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多元时代的基础、表现及特征 1.多元时代的基础 美国本土经济学在这一时期之所以表现出多元的特征，而不是由正统经济学一统天下，得益于19世纪后半期美国本土经济学走上了一条自主发展的道路。 在经济方面，美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在19世纪末其制造业产值跃居世界第一。与经济高速增长和垄断相伴随的，是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的产生：整个社会的贫富分化、农民境况的恶化、道德沦丧、激烈的劳资冲突。面对这些问题，在经济学界，一部分人坚持英法古典传统，比如萨姆纳、邓巴以及稍后的陶西格、劳克林；另一部分人成为刚刚兴起的边际主义的支持者，比如纽科姆以及后来的克拉克、费雪。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边际主义，在美国现实面前多少都显得有些无能为力。于是大批青年经济学家来到德国，跟随历史学派的晚期代表人物们学习经济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伊利、帕滕等。 学成归国的年轻人们并没有完全照搬历史学派的学说，他们把历史学派的方法和理论与美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美国特色的经济学———制度主义。1899年，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出版。另一方面，正统经济学阵营的经济学家也没有完全照搬来自欧洲的古典、新古典学说。以克拉克为代表的美国正统经济学家对传统学说加以改造，产生了原创性的理论成果。同样在1899年，克拉克的《财富的分配》出版。学术界各种思潮的涌现不可避免地产生争论。但这种争论是在一种自由的环境中发生的。学者们都想要解决美国社会存在的问题，都想要推动美国学术的发展。这种宽松的学术氛围为创造性的思想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制度主义经济学、古典经济学以及新古典经济学这三股学术力量，在这样的氛围中培育着自己的果实。经过20世纪前20年的积累，使美国本土经济学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 2.多元时代的表现 （1）以陶西格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传统陶西格是哈佛大学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他在关税理论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他的教科书《经济学原理》（初版于1911年）广为使用，他在担任《经济学季刊》主编期间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不同学术思想。陶西格在哈佛领导的古典传统的经济学家中，比较突出的是卡弗和巴洛克。卡弗主要从事社会经济学研究。早在1919年，他就阐述了社会平衡的观念，认为这是保持进步的核心。但他反对为了实现平衡而采用社会立法等措施。巴洛克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他早期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精确地表述了可变比例法则（LawofVariableProportion），这是收益递减法则更一般的形式。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为数不多的严肃探讨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家之一。此外，他对美国国际收支的研究也是先驱性的。无论是陶西格，还是卡弗和巴洛克，他们都希望对古典传统进行修正，以适应美国经济的现实。但是，他们的主张与美国经济的现实总是显得格格不入。或者说，他们改造古典传统，使其适应美国经济现实的努力并不成功。 （2）以克拉克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传统 克拉克无疑是美国最杰出的正统经济学家。他在世纪之交提出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到了多元时代，克拉克继续从正统经济学内部对它进行改造。这一时期，致力于改造正统经济学的美国新古典经济学阵营中，比较杰出的人物还有西格、塞利格曼以及阿尔文•约翰逊。还有几位更加坚定地接受边际主义学说的经济学家，他们是费特、达文波特和泰勒。克拉克这个集团的经济学家们自己非常关注理论的新发展，但在对下一代经济学家的培养中，并不反对他们接触非正统的学说。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流行的教科书的编写者。与过去的教科书相比，他们的教科书最重要的变化是对待政府的态度，不再一味排斥政府，都提到了政府与经济的关系以及政府管制经济的功能。但这些变化都局限于正统价值理论的框架之内。在教科书的不断修订中，增加了公共财政、经济周期、社会保障、劳工问题、垄断问题、公用事业、自然资源保护等内容。这些内容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是制度主义者对正统经济学发起的挑战的结果。 （3）制度主义经济学 制度主义在这一时期的阵营和影响都要略大于上述两个学术传统。始于1918年，终于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制度主义运动”，无论从参与的制度主义者的人数、他们在学界的地位、对正统经济学的批判，还是从对美国政府的政策影响来看，都可谓声势浩大。但是，制度主义运动期间的制度主义者关注的重心，不是制度主义理论的构建，而是寻求解决现实问题。因此，从理论传统的意义上来说，制度主义在这一时期的美国本土经济学中并未取得压倒性的优势。 美国本土经济学进入多元时代后，制度主义的开创者凡勃伦也进入了自己学术生命的晚期。与过去的辛辣和晦涩的文风相比，这一时期凡勃伦作品的讽刺风格弱化了不少，行文也更为直接。这使得那些隐含在他的早期作品中的思想更为明显。此外，他的著作也赢得了更多的普通读者。凡勃伦在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有1919年出版的《特权阶级与普通大众》、1921年出版的《工程师和价格体系》以及他的最后一部著作，1923年出版的《缺位所有权与现时代的企业》。凡勃伦的学生米切尔被视为多元时代美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他因1913年出版的《经济周期》而成名。1920年，米切尔组建了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成为其研究主任和精神领袖。正如多夫曼指出的那样：“米切尔在他的职业内部和外部都取得了独一无二的地位。” 康芒斯是凡勃伦的同时代人，他开创了一个不同于凡勃伦体系的制度主义传统。“在为公共政策改革设计方案以减轻工业体系的缺陷方面，任何经济学家都不及他”。康芒斯的大量改革努力20世纪初期在美国州一级政府得到贯彻。当然，多元时代并非只是表现为这三种学术传统的并存。除了这三股主要力量之外，农业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运输经济学等等分支学科也在迅速地发展。只不过这些分支都大致可以归属到这三个学术传统内。 3.多元时代的特征 美国本土经济学的多元时代表现出以下一些特征： 首先，尽管三种学术传统之间，尤其是制度主义与其他两股力量之间的争论一直不断，但这种争论是在平和的环境中发生，或者说争论者之间的态度是友好的。 其次，这一时期的美国本土经济学不存在霸权。多元时代的经济学家对科学的精神有着统一的认识，那就是无论使用什么方法，只要考察的过程是科学的，得出的结论就应该受到重视。在这种对科学精神的统一认识下，表达思想的方式并不重要，文献中使用什么方法也不重要，是否追求价值中立和政策的中立也不重要。科学考察的客观性是考察层面上的，而不是信仰和政策含义上的。 最后，问题导向的研究是这一时期美国经济学家的共同特征。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不仅是不同学术传统之间的经济学家，还包括同一学术传统内的经济学家）都围绕着一个共的目的：解决问题。 二、制度主义的衰落、新古典霸权的确立与多元时代的终结 美国本土经济学的多元时代随着制度主义者发起的“制度主义运动”的衰落（也意味着制度主义的衰落）而终结，美国本土经济学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学进入“新古典霸权”时代。 以下原因直接导致了制度主义运动以及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衰落：首先，随着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传播，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更加严密的逻辑在与制度主义者相对零散的观点的对比中占得上风，吸引了大批经济学家，包括一些制度主义者。其次，计量经济学的兴起使制度主义面临严峻的挑战。由于制度主义者从事的数理分析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撑，在与计量经济学的对比中逐渐失去了支配地位。第三，制度主义者逐渐失去了法学、心理学等“盟友”的支持。制度经济学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局面：它的理论基础正受到来自它原来所依赖的那些学科内部的挑战。最后，在挑战面前，制度主义阵营内部开始分裂。以上只不过是导致制度主义运动衰落、从而多元时代终结的表面原因。借用“行动者—网络分析”（Actor-NetAnalysis）方法来说，制度主义运动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主义者没能形成一个足够强大的“网络”，从而在与正统经济学的较量中败下阵来。或者说，制度主义的“网络”中缺少了统一的理论体系这个最为关键的元素。 正统经济学抓住了理论构建这一网络的核心，并且为他们的网络穿上了一件漂亮的外衣。从这个时期开始，正统经济学面对自由竞争经济日益被大规模企业支配的经济取代这一事实，在自己的理论体系内部开始发展垄断竞争或者不完全竞争理论；到20世纪30年代提出成熟的垄断竞争或者不完全竞争理论后，正统经济学理论体系取得了增量上的发展。同时，分析工具的创新（比如无差异曲线这个工具的普及）为巩固边际革命的成果提供了保障。面对失衡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凯恩斯革命同样从正统经济学理论内部进行了重大修正。这样，正统经济学网络的核心不断得到加强。另一方面，正统经济学不断吸纳新元素补充自己的网络，而且还吸纳了一些制度主义阵营中的元素，比如克拉克从米切尔的经济周期分析中衍生出来的加速原理以及乘数和加速数的相互作用，后来成为萨缪尔森对这个问题的分析的思想源泉之一。此外，20世纪30年代欧洲战云密布让一批经济学家移居美国，加强了正统经济学的网络。 理论上的工作和强援的到来开始分解制度主义的网络，但真正让制度主义在网络的竞争中败下阵来的，还是正统经济学网络编织它那件漂亮外衣的努力———“形式主义革命”。计量经济学的出现使得制度主义不再是惟一能够进行度量和经验检验的经济学，而且，在强大的理论支撑下，正统经济学开始藐视制度主义者进行的度量和检验。 作者：张林，云南大学经济学院 摘自《经济学动态》（京）,2010.1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