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在未来一系列的三篇文章中，我将首先描述我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当弗里德曼学生的经验，然后描述他一部分的经济学研究和我后来同样的研究。这些文章的主要目的是说明如何应用经济理论来解释和解决现实的经济问题，这些文章不足以讨论弗里德曼研究的许多其它议题。
弗里德曼作为我的教师和Chow检验的发现
我在1951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当研究生，并上弗里德曼的价格理论课。当弗里德曼进教室上他的第一课，他已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深于我以前任何其他的老师。在第一课，他显示了经济理论能解释现实的经济现象。他的思维是尖锐的，并对别人的话他能立即作反应。在芝加哥，我也很幸运地能向其他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学习，但弗里德曼对我的影响最大。这些老师，也影响了我后来其他的研究，这些研究不能在这一系列文章里讨论。
当我写我的论文《美国汽车的需求》时，阿诺德•哈伯格当我的导师，但论文的初稿到弗里德曼的研讨班讨论，从他那里，我得到了非常有价值的意见。这班里也研讨了弗里德曼和Mieselman的著名研究，比较使用货币供应M或用政府和其它的支出A能更好地解释国民收入Y，作了Y与M的回归和Y与A的回归来比较。发现用M的解释比较好。作回归时弗里德曼必须区分两个M的定义，第一个只包括货币和活期存款，第二个加以定期存款。弗里德曼说：“让我们把第一个称M1，把第二个称M2”。这是我们称M1和M2的开始。
弗里德曼建议我使用永久收入或预期收入，而不是当期的收入来解释汽车的需求。我发现他的永久收入变量能更好地解释汽车总存量的需求，而当期的收入能更好地解释当年购买汽车的变量。原因是当年的采购包括储蓄，而储蓄受当年收入的影响。稍后我将讨论永久性收入的用处。弗里德曼的预期收入的概念引导了经济学中重要的期望概念。他的预期概念，假定预期数量的年度变化等于前期的实现数量和前期的预期数量差异的一部分。就是说观察了前期的实现数量和前期的预期数量有差异时，应把预期数量部分的调整。
弗里德曼用国家的预期收入来解释国家的消费量，这项研究被授予诺贝尔奖。以前的经济学界发现，国家消费量增加的百分比少于国家当期收入增加的百分比。如果是这样的话，当国家收入继续增加时国家消费总需求将不足带动国家收入的继续加，导致经济不景气，需要政府支出来解决。根据弗里德曼的消费理论，当预期收入继续增加时消费会同比例地增加，不致发生经济不景气。结论是自由市场经济能够持续增长，不需政府的干预。
对耐用品的需求
弗里德曼认为许多假说都能解释过去的数据，因此只有当一个假说或理论能被用来预测未来的数据我们才能对它有信心。这个概念影响我作美国汽车需求的继续研究。1958年，在我论文完成后，我的论文导师阿诺德•哈伯格决定出版一本由他指导关于耐用品需求的论文集。由于我的论文已经在1957年发表，我不得不写另一篇论文给他。我疑问我使用到1953年的数据来估计的需求方程是否能够用来预测1954年至1957年的数据。我需要用一个统计学的检验方法来解答。因此我发现了Chow检验来解答这个问题。
在我研究汽车的需求时，应用了加速原理。因为汽车总存量的需求，由收入决定。本年购买的新汽车，是总存量的变化，因此它的需求，是由收入的变化决定。在这里收入比速度，收入的变化率，可以比加速。本年增加或本年购买的耐用品，是由收入的变化决定，这命为加速度原理。后来我用它来解释很多其他耐用品的需求，包括在美国，中国及台湾等地耐用消费品的需求。
这是我在一系列三篇文章中的第二篇，文章描述弗里德曼一部分的经济学研究和我后来同样的研究。主要目的是说明如何应用经济理论来解释和解决现实的经济问题，应用到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经济。
适应性预期与理性预期
弗里德曼开创了期望经济学，他制定的预期是适应性预期，在上一篇《我的老师米尔顿·弗里德曼（一）》中讨论了。后来，约翰•穆斯（1967）提出另一种方法来决定预期，被称为理性预期。后者等于由计量经济学家所建立的计量经济模型所产生的数学期望 （期望是该变量从模型估计的平均值）。在本文中，我将说明为什么用适应性预期可以解释股票价格和长期利率，结果优于用理性预期，以及用适应性预期可以解释台湾消费总量比用理性预期好。
第一个例子是使用现值模型来解释股票价格。现值模型是用预期未来股息的现值来解释股价，用未来短期利率的预期来解释长期利率。我发现在这种情况下，用理性预期不能解释，因为没有计量经济模型可以预测未来股息及未来短期利率。同时我说明了用适应性预期能更好地解释股票价格和长期利率。我的文章在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89）发表。
第二个例子是我用两方程的模型来研究中国的总消费（第二方程用来研究总投资）（Economic Letter，1985年，2010年和2011年）。我发现加速原理（在上次文章中有说明）可以应用在投资方程中。但罗伯特•霍尔（1987）的理性预期能解释中国的总消费。中国的模型是用中国从1952年至2009年的年度数据估计的。但根据台湾的模型 （用1951至2010年数据估计）弗里德曼的预期收入能解释台湾的总消费，同时投资也可以用加速原理解释。理性预期不能用来解释台湾总消费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计量经济模型不能预测消费行为，因为台湾经济结构变化了。在1995年台湾政府建立了全民医疗保健，影响了消费行为，这是任何计量模型不能预测的。
通货膨胀和货币供应量对价格、产量影响
研究通胀与货币供应的关系，我开始用弗里德曼曾介绍给我的数量方程MV = PY。 M，P 与Y 分别指货币供应，物价指数与国民收入。如果V的变化小 ，这方程变成一种理论，P 由M/Y决定。在我研究通胀开始，我用 (M/Y) 的自然对数来解释P 的自然对数， 计算一个回归方程，这方程的误差叫作u。
为了解释中国通胀，我先用中国的数据来估计了这方程。通货膨胀的定义是P 的自然对数的增加。我解释通胀用三个变数：（1）去年的通胀，（2）（M/Y) 的自然对数的增加，（3）去年的u。如果u大的话，去年的 P 高于正常，对今年的物价有负的影响。研究发表于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1987。因为中国的货币供应M在1984年增加了50％，1985年6月赵紫阳总理关注通胀的可能，请我研究。
后来，我用上述方程预测1985年的通胀将不严重，约等于约7％，报告总理。因为M只是在1984年大增，还有其它两变数的影响。此后，在1986-1988年，每年货币供应量增加了约30%的多，结果在1989年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我的公式可以预测。通货膨胀是在1989年发生天安门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个是腐败。
两三年前，我再研究中国的通胀，发现我的方程仍然是对的（2010年发表于Economic Letters ）。我把解释通货膨胀的回归，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是1978年之前，第二个从1979年经济改革后开始。结果是两个回归的系数几乎相同。因此，同样的公式可以解释中国在计划经济期间或在市场经济期的物价变动。在计划时经济期，虽然政府试图控制一些商品的价格，通胀仍然受到M / Y改变的影响。如在1961年物价指数增加了16％，因为但总产量Y减少了30%以上，是1958-1961年大跃进的结果。
货币供应量外生变化对产出、价格水平影响
弗里德曼发现了外生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总产出和物价的影响。他指出对总产出的影响是立即的，但只是暂时的，对物价的影响是迟漫，但是长久的。我预备用中国数据研究他的说法是否对的，告诉了弗里德曼，他很有自信地表示，“我的理论在中国将是对的。”
我没有他的信心。后来我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on，VAR）证明弗里德曼的理论是对的。这项研究我与北大的沈艳教授合作，在2005年的Asia-Pacific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发表。这个理论的重要，是指出用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政策，不能长远地增加国家总产出，只能引起日后的通货膨胀。
这是我一系列三篇文章中的第三篇。文章描述弗里德曼一部分的经济学研究和我后来同样的研究。主要目的是说明如何应用经济理论来解释和解决现实的经济问题，应用到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经济。
弗里德曼与中国
弗里德曼在1988年访问中国时，他会见了前总理赵紫阳。会议结束后，双方表示互相佩服。弗里德曼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预测中国经济崩溃，包括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国民收入的增长大幅度减少。这些意见在1989年《旧金山纪事报》发表。1989年6月，我在香港普林斯顿校友会讲话，指出天安门事件对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不大可能，只有在1989年后的5年降低约5个百分点，因为国内生产总值是由经济力量决定的。不久以后，发现我的预测是正确的。我写了一封信給弗里德曼，指出他的错误。他回信说他不应该对他不懂的事发表现意见.
弗里德曼相信群众应有较高的经济自由，在他与夫人著的书《自由选择》说明。他建议我在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在2003年10月讨论这本书的会议发表一篇文章讨论“在中国实行的自由选择”。我的文章根据他们的书包讨论了八个主题，包括：1）经济自由，2)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3）政府角色，4）社会福利，5）教育，6）保护消费者，7）宏观经济政策和8）朝着更自由的趋势。内容读者可参阅上述会议的论文集。
对我的世界观和生活态度的影响
弗里德曼对自由市场很有信心，相信它能解决几乎所有的经济问题。我在芝加哥大学毕业后也持有同样的观点。1955年我到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任教，我的思想开始改变。在麻省理工学院第一学期，访问哈佛大学的简.丁伯根(JanTinbergen)教授请我吃中午饭。他想把我的论文列进他主编的《经济分析丛书》出版。他知道我对汽车需求有兴趣，说因为欧洲汽车不足他想把美国的旧汽车运到洲。我立即反应说：“如果有这个需要，市场已经会做到了。”丁伯根回答说：“这只不过是我的一个想法。”这句话让我为难，想想我应当从新考虑市场经济的效率。
在麻省理工学院，我受到保罗•萨缪尔森和罗伯特•索洛的影响，开始发现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认为，在经济衰退时期，政府支出是有效的。即使实行用货币政策，也有用原则或用自由裁量决定的区别。弗里德曼主张用原则，以固定的速度增加货币供应量.用自由裁量的将允许看宏观经济的状态，以调节货币的供应量。
我认为在发展中的经济，政府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影响新兴产业的发展。芝加哥学派不同意，说政府不应该建立国营企业，甚至不能挑选民营企业中的优胜者来扶助。根据我从1960年代到1970年代后期当台湾政府经济顾的经验，我观察到很多政府官员比大多数企业家对经济和企业更了解，知道应当支持和促进哪些行业或企业。经济部长李国鼎，就是一个的例子。在李部长的领导下，台湾政府在1973年成立工业技术研究院（ITRI)，从事特定领域的应用研究和技术服务。工研院不仅提供技术和知识帮助选定的行业和民营企业，也帮助建立民营企业。李国鼎邀请了在美国知名企业家张忠谋博士领导工研院。1987年政府支持张忠谋创办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TSMC）。这公司在2013年的市值约等1000亿美元左右。
我观察到中国今天的经济，政府允许民营企业的建立但只能在有限的区域与国营企业竞争，政府对国营企业还有财政的支持。我认为政府应该允许两种企业存在，并在一个公平的环境竞争。不然会影响生产，销售和新技术的发展，导致经济效率低下和经济增长速度降低。
弗里德曼教了我如何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并制定一个简单的假设来解释一个象很复杂的问题。在为人方面，弗里德曼教我应有自信和自尊。弗里德曼没有把名人与普通一般的人有不同的看待。艾伦•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曾经说过，弗里德曼对美国总统或一个普通的谈话时会有相同的姿态。我也学会了这样的态度。还有，我观察弗里德曼有时候坚持自己的观点，没有充分考虑相反的观点。如果是这样，这教我应当更要尊重别人不同的意见。弗里德曼没有当政府官员而能运用经济学知识影响经济政策和社会的进步。他通过出版书籍，培养学生，讲授他的想法，和曾在电视传播他的《自由选择》一书.所以他的思想影响了政府与社会。
他影响了极多的人，他们在日后将传承他的理想。我们都非常想念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