次参与推翻政府。Rodrik在论文中写道，Dogan将军在1997年的“后现代阴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军队加紧了对Erdogan手下的伊斯兰先驱Necmettin Erbakan的管控。“政府部门及大学校园展开了对疑似伊斯兰派的清洗，”Rodrik写道。Erbakan最终被迫卸任。
“土耳其有许多人恨我的岳父，”Rodrik说，“因为他们一直认为是他严重破坏了民主的进程。
Dogan，是退休的土耳其将军，他被控领导策划一个颠覆政府的阴谋
然而，他就是“大锤”计划中所描述的残忍反叛者吗？在阴谋被曝光后，Rodrik 和Pinar Dogan很快就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不一致之处。最为刺眼的时间错误是关于一个著名的民族主义青年组织，该组织在2002年12月的核心阴谋文件中被称为“大锤协作者”。实际上，该团体直到2006年才成立。对于Rodrik和Dogan而言，这意味着可以继续深挖。夫妇二人并非军事专家，但他们能进一步寻找矛盾之处。“如果他们犯了一个错误，”Dogan对丈夫说，“那他们必然犯了更多。”
许许多多。Dogan在哈佛广场旁的家中连夜工作，用谷歌检索一份份阴谋文件，就好像怀疑某份本科论文可能涉嫌抄袭。“Dani!”她几乎叫了出来。“你必须过来看一下！”医院、军队及公司——Dogan和Rodrik发现文件中所列的机构许多都是后来才设立的。例如，一家叫Yeni Ilac的制药公司在2008年被一家印度公司收购后，才更名为Yeni Recordati。然而，这个新名字却出现在一份2003年保存并刻录到CD上的文件中。
Rodrik与Dogan在博客中逐一披露了案件中前后矛盾之处。所有的证据叠加便推出了一个清晰的结论：“大锤行动纯属虚构。”，他们在2010年9月写道。“制造该项行动的幕后黑手并非案件中的被告人，而是某些居心叵测之人，他们在2008年之后编造了这些文件。”
Rodrik 与Dogan发现了Erdogan领导下的土耳其的弱点。这位首相被称为温和的穆斯林民主主义者，然而大锤行动却反映出其对异见者持续升级的打压。该行动一系列重大审判的第二个审判，这些审判均由首相及土耳其最著名的伊斯兰传道士Fethullah Gulen追随者所共建的利益同盟一手策划。据一份案件报告显示，为了取得他们的支持，Erdogan在警署及司法系统安插了大批Gulen派，以便用来对付共同的敌人、反对者或竞争者。这份报告来自于伊斯坦布尔政治分析家Gareth Jenkins，他供职于约翰霍普斯金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他们对付的目标包括“强硬世俗派、军方人员、慈善工作者、记者、律师、工会官员、反对党人士、土耳其与库尔德民主主义者，”Jenkins 在报告中描述道。成千上万人将被起诉并入狱。更多的人则在威胁下选择保持沉默。
即便在大锤计划前，土耳其司法系统从未正常运行过。所有人都知晓政治家过去有污点。“我们所见的远远比这糟糕，是以往从未发生过的情况。”Rodrik有些激动地说。“这些所谓的公诉人其实在与犯罪团伙为伍——”
“没错，”Dogan附和。
“——这一团伙操控这些案件，他们清楚地知道证据是伪造的。”
他开始意识到土耳其所暴露的，并非民主改革中出现的普遍问题，而是一种新权威主义的重建。
Rodrik与Dogan飞抵土耳其，决心要向媒体公开这一案件，直面颇具影响力的说辞所带来的重重阻力。2010年12月，Cetin Dogan的审判在伊斯坦布尔附近的一座监狱里进行。该案件起诉近200名官员在2003年密谋颠覆政府。在法庭外，蓄胡须、带头巾的示威者举着有Cetin Dogan图片的标牌，横幅上赫然写着“破除犹大的大锤计划。”正是在这种氛围下，Rodrik与Pinar Dogan开始在一本书及土耳其主要的电视新闻节目中抨击该案件。
Rodrik在后来写道，对案件的抨击引起的反响“混杂着否认、欺骗及恐惧”。最恼人的反应来自知识分子阶层中他所谓的朋友。这些自由主义者将大锤审判视为民主进程的体现，认为最终可以将军队从政治中移除，军队首领会被迫承认所犯罪行。尽管Rodrik与Dogan的研究摆在他们眼前，这些知识分子几乎视而不见。他们拒绝重新审视自己所相信的事情。当时，多位主要的专栏作家曾受邀参与论坛，讨论这对夫妇的研究成果，但仅有三位现身。人们拒绝见这对夫妇。他们的邮件也了无音讯。
这对夫妇也成为众矢之的。反对者会说，军官们耍了Rodrik，爱情让他蒙蔽了双眼。乐观者为他出谋划策，让他在军队掌权后另谋财长一职。伊斯坦布尔的各大媒体诋毁Rodrik的犹大主义，指责其宗教被用来迎合Cetin Dogan,因为这位将军让自己的女儿嫁给了犹太人。此外，Rodrik利用其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关系企图让全世界与土耳其为敌，这类指控也层出不穷。
更为险恶的是，一家亲政府的报纸公布了Rodrik与Dogan夭折的三岁儿子的姓名，及这个男孩的身份证信息。不过，即便是这种威胁也并未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掀起波澜。“Dani曾经视为朋友的人，不但对他案件的研究结果进行抨击，”政治分析家Jenkins指出，“他们还在外界针对Rodrik夫妇俩的低劣行为前，保持沉默。这必定让他心痛欲绝。”
不过，Rodrik 和 Dogan感觉到自己的论证开始赢得关注。他们的博客访问量激增。然而就在这时，公诉方发现了新证据: 这则新证据让夫妇俩受到重创。
如果Rodrik错了的话，这位经济学家永远将背负谴责：他让自己的家庭荣誉击败了专业上的客观。尽管风险很大，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他所熟悉的领域。在大部分学术生涯里，Rodrik致力于在揭穿夸大其词的言论。有些情况下，专业共识终会慢慢偏向他的立场。现在的问题是他在大锤案件中是否还能“力挽狂澜”。
Rodrik来自相对欠发达的土耳其，这深深影响了他后来的职业选择。早前，一个基本的问题一直萦绕在他心头：为什么有些国家富有而有些国家贫困？他涉足政治学与经济学领域，但最终选择有更强大工具的后者。
贸易自由（消除障碍以发展自由贸易）这一论题让Rodrik成为异见者。20世纪80年代有两大问题困扰经济学家与政策制定者。其一是什么造就了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的非凡的增长。其二则是如何促进拉丁美洲与非洲的发展。正如Rodrik在一份未出版的自传中回忆，关于此类问题的传统观点被称为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分析了东亚的成功所在，并依此给其它发展中国家开出一系列改革“药方”——这些改革强调自由、放权、私有化、及稳定物价。
Rodrik对此持怀疑态度。他指出东亚应该被视为“市场与国家干预的明智结合，而非经济自由主义的实验田。”韩国与台湾的非凡增长是依赖政府“刺激、整合私有投资”所采取的种种重大举措。然而，这样的策略对于非洲与拉美这些更为弱小的国家有多大的适用性还未可知。“东亚的经验表明了经济学中的一个标准解释，即将国家与市场强行捆绑，可能会适得其反。”他写道，“事实上，市场需要一个强国作为支撑。”
20世纪90年代，Rodrik 将精力转移到另一个经济学的“神圣”领域：金融全球化。这个术语是指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国家对国外投资者开放，各国间银行自由借贷。理论认为金融全球化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颇有助益，因为他们可以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借款，然后对内进行投资。Rodrik却洞悉了问题所在——资本自由流动会带来巨大的风险，即使证据并未表明这极大刺激了经济增长。“在质疑正统说法成为流行趋势前，他和一群人先站了出来质疑正统观点，”Joseph E. Stiglitz指出，Stiglitz彼时是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现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她也是质疑正统观点的学者之一。
Dani Rodrik与妻子发现自己深陷土耳其的政治漩涡，而与他们对抗的有很多都是知识分子。
Rodrik最为著名的观点也如此，这一观点是一则简单却影响深远的理论，它勾勒全球化取舍问题。该理论认为民主政治、国家主权及超级全球化“相互排斥”。三者中最多只能兼顾两者。他指出想要加深全球化，有时候不得不放弃一些主权或民主。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世界经济的政治三元悖论”，但Rodrik在2001年首次提出这一理论时，并未引起太多关注。十年后，该理论才因欧洲的艰难挣扎再次浮出水面。欧洲一直努力建立统一的市场，授予成员国政治控制权。
“三元悖论如今完全是主流，特别在欧元区危机爆发后。”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家Cowen指出。“国家不能为所欲为，他们对此深感痛苦。这是他被认可的另一领域。
当大锤案件在2010年12月推进时，Rodrik胜诉的可能性骤降。当月，土耳其公诉方搜查了一个海军基地。他们提供了关键的新证据，据称这一证据被藏匿在基地情报处的楼板下。证据包含原大锤计划的文件，及更多暗指其它人也卷入其中的文件。这一发现使得当局拉开了天罗地网，也助涨了案件支持者的威风。Taraf报已根据匿名消息源提供的一箱CD及磁带，报道了相关新闻。但新的证据却出现在军事基地，反对者认为这一证据必定是真实的。无论Rodrik与Dogan先前发布了何种言论，这些言论彼时已全然无效。
这两位经济学家明白其反对者“在军队里安插了内应”。Taraf报目前所掌握的证据包括一个军事研讨会议的真实录音——有时候还有些令人尴尬的磁带，这些磁带透露出高层轻视穆斯林。Rodrik与Dogan推断道，“如果罪魁祸首能在一个军事基地内移除这些材料的话, 那他们是否能在海军基地资料存储处植入一些伪造材料呢？”所以夫妇俩继续深挖。
最终在一位籍籍无名的官员和一位软件工程师的协助下，他们找到了确凿的证据。2012年3月29日，Abdurrahman Basbug在审判中为自己辩护。Rodrik在关于“大锤行动”的文章中指出，Basbug涉及技术的辩词在当时引起的关注极低。不过，这位官员的研究却揭示了一个关键：政变文件使用的是微软Office2007，而该软件在所谓的政变密谋时并不存在。Rodrik和Dogan将Basbug的分析交给自己所雇的波士顿法证顾问，让他进行数字证据分析。他确定这些文件不是由Office2002-3创建的。Jenkins研究了大锤行动的文件，他指出Rodrik与Dogan“拨开了疑云，证明了这个案件确为编造。”
但这都无关紧要。法官毫不关心。
庭外，令Rodrik再三失望的不只是土耳其知识分子。他写道，外媒也是透过“有色眼镜”看土耳其的政治。他特别谈及Steven A. Cook的声明，这位土耳其外交关系委员会专家在声明中强调Erdogan所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已竭尽所能地筑建一个更为民主、开放的国家。”
庭审是在2012年5月。4个月后，土耳其法院判决331名大锤行动被告人颠覆政府罪。Cetin Dogan被判20年有期徒刑。
Rodrik质问，“这么大规模破坏法制的行径怎么会发生呢？”该案件的转折点其实与Rodrik所掌握的证据无关。2013年12月，因受到共同敌人的削弱，Erdogan与“Gulen运动”联合组成的伊斯兰联盟崩溃。在警局及司法系统，Gulen的追随者试图以腐败的名义拘押近百名与“正义与发展党”领导层关系密切的成员。对此，Erdogan清除了腐败调查背后的公诉人，并且开始在刑事司法体系展开对疑似Gulen派的肃清。Erdogan也撇清了与大锤案件的关联，该案件已让他得以削弱土耳其曾经强极一时的军阀势力。
大多数人把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当做Rodrik与Dogan的一种胜利。2014年，土耳其宪法法庭发现被告者的权利受到侵犯，所以宣布重审大锤案件。Cetin Dogan此后被释放出狱。当《经济学人》杂志撰写这则新闻时，在开头写道，“6月8日，Dani Rodrik与妻子Pinar Dogan终于迎来期待已久的‘我早就说过’的时刻…” 3月31日，重审宣布所有的被告无罪。
“我们赢了，”Pinar Dogan说。
Rodrik却不这么认为。
“我们本可以赢，”他说，“如果我们之前就让人信服。”
“噢，别这样，”妻子回应道
“我非常失望，”他说。
“为何会这样呢？”妻子走后，Rodrik问自己。“为何这种大规模破坏法制的行径可以打着法制建设的名义开展？,” 而且“人们还围观并鼓掌？这是我一直想要弄明白的巨大悖论。”
夏天的时候，Rodrik与Dogan回到哈佛大学，他们的大锤之战也已平息。如果你在这个秋天听说Rodrik, 那多半是与他的新书有关——《经济学规则》（Norton出版社），该书涉及经济学领域的成功与失败，并未提到政治阴谋、审判、或伪造。虽然对于Rodrik而言，土耳其的艰难历程仍历历在目。他最近教授的政策课程，他所写的文章，他在白板上用蓝色马克笔描画的图表，这一切都源于那段经历。
该案件再度点燃了他探寻“什么造就真正民主”这一问题的兴趣。何时民主才能不仅产生有选举权的大多数，也保证少数群体的利益，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大锤事件所缺失的东西？
某种程度上说，民主形势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势头。全球有超过60%的国家是民主选举，80年代时仅有近40%。实际上，据Rodrik与经济学家Sharun Mukand近日共同发表的论文显示，绝大多数的民主国家“未能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了弄清原因，他们分析了三种权利。政治权利掌握在多数人手中，财产权由富有的精英掌控。然而，公民权利通常是惠及相对弱势的少数群体，他们财富匮乏，人少式微。为此，Rodrik说，“一个运行良好的、能够保证公民权利的自由民主体制极其少见。”问题不在于民主制度为何会沦落为反自由主义，这点你应该料想到。有趣的是，为何有些民主国家能够保持自由？这也正是他新研究尝试解决的关键疑问之一。在那些民权未得到强大选民支撑的社会，是什么让公民权利得以形成？
Rodrik的新研究也解决了第二个与之相关的疑问。他对土耳其政治的“进军”让他开始从新考虑经济学中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人们会从既得利益方面考虑政治后果。公司或商会等强大组织都根据政治形势来推进自己的计划。Rodrik意识到学者所建立的政治经济生活模型缺失了一样东西：观念。
以土耳其自由知识分子为例。他们与Rodrik的利益一致：建立一个更为民主的国家。然而，他们接受一个截然不同的说法，这让他们成为政府利用的工具。他们为迎合土耳其中产阶级与西方社会将大锤案件合法化。这不是既得利益所能解释的结果。
我的论点并非否认存在有组织的团体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分权不均，”Rodrik说，“只是想指出这些组织在划定其实际利益时，依赖于观念、自我诠释及身份认知等各类因素。”
这也许看上去不那么新颖，不过屡试不爽。在商业领域，公司可能会相信要最好地保证自身利益，就要阻止竞争者进入市场；或者他们相信行业的良性发展取决于创新（比如硅谷）；抑或应该两者并重。直到近年来，不平等的危害才严重影响在美国经济的进程。对于效率、激励及创新的另类诠释淹没了不平等问题。然而，不平等现已演变成备受瞩目的政治附带问题。
真正吸引Rodrik是时机问题。什么时候观念才能影响认知？什么时候利益如此根深蒂固，让观念只能居于次要地位？
具体而言，大锤案件改变了Rodrik一些想法。他不再相信自己在报纸中读到的大部分新闻。这位教授之前就对经济事件保有怀疑态度，如今他对外国政治的发展报道同样保持警惕。他说如果你不了解土耳其的真相，那么自然会接受自由派通常对该事件的解释。
“读这些故事很容易，因为这些故事能与自由主义者所持的世界观产生共鸣,”Rodrik指出。“而且你也很可能相信这些。这并不是说我变成了保守主义者。不过，这让我对所谓的“由美国东北部常春藤盟校的主流自由主义精英们所诠释的世界运转的标准”更为怀疑与谨慎。这也让我尤其怀疑自己在《纽约时报》读到的文章，以及《纽约时报》对不同国家形势所持的观点。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早该明白这点。”
原文A Harvard Economist. A Coup Plot. A Career Forever Changed.于2015年10月刊登于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译文为经济金融网/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独家稿件，仅供交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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