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2012年7月2日，“经济思想的盛宴”专栏
http://www.dfdaily.com/html/8762/2012/7/2/817570.shtml
顺手翻开2012年5月29日的《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不经意间发现“理论动态”版刊登了我有关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编辑的题目起得颇为传神——“量气温知兴替？”，这个题目一下子抓住了读者的眼球，恨不得一睹为快；此外，这个简短的理论动态还可能启发读者——有关气候变化的经济学可能是另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气候变化的经济学版本。
所谓西方的气候变化经济学版本，说白了就是以研究当代的全球变暖对人类经济社会的生产、生活、消费、分配等经济范畴之相关影响的一门经济学问。具体而言，它至少要告诉人们这样一系列密切相关的经济学问题：第一，今天的全球性气候变暖怎么出现？何时出现？第二，这个全球性的气候变化对当代的农业、工业化、服务业发展、人类的健康、出生率、消费方式、贸易流向、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收入等有什么样的影响？其作用机制又怎样？第三，如果以上第一、第二点的说法都被实践证明可靠，与之相关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人类到底应该采取何种对策，才能有效遏制这种现象进一步恶化？
这个气候变化的经济学版本起步于1980年代，之后吸引了越来越多经济学家的注意力。与萨缪尔森共同撰写《经济学》教材的著名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1982年发表了“我们应该以多快的速度在全球的公共牧场放牧？”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详细分析了气候变化对人类经济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所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同时也给出了应对这些问题的规范和实证分析与政策措施，比如加强国际间有关碳排放权利的交易、增加碳排放税、在GDP的核算中增加绿色GDP的核算、倡导低碳出行与生活等。
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张有关气候变化前后自然环境之巨大反差的地图，是澳大利亚著名华人经济学家黄有光教授传给我的一张图。这幅图描绘了300年来喜马拉雅山麓同一地理位置的两张照片。图中清楚地显示了气温上升、冰川消融的景象。按照西方的气候变化的经济学版本，气温上升，冰川会消融，海面会上升。据科学家们的预测，到2080年，我国东南沿海海拔1.5米以下的地区中，有40%将被海水覆盖。我当时头脑中立即闪现了一幅上海被海水淹没、从“海上变为海下”以及我悲惨逃难的情景，我先是将早已准备好的橡皮筏挪出来，把臭老九心爱的书籍运走，然后依依不舍地划船西行。在一路西行的路上，我还要写一本有关上海从乡村到特大城市，再从特大城市到海洋的变迁史的书籍，作为告诫后人要“热爱环境、关爱地球”的宣言。
按照目前西方版本的气候变化经济学，上述的这一系列后果都会慢慢出现。可是，在“万能的”经济学家们笔下，也的确有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这样的恶果并不会出现。他们提出的原因主要是，价格机制有着神奇的魅力，只要到时候价格的调节功能还发挥作用，那么，人类就会做出反应，迅速遏制气候变暖的趋势，并寻找到更新或更高效也更低碳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因此，大家大可不必对此惶惶不可终日。有的经济学家甚至说，关注气候变化这种遥远的未知景象还不如关注眼前的现实来得更加有意义和踏实。
我要说的是，经济学有关气候变化的经济学正面和负面结果以及相关应对举措的现有研究，大多都带有几分预测和预言成分。毕竟，当下的全球气候变暖只是在最近的几十年才变得明显起来。人类有关应对气候变暖的经验也非常之少，并且往往局限在那些沿海或者自然环境相对脆弱的地区。比如，每届联合国气候变化的国际会议场外，到处都是来自海地的游行人员。对于那些非海地的、自然环境还相当优越的国家而言，他们怎么能体会到海地人祖先坟墓已被水淹的切肤之痛呢？原因很简单，现有的西方气候变化的经济学版本在现实中只有很少的对应，人们对它的了解、研究和体会还远远不够。
可是，世界就是世界，尽管充满了困惑与焦灼，人们关注的往往仍是眼前而不是长远。将目光转向未来，我们的法力尚不足够强大，我们还无法预测2050年更遑论2080年的世界。可是换一个方向，将目光转向历史，也许能收获颇多。就拿气候变化来说，当我们如此做时，就会发现另外一个气候变化的经济学版本。它是那样的完整，因为中国有着非常丰富的有关过去3000年天灾人祸、天气变化、农业生产、节气、时令变化的文献记载；它又是那样的楚楚动人，当你走进历史时光机，气候变化所产生的一系列后果，对农业生产、对土壤植被、对水文与河道变动、对人口迁移与对民族关系的影响、对经济重心所带来的重重压力以及人们的反应等，这一幕幕清楚画面都将在你眼前渐次拉开。
只可惜，对于这些历史画卷的研究，只有较少的人才敢于、乐于关注。因为它不仅需要研究者有广阔的知识视野，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考古学、地理学、农学、植物学、动物学等，而且还需要研究者具有十分果敢的勇气和毅力。你想蜻蜓点水，你将一无所获，你想从中获利，博取短期的功名利禄，你将得不偿失。只有那些对这一事业如此着迷，也不贪图功名利禄还能放眼长远的人，才敢趟这摊“浑水”并勇往直前。
这个版本的气候变化的经济学，可冠之以中国气候变化的经济学。因为中国有着比其他国家更加绵长的历史记载，并且中国有着辉煌的政府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实践，其中外生的环境冲击、政府为主的应对机制、经济个体在给定约束下的自我选择以及相互交织、相互调适，共同构成了这个版本气候变化经济学的必备龙骨。
这个版本的气候变化经济学，不同于当代西方的气候变化的经济学。
当代的西方气候变化经济学是一个基于农业、工业的两部门模型基础上的内生气候变化模型，其中，气候变化内生于工业部门的生产过程，结果，又反过来形成农业和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制约，人类在此基础上展开相关的应对。在这个模型中，很多的问题已经很难展开详细的考虑和阐释。毕竟今天国家的疆界已经十分清晰和稳固，外生冲击下的人口不可能完全自由地逾越疆界而流动；今天，世界的游牧民族和部落已经所剩无几，农耕民族在枪炮-钢铁-医药的武装下拥有了相对于游牧民族和部落的绝对优势，因此，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冲突将不可能重演；与此同时，现代民族国家也因武器和技术的进步，实力大大增强，因此，一国由于环境恶化而欲对邻国发动侵略恐怕已经很难较大规模地上演。因此，当代的西方气候变化的经济学，顶多只会关注一些具体而微的局部问题。
相反，在我们称之为中国气候变化的经济学版本中，所有的一切重大内容，都会如实拉开大幕。这种气候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界气候循环的一部分，当它发生时，先是农业生产和牧业生产受到影响，接着水文、河流、土壤、植被受到摧残，一系列与气候敏感的自然灾害就会出现，之后生活于其上的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关系就会紧张，在这些连环的外生环境冲击下，人类社会的一系列部门或者环节之间的关系也趋向于紧张，人口、资源与环境的矛盾就会暴露出来，人类为了生存而起的掠夺、抢劫、交易方式都会发生相应变化，王朝的更迭也就会随之而发生。
公允地说，中国历史上的政府还是很负责任的政府。当时的政府发布《劝农书》，出版农业著作，宣传农业生产的技术；官建粮仓，以备赈济之用；从康熙开始，全国各地的粮价报备中央，修建运河，以漕运解决粮食运输安全，如此等等。然而，当时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环境恶化的对策，更多是短期性的、局部性的，没有构筑起爱护环境、植树造林、关爱地球这样的绿色长城。尽管如此，从历史上，今天的我们的确应该学习良多，而不是文化基因的一刀两断。
笔者目前有关讨论这一系列影响的文章（“公元11世纪后的气候变冷对宋以后经济发展的动态影响”，《社会科学》2011年12月；“气候变化是否影响了我国过去2000年间的农业社会稳定？”《经济学季刊》2012年第2期）及专著（《小农经济、惯性治理与中国经济的长期变迁》，格致出版社2010年）就是为构筑上述气候变化经济学版本的一些尝试，它是建立在中外历史学家、经济史学家、地理科学家的工作基础之上，当然，更离不开经济学家的一些先期研究，对此我只能提到如下的一些名字以示感谢，他们是：竺可桢、牟重行、倪根金、郑学檬、张家诚、赵文林、陈高傭、满志敏、王玉玺……
希望我所述的这个气候变化的经济学版本，有着不同于西方气候变化的经济学特色，也能有朝一日成为名副其实的另一个版本。■
（作者系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