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4～6日，在南京的寒冬时节经韩国首尔飞到了美国加州的圣地亚哥（San Diego）参加美国经济学年会（AEA）。由于AEA年会是个非常开放的会议，故会议规模非常之大，近万人的参会人数令人惊叹，之前为《茶座》专门因着AEA所写的一篇文章也有所提及。由于这是我第三次参加美国经济学年会，因此对年会也有了更加深入细致的观察。当然，最大的感受还是美国经济学年会本身所体现出来的巨大的经济性，所以应对此作深入思考。
一、学术交流的网络外部性
一月的圣地亚哥天气异常之好，温度很高，竟有初夏的感觉。蓝天白云之下的巨无霸般的万豪和凯悦大酒店两大主会场上，各色经济学家匆匆奔走在几百个分会场之间，无暇欣赏眼前的美景。早已和我约好在圣地亚哥见面的国内同仁，好不容易在会议的间隙如约相见，也就一根烟的功夫之后便匆匆说再见，各自奔向下一场自己向往的学术盛宴。甚至是约了一年的在美国访学的同学已经到了同一会场，居然也就用眼神打了个招呼后在余后的三天会期内再也没有见面。乍一看这种学术同仁间的仓促见面和仓促分别有些不近人情，其间却蕴藏着经济学所能解释的能被大家所理解的学术交流经济性，也可以说是一种巨大的网络外部性。尤其是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学术界，在短短的三天内就能够把握学术动向、领略学术前沿和结交上万各国同行（理论上）一定是一种很“经济”的行为。为了一个学术会议往往来回飞行几万里，即使是从美加东部横穿北美大陆飞到西部来参会，时间成本也十分高昂。为了参加这样一个较为纯粹的学术会议，大家不会在不必要的熟人间的寒暄上多靡费时间自然也就相互理解了。
由于会议规模异常之大，参会前如果不做好做足功课则参会效果会大打折扣，主要体现在要在参会前就要下载AEA官方网站上的会议日程表，事先就要选定自己想要参加的分会场或者特别想一睹其风采的学者，否则，等到领了300多页的纸质会议手册再临时抱佛脚般地找场次再匆忙赶去的话，时间多半已经浪费的差不多了。顺便说一句，AEA年会手册的编排也可圈可点，它在手册的末尾提供了两种最有效的检索方式，一是按照分会场的主题关键词来检索，一是按照参会作者或者评论人的姓名来检索。因此，不管你是冲着某个主题去找分会场，还是冲着某个学者去找分会场，都会很高效地实现目标。我在这次参会的一个多月之前，也就是在AEA官网刚刚公布会议日程之后，就带着我的学术团队详细研究了我所在的国际贸易领域的所有场次，并初步决定参加哪些主要的场次。除此之外，我们团队还从网上找来了所有准备参加的场次的主要作者的最新的相关工作论文，事先阅读揣摩，从而做到心中有数。 果不其然，上述精细的准备工作真地发挥了作用。今年参会时我并没有做很多笔记，一方面是为了更加专注地听讲，另一方面，由于事先已经拜读过会议论文（或者比较接近的工作论文），所以到了会场上再身临其境地听作者讲一遍，居然在恍惚见有了某种似曾相识或者再次验证某个研究的感觉。说实在的，那种感觉很有成就感。
经济学依然发展很快。在竞争尤其激烈的美国经济学界，哪怕是名家大家的研究，其结论可能很快就会被取代或者修正。以大名鼎鼎的Melitz（2003）模型为例，其核心思想是生产率对企业的出口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往往才能出口，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在国内市场上都不能生存（要退出市场），生产率介于两者之间的企业主要面向国内市场。这次美国经济学年会上，来自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4位作者创新性地认为不仅异质性的生产率在出口中扮演重要角色，异质性的出口固定成本也同样对出口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在上述两种影响因素之间必然存在某种妥协（Tradeoff）。这是非常巧妙的构思：两种因素呈相反方向发展，此消彼长、互相影响，最后达到均衡。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中有两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在美国的这种学术环境中他们成长异常之快。无独有偶，刚刚从东南大学经管学院毕业的我的一个硕士生，到英国攻读博士还不到半年也在上述领域迅速做出了研究创新，提出了Export-only Firms（纯出口企业）的概念，这也是基于异质性出口固定成本和中国出口典型化事实所进行的开创性研究，而且该论文已经于不久前在美国中西部国际贸易学会上宣读。此次经济学年会上类似的创新还有很多，例如，工资议价和贸易之间的关系，到底谁是原因，谁是结果？再如，进口中间品在中国的贸易增值当中到底扮演何种角色？仅仅是相隔一年就能够享受到巨大学术创新的愉悦，你不得不佩服人类智慧的伟大，具体而言，你不得不感慨经济学研究平均水平的迅速提高，以至于学术“大家”都受到了来自各国学者特别是新生代经济学同仁的勇敢挑战。
二、招聘、书展与会员制的经济学
众所周知，美国经济学年会除了学术交流之外的另一大亮点就是招聘会，各大学和研究机构纷纷在年会上招兵买马，这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AEA年会为何参会者众。国内各高校纷纷开出各种优惠条件，其中有些高校赴会的招聘领导我已是连续三年碰到。招聘会中所体现出的价格机制和信号传递令人印象深刻。首先看价格机制。经济学在美国已非显学，经济学博士毕业生的起薪只有比较抢手的金融学博士生的一半，也就7～8万美元一年，因此经济学博士生的择业要面临很大的竞争。常春藤名校的博士生推介自己的一个潜在目标是被另一所常春藤学校录取为助理教授，或者起码也要到IMF、联合国、世界银行或者类似于我国央行的省行研究部门工作。其他学校的博士毕业生无此雄心则多靠自己的营销技巧了。其次看信号传递机制。博士毕业生们除了给摆摊设点的用人单位提交简历以证明自己的学术能力以外，也在小心翼翼地用各种问题试探自己可能的薪金和其他待遇，当然也要知道自己将来所要承担的学术责任，如签约期间发表论文的数量等。大部分博士生都想一次推介成功，一般不会去选择做博士后。与国内把博士后看的比博士“高半级”有所不同，在美国做博士后的经历对于择业而言是一种负面的信号传递。
年会的书展对于参会者而言是一次集中获取专业图书和数据库信息的好机会。书展上主要有三类机构出现。一是大学出版社，像在经济学书籍方面颇负盛名的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MIT出版社、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等都会摆出最新的书籍，有的甚至只是某经济学讲义的样书，不是供现场购买，更多的是想让参会者为学生订购。第二类机构是包括世界银行、IMF、联合国等在内的国际组织，它们推销图书和研究报告两大类产品。第三种机构是纯数据公司，它们可以提供非常专业且年代久远的数据，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例如，一家专门提供金融和产业类数据的公司，按照其所提供的广告手册，他们可以提供西联（West Union）公司从1864年到现在的经营资料；他们还可以提供可口可乐公司自1919年到现在的所有经营资料。这正是美国经济学研究令人生畏的另一侧面！上述窥一斑而见全豹的连续时间序列数据既见证了美国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经济繁荣，从经济学研究上也让我们更加知道了他们的严谨和言者有据。更令人惊奇的是，还有些美国数据公司拥有比我们更为系统全面的有关中国的各种经济、地理乃至宗教分布的信息！直到现在，还不断有出版社或者数据公司跟我联系相关购买事宜，如果没有经济约束，对研究者而言上述数据库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此次经济学年会前后的另一个感受是加入AEA的各种收益。按照年收入的不同，在网上注册并缴纳了数目不等的年费后（相对中国学者的平均收入一般为60美元一年，博士生还要便宜），就方便轻松地成为美国经济学会的会员。如果还愿意顺带购买其学术杂志的光盘，则每年还会产生一份杂志十几美元的费用。现在我的书桌上就摆放着AER、JEL、JEP等几份著名杂志的光盘。十几年的全文杂志电子版就在一张光盘里，那可是超值的购买。更重要的是，AEA还会定期传来最新出版杂志的全文链接，这样就不用去大学图书馆内网操作，直接就可以在自己的电子邮件系统里打开那些杂志了！这个号称只有4个人进行服务的组织，是以何种机制运作这么大的一个年会和相关工作的，至今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谜团（据初步调研，是由论文提交者使用Econ-Harmony网站通过关键词自动生成各分会场，这也是懒人自有懒福般的经济行为）。
三、圣地亚哥海洋博物馆里的经济学秘密
开会之余，当然不会错过圣地亚哥市著名的海洋博物馆。由于时间所限，同行的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徐康宁教授建议不去编号为41的中途岛号航母，而是主要参观了一艘被称之为“印度之星”（Star of India）的著名古老帆船。这艘1863年下水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商船由于起航时时值美国南美战争，作为纺织大国的大英帝国只好改为从印度进口棉花，而这艘商船正好满足了英国的棉花需求，商船的名字也因此而来。后来由于商船易主，该船主要的任务变为从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往新西兰运送移民。值得一提的时，在“印度之星”参观其展览时，发现在对有关贸易和移民的描述上，该展览运用了很多经济学术语，这让我对经济学知识在美国的普及程度深感诧异，然而仔细一想又觉释然：在这样一个市场经济运作了数个世纪的资本主义国家，即使对普通百姓来说，经济学知识一定是耳熟能详的。我那时开始明白了徐教授参观该船的用意了。一定是经济学家的直觉告诉他参观“印度之星”的效用更大，因为同样在时间受约束的情况下，一定要进行那些具有独特性的参观学习才是最有意义的，道理很简单，即使爱航母的话，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在内也有很多处航母博物馆可供参观（我在天津参观过一艘前苏联航母）。参观旁边一艘战舰（HMS Surprise）的心情要复杂的多，这艘英国皇家海军18世纪的护卫舰的复制品表明，那时的英国海军装备已经相当先进。对于有着苦难历史的中国人而言，参观“坚船利炮”一定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
如今，有关圣地亚哥的印记已逐渐模糊，又开始规划明年的费城年会之旅。除了需要算算一笔客观的直接经济账之外，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如果每年都去参加AEA年会，那么30次美国之行来回就要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在飞机上度过。如此高昂的参会成本，一定要做很好的成本－收益分析才是。
（作者：邱斌 《经济学家茶座》61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