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一些网友的热情要求，我将部分在哈佛学习的日记在这里发表。这些日记主要涉及学术性问题，特别是经济学教育和研究激励机制问题，不是关于美国生活的浮世绘，也不会是关于哈佛大学的浮光掠影和各种逸闻趣事。毕竟，我不是去那里参观，是去那里学习和研究，因此日记的总量将不会很多，绝对不可能每天一篇。谢谢关注。
北京时间9月1日晚上7点（即波士顿时间9月1日早晨7点），我顺利抵达波士顿，开始美国生活的第一天。从今天开始，陆续开始撰写我在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的一些思考。这系列博客文章将有两个重点：哈佛、思考。我对美国的认识基本上来自于美国电影，而哈佛大学一直是国人追逐的热点，因此我不会写美国的日常生活和哈佛的辉煌历史，我也不会写多少哈佛的奇闻轶事，我相信能写好这些东西的人一定不少，而且肯定不包括我。明天去哈佛报到，因此今天算是第0天。不过，关于在美国的生活，我只想说一句话：我在国内几乎没有练习过英语，但是第一天的购物和参观经历告诉我，作为访问人员在美国生活只要有我的英语水平就够了。
一路步行寻找哈佛，期望找到一种震撼人心的感觉，就像我当时看到兵马俑一样。然而，很遗憾，哈佛一没有校门，二没有围墙，三没有一栋超过人大明德楼的建筑，甚至五层楼都少见。这就是世界最著名的大学？我这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年轻人不会觉得美国的田园式建筑多么赏心悦目，只会觉得这里就是乡村。这里没有大楼，但是大师到处都是。今天下午我正好赶上2009级新生开学典礼在哈佛草坪上举行，学生们兴高采烈，甚至忘乎所以，教授们也松松散散地走上前台。没有客套的主持人讲话。一个校领导开始讲话，零散的人群立刻鸦雀无声。及至一曲低沉的歌曲响起时，全场突然肃穆起立，我搞不清楚是他们的国歌还是校歌。几个发言人都热情澎湃，充满理想，无一不是告诉学生，这里是知识殿堂，是理想之国，要有批判和怀疑精神，要要高尚的情操。联想到一路坐过的飞机和飞机场，觉得中国北京在硬件上恐怕远超过美国的大城市了，中国的大学也远比哈佛要富丽堂皇，但是为什么我们中国没有创造出更多的科学和技术？人家那才是以德治国，而且是以德治世界。至于这“德”是否为其他民族所接受，则是可以讨论的另一个问题。
今天下午第一次参加哈佛经济学系的Seminar，就遭遇了传说中的超级巨牛Acemoglu。夸张一点说，在经济学界，如果一个月没有看到A兄的论文，你会怀疑他是不是不在人间了。这位身高超过1米8的土耳其彪悍老兄发表的论文和他的身高一样在当今经济学界数一数二。他21岁大学毕业——这没啥稀奇，而且大学也不是名牌（University of York），但是他一年之后就获得伦敦经济学院（LSE）的硕士学位，并继而在两年之后又获得博士学位！毕业留校担任一年讲师后，投奔MIT，当了四年助教授、三年副教授之后才转正，这也没啥稀奇的，但是此时他才33岁。之后，他便一帆风顺，2005年获得了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克拉克奖，此时他已经在国际一流刊物上发表了44篇论文！（注意，不是普通刊物，否则这样的记录早被国内的教授比下去了。）这些论文涵盖了所有经济学界的顶级刊物，以及从微观到宏观，从计量到劳动，从产业组织到制度经济学的几乎所有主要领域。至于排名前五的AER、QJE、JPE、Econometrica和RES，对他来说发表就像点菜一样可以随时换口味。从博士毕业后的第一年开始，A兄在2005年之前平均每年发表3论文篇！如果算上最近几年，那么频率会更吓人。例如，2008年他发表了9篇论文。据说A兄每周工作100个小时，而且他的文章绝大部分都是与两个相对固定的伙伴合作Johnson和Robinson完成的。今天在哈佛经济系经济史专题讨论会上报告的文章还有一个合作者，是哈佛经济系的博士生Cantoni。他们四个人，一个是研究微观经济学的，一个是研究政治学的，一个是研究组织理论的，还有一个是研究经济史的。你说这四个人要是合作起来研究制度，可不是“黄金搭档”！不过，由于作者按照音序排名，因此A兄当仁不让地总是排在第一，以至于很多人可能只记得A兄这朵“鲜花”——例如，“残忍地”将他们团队简写为Acemoglu et al.，而忘了后面支撑的“绿叶”。这种机制会不会影响作者的激励和回报呢？有兴趣的可以看我写的经济散文《姓什么会影响你成为经济学家吗？》。 不过，今天的演讲者不是A兄，而是哈佛政府系的Robinson教授。A兄和另一个作者Cantoni就坐在我旁边的听众席上，并且和经济系的Alesina教授爽朗地聊天。看到我时，A兄礼貌地点头问好，我和他简单地聊了几句，并且一起照相。整个演讲是一个半小时，听众大概30人，其中大概10位是教授。（在这国内是不可思议的。国内来听讲座的基本上是学生，包括被强行安排的大一新生。）A兄四人合作的这篇文章题目是《激进改革的结果：法国大革命》，大意是说法国革命扫荡了欧洲国家的封建障碍，送去了先进的制度，促进了经济增长，可见完全外生的制度设计也可能是有效率的。这篇论文的贡献不仅在于它再一次强调了法律作为一种制度的重要性，而且肯定了制度移植是有效的改革方式，甚至越激进越好，这与演化学派的制度观和渐进改革的中国特色是相反的。也许因为后面这个原因，A兄听说我从中国来，还特意问了我叫什么名字。关于具体内容，大家可以从网上浏览这篇文章，原题为The Consequences of Radical Reform: The French Revolution。听众席上的几个哈佛教授频频向文章发难，主要的问题聚焦于内生性和指标定义这两个方面。A兄在座位上敏捷应对，甚至等不及演讲的Robinson本人来回答。不过，大家都比较礼貌，没有出现特别火药味的辩论。
最后一个提问的听众可能是韩国人，英语实在太烂了，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简直是在念单词，不，念字母。不过，我很佩服他的勇气，我是不好意思这样做的，尽管我的英语比他要还是要强一些。
本文来自: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论坛(http://bbs.efnchina.com) 详细出处参考：http://bbs.efnchina.com/dispbbs.asp?boardid=92510&ID=4090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