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导读：前不久，林毅夫出版了其著作《新结构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介绍该书“经济发展是一个技术革新和结构转型的动态过程。经济发展思想则是内生于探索稳定增长策略的过程。本书为研究经济结构转型的决定因素提供了一个新古典的研究 方法，并提出了经济发展政策的新见解。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市场都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基础机制，然而经济发展作为一个动态过程需要经历结构的调整，包括产业升级、多元化及配套的软硬件设施的改进。这一升级和改进的过程需要与巨大的公司交易成本外部性及资本投资回报相协调。所以，除了有效的市场机制，政 府应该在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该书的英文版《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The Quest for Prosperity: How Developing Economies Can Take Off），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出版。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提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引发了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热烈讨论。]
新结构经济学：超越凯恩斯主义
《经济观察报》7月份由记者汤向阳根据林毅夫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新结构经济学”研讨会（6月18日内部研讨会）、“北大国际（BiMBA）校友大讲堂”上的演讲及问答整理撰写了一篇文章，较为详细地归纳了“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观点。
文首指出，林毅夫提出“新结构经济学”之前，全球经济学界已经有两版发展经济学，分别是二战后流行的“结构主义”和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盛行的“华盛顿共识”。前者强调政府作用，要求发展中国家发展重工业等“进口替代”产业；后者则强调市场作用，要求发展中国家实行私有化和市场化。但是，这两者都没能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国家富强的目标。
“新结构经济学”采纳了“旧结构主义”关于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产业机构不断调整和升级的过程这一观点，提出了国家应该在发现、培育和扶持具有比较优势产业上扮演积极的角色。为了具体指导发展中国家制定发展政策，林毅夫将市场和政府的作用结合起来，提出了“增长识别与协调”（Growth Ident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六大步骤。它们也被称之为“新结构经济学”下的发展“食谱”。
80年代以后，各个国家开始进行改革转型。最早开始改革并成功转型的是毛里求斯。它在五、六、七十年代也曾推行“进口替代”战略，出现了很多扭曲。从80年代开始，它推行跟中国类似的“双轨制”，给予既有产业必要的补贴保护（国家的作用），但是放开了对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进入（市场的作用）。这种“双轨制”保证了国家的稳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和越南的改革相对成功，也受益于此。前苏联国家中转型效果较好的也都是因为“双轨制”。它们都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或者逐渐转向市场经济。但是政府在转型和发展过程当中扮演着相当积极的角色。所以它们既有原来旧“结构主义”所强调的政府干预，也有“华盛顿共识”所强调的市场作用，但它们既不是“华盛顿共识”，也不是旧“结构主义”。
世界银行在80年代以前受“结构主义”的影响，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大项目、大产业和大基础设施，在80年代后转向“华盛顿共识”。
1994年，世行出版了《东亚的奇迹》一书，解释东亚经济鹤立鸡群的原因在于它推行的是“出口导向”政策，既坚持市场方向，也要求政府发挥积极作用。2004年，世行又出了《九十年代的经验》一书，总结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十年转型。它发现转型比较好的国家都有一些按照它们特定情况制定的政策。这也跟“华盛顿共识”不同。后者推出了一个推荐所有国家遵行的政策组合；2008年，世行总结二战后13个实现平均7%的年经济增长且维持25年的经济体的发展经验后发现，它们有5个共同特征：第一，开放型经济，而非内向型的经济；第二，宏观经济稳定，没有大起大落的情形；第三，比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第四，以市场为基础；第五，有一个相当有为的、有能的政府来推动经济发展。这五个共同特征跟“华盛顿共识”和旧“结构主义”理论都不一样。
超越凯恩斯主义
“新结构经济学”是应用新古典的分析方法来研究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的决定因素和它的变迁。发展本身是一个经济结构不断调整、变动的过程。所有国家在现代经济出现以前都是农业经济；要变成现代国家，农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要大幅下降，从原来的90%，变成20%到30%，最后变成发达国家的不到5%；原来大量人口生活在农村，现代国家人口都在城市。结构变迁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现代经济发展在本质上依然是一个技术、产业、软性制度和基础设施结构不断变动的过程。它的基本理论前提是：任何经济结构都是内生的。所谓“内生”指的是它受其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一个国家的要素结构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间都是特定的，包括其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应该由其特定时间内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要素禀赋”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的总预算，包括其劳动力和各种资源等；其次，不同国家拥有的要素禀赋不一样，这就决定了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总预算和相对价格是经济学分析当中最重要的两个变量。
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特点在于资本相对多，包括劳动力资本和物质金融资本，因此它在资本、技术密集产业就有优势。发展中国家则相反。它劳动力相对多，所以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有优势。这种要素禀赋相对丰富的产业就构成了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产业，也就是这个国家最有竞争力的产业。
一个国家要在产业上、收入水平上赶上发达国家，前提条件是其要素禀赋结构要赶上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所以它们应该想方设法增加资本在其禀赋结构中的比例。这就必须利用其现有的要素禀赋结构，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最有竞争力的产业，创造最多的剩余和最快的积累，从而提升要素禀赋结构。要素禀赋提升以后，原来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会失掉比较优势，而新的优势产业也会涌现，这样产业升级就变得可能。贫困问题和收入分配问题也可以在发展过程当中得到改善。
要理解根据要素禀赋转变产业结构的重要性，有必要理解拉美国家长期深陷的“中等收入陷阱”和大多数国家从18、19世纪以来遭受的“低收入陷阱”。拉美国家石油丰富，一开始就是中等收入国家，但因为没有有效地、根据自己的内生禀赋及时升级产业结构，所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没有减小，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而有些国家在工业革命时期后，没有有效地进行结构调整和升级，而只是边边角角地修整，所以收入状况一直没有得到改善。
要做到以要素禀赋结构为基础的产业布局，唯一可能的制度安排是市场制度。所以比较优势实现的前提是有比较完善的市场制度。市场中各种价格信号可以稳定各种要素。
在提升要素禀赋结构的过程中，国家的产业结构不断变化；基础设施，包括交通、电力供应、港口等都需要改善；法制环境、金融系统也要慢慢完善。但是这种大环境的改善跟农民春种秋收、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不一样。它们都不是个人或者企业能决定的。有的改善是可以靠私营企业提供，但是这种提供也是需要协同的。这种基础设施的改善和企业行为的协同都需要政府发挥作用。这是现代经济增长过程当中的一个特性。除了基础设施，交易成本也必须最低，这决定于各种基础制度安排，也必须有国家的积极作用。
此外，产业升级、技术变迁都有一定的风险。企业在判断一个产业是否具有比较优势或者是否会成为比较优势产业可能出现失误。所以政府要给先行者一定的外部性补偿，鼓励他们“先行先试”。
这种要求政府在产业升级中扮演引导角色的理论也可称为“超越凯恩斯主义”。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建议政府在就业率很低时，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就业。但这也意味着政府的公共债务增加、税收增加，导致人们消费欲望不强，必须储蓄以应对即将到来的高税负。但“超越凯恩斯主义”所建议的投资项目是为了消除发展瓶颈、提高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的项目。发达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已经基本饱和，因此公共投资空间有限，但是南美、非洲基础设施投资的空间还很大。如果能由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就既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改进基础设施、提高经济增长潜力，也能够帮助发达国家扩大市场，走出经济危机。
“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发现
2008年，金融和虚拟经济非常盛行。人们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如果要现代化，就应该发展跟发达国家一样的金融结构：大银行、股票市场、风险投资、二板市场，因为2008年以前，美国利润的40%到60%来自于金融街。但是金融结构是由实体经济特性决定的。最佳的金融结构应当视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公司规模、资本要求和风险要素而定。
旧“结构主义”经济学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建议发展中国家发展远远超过它们发展阶段且不符合它们比较优势的产业。这样建立起来的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华盛顿共识”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体系中有很多扭曲，但政府的作用还是很必要的。很多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失掉了政府的扶持就会死。片面强调市场的作用，转型就会很慢，甚至根本不会发生。“双轨制”取得成功是因为它意识到了市场的基础作用，但也意识到了符合潜在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企业在初始阶段没有自生能力，需要政府补助和保护。
因此，要形成有活力的经济增长，需要由市场经济来有效配置资源、促使企业自主创新和跟随比较优势，但也需要政府解决协调性、外部性问题和支持基础性研究。所有转型成功的经济体都遵循了以市场机制为基础、政府为辅助的“二元系统”。“二元系统”中的政府能够通过支持发展比其现有的产业结构略高、但不是高很多的产业来推动经济转型。产业结构滞后的国家可以通过模仿产业结构先进的国家来实现产业升级。但是这两者的人均收入不能相差太大。不成功的产业政策通常是因为模仿国家的人均收入不足被模仿国家的20%。
16、17世纪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是荷兰。作为落后国家的英国学习荷兰所采用的策略就是：国家出钱把荷兰的工人偷偷聘请来，从而成功实现技术的转移和产业的升级。当时英国人均收入是荷兰的70%；工业革命后，英国变成全世界最先进的国家。德国、美国、法国、美国相对落后，但是它们的人均收入已经是英国的60%到70%，所以它们模仿后者的比较优势产业能够成功；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也因为它的模仿对象是德国（当时日本人均收入是德国的40%），而不是英国（当时日本人均收入不到英国的20%）；二战后，日本模仿美国获得成功，因为当时前者的人均收入是后者的40%；60到80年代，“亚洲四小龙”模仿的是日本，当时它们的人均收入是日本的30%到40%；70年代，毛里求斯发展的产业是当时香港、台湾由于工资提高以后准备转移出去的产业。当时前者的人均收入是后者的50%。
智利和爱尔兰都曾经是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智利一直跟随“华盛顿共识”，政府不干预经济，所以一直没能走出经济低谷；但是爱尔兰政府却在80年代选择了扶持信息、电子、化工和制药四大产业来吸引外资、发展本国经济。它所要升级的产业结构就是模仿当时的美国的。当时，爱尔兰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45%。
“新结构经济学”下的发展“食谱”
新结构经济学政策建议为：以市场经济为主导发展比较优势产业；同时需要政府为经济发展提供便利。这类政策的希冀结果是：开放性的经济体，利用后发优势；具有竞争力和强大的外部性支持，包括强大的财政账目、更少的内生性危机和可以为反周期操作提供更大空间的财政政策；较大的经济盈余，较高的投资回报，较高的储蓄和投资。
尽管经济学家普遍承认发展成功有原材料，但是没有“食谱”，但仍然可以有一些政策建议。新结构经济学提出的是“增长识别与协调”六大步骤：
第一步：找出与自身产业结构类似、且人均收入约为其两倍的、发展迅速的国家作为参照模型。找出被参照国在过去二十年增长迅速且可交易的产业；
第二步：如果参照国里已有民营企业进入上述产业（不管这些产业是已经出现的还是正在出现的），政府应识别造成这些企业无法良性发展或者阻碍后来者进入该产业的障碍。采取措施消除这些障碍；
第三步：如果参照国中没有民营企业进入上述已经在被参照国发展迅速的产业，政府应采取措施吸引外资进入这些产业。这些外资应该来源于第一步中已经识别的被参照国。也可以在这些产业中培育本国新企业；
第四步：除了培育上述被参照国内发展迅速的产业，政府也应该注意识别本国民营经济体在新产业里的成功创新，支持它们发展壮大；
第五步：在基础设施落后、商业环境不够友好的国家里，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可以用来消除企业进入的障碍、吸引外资和形成产业集群；
第六步：政府应当为已经识别的上述“先锋式”企业提供限定期限的税收优惠、直接信贷投资和外汇支持。
此外还有两点：第一：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农业至关重要。它可以消除贫困、提供资本和市场。发展农业同样要求升级科技和产品结构。第二：若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希望资源成为其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它就需要管理好这些资源，并将这些资源带来的部分收益投入到产业结构转型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去。
英媒：新结构经济学——寻找繁荣之路
“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提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也收获了众多的评论。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Wolf）最近撰文评价此书评价道：林毅夫写了一本既雄心勃勃又优秀的书：该书旨在为经济发展指明道路。林毅夫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务实。他认同市场力量的决定性贡献，但同时也主张政府有责任将这些力量推向正确的方向。他认为，只有这样，贫穷的国家才能通过漫长的努力实现繁荣。更确切地说，该书倡导“新结构经济学”。该学说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影响经济学家的旧结构经济学有所区别，也与芝加哥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有所区别。
与旧结构经济学相同的是，林毅夫倡导的学说也认识到了企业家无法独力克服的经济发展障碍的重要性。但与旧结构经济学相反的是，受自身教育背景和东亚经历影响的林毅夫，还提到了利用一国比较优势的重要性。他拒绝接受他所谓的“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这种立场与新古典经济学相符。但他同时还强调了积极的政府在引导经济、克服经济持续发展之障碍中发挥的作用。这就是非正统的思维了。
沃尔夫指出，不过，这种思想如何转化为实际政策？在林毅夫所说的“增长识别与协调框架”（Growth Ident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 Framework）中，我们可以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框架的基本想法是，发展可以走“小步跨越式”道路——这是有道理的。一个国家必须胸怀大志，但决不能想一口吃成个胖子。这种想法很好地概括了新加坡和韩国等国的发展历程。
沃尔夫也提到，林毅夫把他的框架应用于一些明显的挑战：前社会主义经济体的改革历程，以及那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困境。但实际上，我们并不清楚这是否是一种普适的经济发展理论。例如，林毅夫忽视了“合成”问题：让每个穷国都在同一时间遵循相似的发展道路可能有较大难度——全球对服装的需求量能有多高？另一异议是，他低估了在资源型行业（包括农业）拥有比较优势的国家所面临的问题。还有一个难点是，某些国家面临格外难以消除的瓶颈限制：被基础设施不足的贫穷邻国环绕的内陆国家就是明显的例子。同样，林毅夫还忽视了当世界各国都在发展时出现的资源瓶颈。
沃尔夫最后指出，林毅夫的学说是一项重要的贡献，林毅夫对东亚发展道路何以成功的解释，比其他任何人都精辟。当然，他的学说存在一个条件，即政府要能干且富有支持性。但是，如果没有这一条件，发展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取得成功的。
国内部分学者对新结构经济学的评价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9月份举行“新结构经济学研讨会”，多位经济学者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延伸与政策运用进行了讨论。
林毅夫表示，发展经济学本身就是不断反思的学科。“新结构经济学”，这一理论重在以资源禀赋、比较优势、自生能力为基础，以市场为核心，以价格为企业提供决策信号，由政府解决外部性与协调性问题，最终实现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经济不断发展。
平新乔认为，新结构经济学承接了结构制度主义的优良传统，但新结构的学说，其核心应该解释结构怎么内生的？结构的扭曲是否存在套利的空间？
张曙光指出，新结构经济学不止于发展经济学，其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实践及背后的治学基础有更广泛的适用空间。多年来，经济学政策基本上就是在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之间摆来摆去，而结构的变迁和起因才是经济发展的本质和关键。但新结构经济学还需要更详细地回答是不是建立在“好人政府”的基础上，以及实施细则问题。
韦森从金融服务业的角度，提出新结构经济学中是将金融产业作为产业结构的外生变量？还是一国经济发展阶段中经济结构的内在构成部分？李实教授认为“新结构经济学”之新在于第一次详细介定了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建议今后对政府行为模式的分析也应该加入“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中来。鞠建东教授评价“新结构经济学”是完成了经济研究中个体与总体的关联。
对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延伸与政策运用，白重恩教授认同林毅夫对政府角色的界定，还分析了“新结构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转轨经济学”在政府角色研究与转型经济研究方面合作的可能性。
发改委徐林认为，如果单纯从经济理论上说，按比较优势发展、交给市场去挑选产业也许是最合理的，但中国政府面临很多产业与技术的禁运，一个强势的政府尤其希望能“自已干”，不受制于人。对未来的政府角色，他认为一方面是改善营商环境，另一方面是建设基础设施。他表示，在我国当前金融体制下，基础设施建设需要长期资本支持，而我国金融业产品以短期为主，两者之间的矛盾为政府融资平台带来巨大压力。
岳希明希望能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到“新结构经济学”的政策建议，黄少安认为“新结构经济学”是采用新古典的经济研究方法，但没有从新古典的角度解释政府的性质。龚刚探讨了“新结构经济学”将知识资本作为一个要素禀赋，加入到产业结构研究中的可行性。汤敏则认为，要素禀赋可以进一步细化，将制度也纳入进来。因为不同制度下的政府行为模式不同。
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是什么
美国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高级经济学家王健最近在《金融时报》上阐述了他对新结构经济学的认识。
王健认为，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由很多不同阶段组成，而每个阶段的最优生产资料结构不同。生产资料结构是指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之间的比例。该理论认为，尽管在每一个阶段，市场是对资源配置的最有效手段，当经济从一个阶段向下一个阶段过渡的过程中，一些产业升级的外部效应没有办法被市场完全考虑。比如企业创新升级会为其他企业提供公共知识，基础设施建设会降低公司的交易成本和提高投资回报率。这些外部效应往往无法完全通过市场途径解决。因此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政府应该在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政府应该积极帮助私有部门确定和发展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通过连续的产业升级来实现快速经济增长。
由于缺乏对新结构经济学的认识，很多人错误认为林毅夫教授主张计划经济或者政府强制干预经济。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仍然认为在每个经济发展阶段，市场是最有效的分配资源方式。企业自主进行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政府只是提供一些帮助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等辅助作用。比如林毅夫教授在会议上多次强调，政府扶持和垄断等不应该长期存在。衡量经济政策成败的重要指标是看被扶持产业能否在政府扶持撤销后仍然盈利。
对新结构经济学的批评往往来自两个阵营。一是认为市场万能的人。这种批评更多基于对市场过度迷信的意识形态问题。完美的市场在现实中不存在。经济学中有成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证明确实存在各种市场失灵的地方。而很多前沿的宏观经济学也是研究市场中什么地方可能存在缺陷，有没有通过政策可以解决或者提高效率的方法。所以认为新结构经济学允许政府在产业升级中发挥作用就简单地全面否定并非理性。
另一方面，新结构经济学也面临来自对执行细节上的质疑。比如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Alan Deardorff在新结构经济学会议上指出，政府的产业政策往往容易被一部分利益集团所操纵。即使在政治相对透明的美国，产业政策也经常被少数利益集团的游说公司所影响，从而造成对纳税人资金的浪费。我也赞同中国政府如何在执行产业政策的过程中提高透明度，防止被少数利益团体钻空子，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是所有经济政策都必须面对的，不仅仅局限于新结构经济学。不能因为目前制度建设上的一些不足就把所有政策研究和政策制定全盘否定。
目前林毅夫教授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研究有一个我认为非常好的地方。他把一批国内外的优秀经济学者组织起来，从数据出发，用严谨的经济学模型认真思考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瓶颈在什么地方，在此基础上提供政策建议。很多林毅夫教授的合作者和学生利用公司等微观层面数据从下而上地了解中国经济，同时使用严谨的经济学模型来解读这些数据和提供政策参考。这种研究方法和目前宏观经济学中强调微观基础的研究方法一致。通过构造和实际微观数据一致的模型，可以保证经济学模型描述了经济的真实情况。基于这种模型上的政策建议也更有可靠性。这种研究方法和以往泛泛而谈的经济政策研究相比，是一个巨大进步。
因此，尽管新结构经济学还面临一些实际操作上的困难需要克服，林毅夫教授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研究提供了一个广阔领域。相信未来无论在学术研究还是政策建议上，这个领域都非常有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