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9日，“大老虎”落马，“你懂的”落地。人民日报海外版用了略带调侃的标题《他倒在了“全球老虎日”》。“距离周永康上一次公开露面，已经过去了整整10个月。关于他的传闻，已经从冬末持续到了夏末，以至于网友说，等了这么久，康师傅现在终于只是一种方便面的名字了。
反腐风暴中，老虎苍蝇俱下。前段时间，中国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家中发现上亿现金，清点当场“烧坏了4台点钞机”。这一戏剧性的场景以及“大老虎”落马引发无尽猜想，甚至不少经济学之外的专家也参与了“大老虎经济学”讨论。
据《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观点文章说，近年来，中国一直适用宽松的货币政策，而CPI增幅却大致保持在2%-3%的水平，一位文学教授在解释这个现象的原因时另辟蹊径，发明了“大老虎经济学”这一概念，他认为中国庞大的贪官群体对于遏制中国的通货膨胀功不可没。
文章说，官员藏匿现金的方法可谓五花八门，比如海南文昌原市委书记谢明中将2500余万元现金藏在19个密码箱中，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将2000多万元贪污受贿款的一部分藏进粪坑里，江西赣州市公路局原局长李国蔚将280万元赃款埋到其农村三哥家房屋旁的垃圾堆下，等等。
那么，激活货币“存量”是否也包含窖藏现金，“钱荒”是否与此有关？中国官员窖藏现金是否对经济发生影响？
按照中国对货币的大致分类，M0也就是流通中的现金，M0加上企业活期存款就是M1（狭义货币），而M1加上准货币（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其他存款）就是M2（广义货币），而M2往往也就是经济所讨论的货币，也反映货币供应量的重要指标。中国M2与GDP比例在“四万亿”政策之后一路激增，已经超过200%，创下全球极高。在通胀压力之下，货币超发等新闻备受关注，触动转型中国各阶层焦虑，成为一时公共话题。
以上简单来说，即众多“大老虎”和“亿元司长”藏觅家中的海量货币，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遏制通货膨胀的作用。
首先，应该明确窖藏现金在贵金属时代与现代信贷体系之下效应不同。在贵金属货币时代不同，窖藏往往容易引发通货紧缩，而在信用货币制度下，窖藏现金很少会影响银行体系的运作，这当然不是中国发生钱荒的原因，更不是通胀可控的原因官窖藏现金来自银行支取现金（不论是他自己取出来还是行贿的人去取出来），对于银行而言，这笔取款发生之前体现为 1亿元的资产（库存现金）与负债（个人存款）。不论这 1亿元货币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它对经济的作用已经发生了。
现代银行体系中商业银行不会出现现钞不足的情况——自然地，窖藏现金不是钱荒的原因。实际上，“钱荒”是商业银行管理流动性出现问题而导致的紧张状况，与现钞是否充分没有任何关系。同时，窖藏现金不改变货币总量，自然也就不是货币（ M2）“超发”的原因。
最后，窖藏现金是否会影响银行后续的放贷？按照“贷款产生存款”理论，银行通过放贷 1亿元，可以同步增加自己的资产（企业借款）与负债（企业在该银行的存款） 1亿元，恢复之前因支取现金而降低的数额，而所需要遵守的存款准备金、存贷比等要求可以通过流动性管理来满足。这样，即使贪官窖藏现金对于银行运作有所影响，其影响也是十分有限的。
在信用货币体系之下，现金的影响日渐式微，而货币更多源自信贷的创造。经济学家所谓“货币如蜜”，可见其创造的过程并不是直升机撒钱式随机与平均，而是跟随资本而流动。值得注意的是，在金融抑制之下，信贷资源的分配往往离不开行政干预，大众对于货币超发的激愤，正是源于此处，权力的腐败以及不公，在金融与信贷领域也同样存在。
这种资本的不均等，形式隐蔽而效应巨大，即使在法治完备的社会，也会因为其结果的不平等而引发对于公正的拷问，这也是最近国际社会讨论的热门话题。从斯蒂格利茨的《不平等的代价》到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新著《21世纪的资本》(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century)，都在询问一个基本问题，市场经济之下不平等边界在哪里？皮凯蒂新书也引发左右阵营的大辩论，随着人类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二十一世纪的不平等比二十世纪、十九世纪是否更可接受，或者说，如何面对这种一种相对的不平等？完美的答案仍旧在不同阵营的理念交锋中形成，但保护私有产权与财富合法性的边界其实早已经划定，早在上个世纪，哈耶克就曾经反问，“一个富人得势的世界仍比一个只有得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要好些,试问谁会否认这一点呢?”
“大老虎”和“亿元司长”可谓为这种不平等与可怕前景提供了一个生动案例。上亿现金什么概念？有人计算，重量超过一吨，而以主角6年任期来看，可谓日进斗金。回看历史的最大贪腐，也就是嘉庆年间倒台的和珅，就从坊间流传的和珅抄家列表来看，就现金部分，“赤金元宝一百个(每个重一千两，估银一百五十万两)、白银元宝一百个(每个重一千两)、生金沙二万余两(估银十六万两)、赤金五百八十万两(估银八千七百万两)、元宝银九百四十万两、白银五百八十三万两、苏元银三百十五万四百六千余两。洋钱五万八千元(估银四万六百两)、制钱一千五百串(折银一千五百两)”，按照网友估算，也不过十六亿人民币。
也正因此，比起纠结窖藏现金是否影响通胀影响钱荒，腐败的最大影响显然在于公共领域而不是金融领域，更值得关注是腐败对于社会人心的侵蚀，如果人心涣散，那么社会也最终趋于溃败。
其实，“大老虎”窖藏现金基本对宏观经济货币发行量影响甚微，而目前对于反腐身上的降低通胀、降低房价之类的外加目标，虽然迎合了民间的集体期待，但显然并不现实，这种思路也体现了国人将公共政治视为理性工具的思维惯性。因此，反腐理应作为一个法治社会的合理成分，而腐败的清除，方可能构建良性社会的运行程序，依法治国，让反腐单纯地就是反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