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在常识与知识间徘徊
讲座人：刘新（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时间：2006年11月14日
地点：证券期货大楼一楼阶梯教室
讲座要点整理：dongfangbo
1、缺乏知识是所有人的困境，缺乏常识是个体的困境。
缺乏知识的状况可谓是比比皆是，乃一切人的困境，“知道的越多，不知道的也越多”，这句话生动反映了这种状况。当前人类活动范围的拓展，客观上也遭遇更大的未知，比如Aids、Sars、空间探索、生物基因研究、智能研究，这种状况一般上并不引起我们太大的奇怪。
但缺乏常识就不同了，一般人人皆有的看法你却不知道，这可就成了个人的困境。尤其引人注意的是，此种状态于读书人、知识分子之中尤为突出，且似乎与学历、学位及博学程度成正比。且看下面四个实例：
Ex1：“我说我周末来，没说我这个周末来”——某硕士研究生（刘评：傻得可爱的套套逻辑诡辩论）
Ex2：11月11日，央视焦点访谈为配合文联大会的召开弘扬先进文化鞭挞落后文化，播了一期舆论监督性质的批评节目，讲某地农村的年轻父母带着3、4岁的小孩子去看脱衣舞表演，指出其危害之巨大。（刘评：懂得常识的人都知道带3、4岁的小孩子甚或刚吃奶的婴儿去看脱衣舞是不会产生问题的——其时的儿童连辨别性别这样的自我意识都尚未形成，倘若有农民带13、14岁的小孩子去看脱衣舞倒是会产生问题。所以，在这一点上，恰是记者的理性过头加上道德激情反转为常识匮乏，在这里农民比记者更有常识）
Ex3：何祚庥院士提出取消中医。（刘评：近来大批极具科学精神的学者和科学家们围绕中医问题展开了系列讨论，讨论的焦点不在于是否能够治病救人，核心则是那种理论更符合现代科学的“标准”、“范式”，这个问题留待稍后讨论）
Ex4：杨振宁教授提出中国教育对经济的贡献要比美国大（刘评：严重脱离作为直接利益相关者的中国学生、中国企业、中国教师等各方的直感）
2、违背常识的错误之可笑并不在于常识的正确性，而在于理性之狂妄到了无知可笑的地步。狂人们在挑战常识时缺乏应有的谨慎和小心，这是一种知识的傲慢。
常识的获得不需经过学校培养与正规教育，一个人只要保持正常的社会交往与活动，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狡猾”，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一语道破常识的玄机——“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相比而言，晋惠帝的那句“为何不食肉糜”也把他钉在了缺乏常识的耻辱柱上，孔夫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则体现了老人家的大智慧——对于知识限度的知识，是为极品知识。
一般老人都睿智，古代社会也推崇老者，其原因就在于常识是“活”出来的，大凡做成“人精”的人，大抵是常识极好的，这也是中国人的一大“长处”。但知识却不是自动的，人不会随年龄的推移而变得更加博学，所谓“有志不在年高”。
民间有“傻得像博士”、“大学像疯人院”之类的俚语，这并不是讲他们比工人、农民缺乏知识，那为什么他们对事情的判断会出现如此之大的偏差呢？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第一不是智力问题，第二步是学历问题，症结在于对常识的态度上。违背常识的错误之可笑并不在于常识的正确性，而在于理性之狂妄到了无知可笑的地步。狂人们在挑战常识时缺乏应有的谨慎和小心，这是一种知识的傲慢。
3、千年浑水——常识与知识的复杂关系
定义常识从来都是哲学家间产生鸿沟的原因，对此可一直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就对此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在哲学史上，为常识定义既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常常又使许多人身败名裂。柏拉图-唯理论-黑格尔-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经验论-洛克/休谟-波普，正是唯理发展到独断与经验发展到怀疑这样两条人类思想的路线，他们的争论，恰恰反映出知识与常识的复杂关系。
对知识探索中存在着对常识的需求。首先，知识的形而上的假设，除了逻辑可靠的证明，还需要其他支撑物，科学理论不仅需要自身的逻辑自洽性，也需要人类经验对其可信程度的反复检验，没有了常识的支撑，逻辑不过是一根滑稽的擎天柱；其次，思想家们大多数人还是希望自己的理论思考能为人类实际生活作出贡献，而完全蔑视一切人类实际经验与常识的理论将不会有任何获胜的机会。
常识的作用在不把事情办砸，知识的作用在使事情办得更好。常识最大的问题是混在事实与经验之间，产生不了新的知识，得有了事情才会有对事情的经验和常识；知识的作用可以超越常识，人们对知识的最大要求体现在预测性——预言，知识的作用在此，危险也在此。
我们毕竟必须承认，虽然理智的探索与智慧的游戏是人类文化最为美好与灿烂的事物，但这仍然不是人类生活的全部，甚至不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大部。知识的使命本不应与生活的使命相冲突。
4、对常识特征的描述性看法
鉴于下定义本身所具有的极大风险性，为避免走入违反常识的死胡同，这里仅以大多数人的看法对常识的特征作描述性列举：
第一，常识是大家的看法，并被假设为人人都知道的。
第二，常识是不纯粹的知识，混杂了很多无知与偏见。
第三，常识一般来源于生活和实践经验，它最不可能是观念的产物。
第四，有了常识不一定能更好，但不具备常识一定麻烦多多——因为常识某种程度就是一种生存技巧。
第五，常识不讲逻辑，往往自相矛盾，因此不能用一个常识去pk另一个常识，常识不能较真。
第六，常识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想的。
第七，常识可以是知识的原材料，但不是知识，知识
第八，过于丰富的常识会使人狡猾而懒惰，如前所述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5、理性的傲慢+道德的狂热，距离闯祸就不远了。
知识分子常常因缺乏常识而闹笑话，人类社会一般都善意地将此看成有益的缺陷，通常也都宽容待之。八十年代的流行语“傻得像博士，穷得像教授”这类戏谑的背后其实也含有大半的褒奖意蕴于其中，然而知识分子倚傻卖傻进而自作聪明，甚至达到目空一切的地步，那就是严重的问题了。更为要紧的是，当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出来的这种傲慢成为他们的学风与学理时，问题就严重得多了。（这不是什么傲骨还是傲气的问题，这是知识本身的基本问题）
如果说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在古希腊时代的争论还可以被视为一场人类智慧比拼的盛宴的话，到了18、19世纪则由于知识分子对实际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层面的巨大影响而使得唯理论与经验论的争执为社会发展路径的不同选择提供了直接的诱因。
比柏拉图的“圆的定义是最圆的圆”更进一步，黑格尔说“观念的实在比实在更实在”，世界是“绝对精神”的反映和退化，马克思批评说老黑的理论是头朝下脚朝上、因果倒置的，他的解决办法是颠倒过来就算完成了任务。这两个人共同毛病都在于相信世界上有一样东西叫做真理甚至是绝对真理，一旦把握了它，就打开了理解和预测万事万物的大门的钥匙。从此，唯理论披上了科学与唯物主义的双重外衣——让事实、实验来检验成为他们对世界认识的独断论的绝好帮凶，从而变得比唯心主义状态下的唯理论具有大的迷惑性。理性的傲慢+道德的狂热，距离闯祸就不远了。
6、案例一：高血压与糖尿病的研究与治疗：不成功的研究与不断成功的治疗
有过高血压的经历，医生用了各种检测手段，用药若干天，略有下降，但不明显；后另换一家，进行了一次24小时不间断的血压检测，医生开出另一套药，大有成效。问其治疗机理若何，答曰：其他的具有同样血压波动状态的人用这种药就吃好了，所以你吃也就好了。
2006年11月13日cctv新闻报道，解放军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成功实现胰腺细胞移植治疗进而实现了糖尿病治疗的突破，但其院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仍然没有发现糖尿病的病因。”
不成功的研究与不断成功的治疗是可以并存的，扩展开去，对于社会演变性质的不成功的探索与在实践状态中通过不断试错而实现的社会结构的良性渐变也完全可以并存。
7、案例二：中医的存废：看得好病才是硬道理
中医的有效性：它一定是某种程度的经验的把握，其存在一定是有其道理的。我相信中医一定医死过人——如同西医也医死过人一样，但如果它把所有人都医死的话，不消我们今天来讨论中医的存废问题，几千年来的历代暴民们早就把所有的中医药方药典烧得一纸不留了。
中医的缺陷：首先是理论话语的混乱与非理性，这直接导致其“学问”无法有效传承发展，故而只能采取师傅带徒弟这样的极为个性化的方式，而不能如西医那样可以通过一整套的符号和话语系统大批量的培养；其次是治疗手段过于依赖于经验主义，这也给了骗子成为“大师”创造了机会——胡子留长一些、眼镜闭长一些、说话拖长一些便可摇身一变成为著名“老中医”。
现代中医也采纳了一些其他要素来辅助医生的判断，采用西医的检测方式和方法作为对病情诊断的佐证，这是其试图走出唯经验主义的一种尝试。
今天讨论中医存废的人们往往是从理论的角度去指摘，用一个现代科学的“标准”和“理想类型”来衡量中医是否与之相符，既然不符，就该废弃，完全一套脱离实际的“空对空”。
8、案例三：西经与马经：呸，你是庸俗经学。
谈一点和我们经济类专业学生接近的例子，就是西经与马经。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财经类院校学生的两门必修课。
如果你看过《资本论》及与此水平相当的优秀政治经济学著作，你会为其宏大叙事、严密逻辑、完美体系所震撼，应当承认，这是体现人类智慧较高水平的智力游戏之一，打死你我这样智商一般的人，也是断然建构不出这般庞然大物的。马克思的核心方法论是本质主义，即不找到问题的本质，任何方法就都是机会主义的、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根本解决问题。为此，马克思在继承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认为离开了具体效用的可交换性背后隐藏着共同的本质，这种本质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社会必要劳动”归于劳动。马克思认为，抓住了本质，就抓住了解决问题的关键，因此自然得出对与他建立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价交换的规范基础上的理论完全不同的实际社会的推倒重来的解决方案。
人的自利心和资源的稀缺性，这是西方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假设，都是常识性的，常识得不能再常识，常识得让一些知识分子不断批判它的庸俗性——称之为庸俗经济学——怎么能把人性中如此低俗的本能行为作为理论的前提。西方经济学没有从构建一个宏大体系入手，而是从合乎常理、常识的假设出发，研究具体的问题，再由具体问题再出发，去研究抽象问题。
去年夏天，著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刘国光教授炮轰西方经济学，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归结起来，就是如同上面例子中不问具体效果只问是否符合某一“规范”、“标准”的中医论战一样，问一问经济学是“姓马”还是“姓西”。然而我们看到，一直坚持以“姓马”的经济学为指导的前苏联今天已经“姓西”了，一直坚持以“姓马”的计划经济模式为指导的中国在经历了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之后于1978年开始实现了政策取向上的果断转折。
我们可以肯定，小平同志的学历、知识一定没有刘国光同志高，而刘国光同志的常识和经济知觉一定没有小平同志好，因此刘国光同志只能做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而小平同志更适合做影响国家政策导向的最高领导人。伟人的伟大不在于其知识的丰富，在于其常识性的敏锐直觉。小平同志经历过中原突围，刘国光同志没有，所以他不懂得在一个步履维艰、四面楚歌的困境下突出重围、夺路而逃的经验和常识。同样的道理，毛泽东之所以在艰辛时清醒而在成功时糊涂，也在于失去了突围求存的常识感。
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说到底就是公平与效率的权衡，这是包括经济学在内的任何社会科学永远无法从书斋中得出结果的问题。为什么在一个具有较好的民主法治传统、在宪政框架下通过两党制形式运行的国家能够不断进行财富累积而不发生剧烈动荡。就在于无论持公平优先还是效率优先的政党都不可能长期执政，选民总有充分的选择自由在不同的阶段谋求不同的政策侧重，从而持续、渐进地改进全社会的福利水平。我们看到，以“姓西”的经济学为指导的西方社会在过去的200多年间取得了惊世骇俗的巨大成就，积跬步而千里，聚小胜而大成，而另外的一些国家则始终陷入治乱循环的历史诅咒之中无法自拔，教训值得深思。
今日的现代社会诚然是产生许多新的问题，但通过不断试错为特征的渐进改良，200年前那种激烈的劳资对抗、分配不公和普遍存在的生存问题在今天已经消失，你很难想象今天会重新出现巴黎公社、湖南农民运动这样的剧烈冲突，这就是进步。公平和效率的争论仍在继续，且永远不会有结果，在这种争论中，一些问题会得到解决，社会会实现进步。
9、知识与常识：本是同根生
人首先是一种适应性、基于本能的生物，在某一转折点上，人作为猴子不再成功——成功的猴子都在树上生活，于是猴子本能性地进化成了人。人与外界打交道有三种方式，人与人之间通过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人与社会之间通过吃一堑长一智积累社会经验，人与自然之间通过举一反三格物致知。失去本能联系的人类依然要与外界（自然、社会）发生联系，大脑的进化与行为方式的变化使我们产生了新的认识方式：原生性的常识与再生性的知识。
伴随着主体的自我意识的产生，文化的产生就是必然的，人与自然的自然交换就要让位于文化交换了。人类与外界的纽带与其说是生物性的，不如说是文化性的或知性的。人类认识需要的产生是人类进化尤其是文化进化的产物，伴随着主体化的发展，其中最为重要与奇特的是对象化、符号化的出现，当儿童学会区分你、我、他、爸爸、妈妈、桌子的时候，他已经具备了这种主体意识。人会发现他自己是有着与外界及自己广泛联系的动物，他不得不思考这种联系、处理这种联系并发展这种联系。
一方面，生活与世界的大部分景象并不经常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因此一些具有稳定性的本能、习俗、传统转变为了常识。另一方面，人类的冒险精神又使自己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人类也不断从这种扩大中得益，过去的知识（常识）往往显得不够，许多突如其来的问题总是挑战着我们现有的认识。一般我们总是倾向于用老的看法来认识和解决问题（保守是传统，传统亦是保守），但无数次的无能为力，无数次在无能为力时出现的灵光一现，特别是无数次无法总是使用本能去达到目的，逼迫他必须发展出能够帮助他前进的指南。但这些东西又不是唾手可得的，任何一点上，人类都会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困难。凡此种种，催生了新知。
10、知识地位的确立：怀疑主义的经验论PK独断论的唯理论
当常识不够用时，知识的时代就开始了。而人们品尝知善知恶之果的结果却是复杂的。“你们不得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不得，乃是因为你们妄求。”
曾经有一种被称为体脑差别的对立被批得体无完肤、欲除之而后快，但深究起来，人类竟然还是在洞穴之中就开始绘画、奏乐，则不能不感叹文化产生的妙趣横生。幸好祖宗没有把三大差别（尤其是体脑差别）扼杀在摇篮里，否则今天的田园生活一定会让我们绝种断代。
近代以来，系统化的理论知识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我们的受益程度本身就产生出了一种对知识的非理性追求。
我们的历史教育基本上是一种器物阐释，知识的意义也就停留在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具有反作用、如何利用好反作用的水平上。
为此，我们发疯似地找寻那些能给我们带来好处的“硬道理”——那些一旦获得了就可以让思想解放得高枕无忧的教育启示，于是独断论的唯理论所具有的那种狂妄与深奥迷惑了我们。我们忘记的恰恰是近代知识最为重要的两个基本气质：怀疑论与经验论。
反映知识进步的事实却是，在独断论的唯理论与经验论的怀疑论之间的较量中，前者一败涂地。世界著名学府的变迁可为佐证。二百年前的世界著名大学排行榜与现在的分布情况是截然不同的，欧洲大陆德法两国的大学在当时是占了相当比重的。即便在上世纪初，波恩大学、维也纳大学这样的欧洲大陆大学仍然赫赫有名，后者更贡献出了波普尔这样的思想巨匠，然而今天，环顾全球，英美系大学已大获全胜。黑格尔主义的深刻性根本地掩盖了德国哲学达至登峰造极之地步后的空洞与狂妄。而点滴积累之中，英美系的知识成就早已蔚为大观。
人们今天在局部、分散研究中所取得的认识成就，恐怕是唯理论者们都难以想象的。如今他们的深刻性，只能表现在反现代、反科学、反文化的刻薄批判与所谓人文关怀之中了。
11、困惑依然：没有胜负的对决
唯理论与经验论的对决没有胜负。
那些石破天惊的想法（万有引力、时空转换、量子力学）是从哪里来的？
牛顿说，那是主的恩惠（在牛顿的墓志铭上写着这样一段话：自然和自然法则隐藏在黑夜，上帝说，让牛顿去吧，于是一切都亮起来了）。爱因斯坦说，那是我想出来的。换成中国人会说，这是组织培养教育的结果、归功于党和人民。
最最难回答的就是那些由人想出来的而一旦想出来了则人对世界的看法与关系就发生翻天覆地改变的idea，它们算哪边的队伍？唯理论者得意地微笑着，不无理由地把它们看成自己的成就。经验论者虽然总能用实验来限制无边无际的idea，但他们还不至于说出实践出真知这样的话，最多只能夸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有那些想法？它们是怎么来的？还可以如法炮制么？我们的确无从知晓，虽然我们如此急切地需要这些答案。
独断论妄图垄断这些答案的努力可耻地失败了，它们在这方面的表现只能用糟糕来形容。他们只是在挖苦经验论者的口舌之战中占到了几分便宜。经验论者则在休谟咄咄逼人的疑问下溃不成军：我们的知识是不可靠的。
而我们也不是先知，探索知识是辛勤的劳作，收获却没有确定性的保证。
Richard Feyman：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知识都算进去——不只是我们先辈知道的，还包括我们知道而他们不知道的，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不知道”。
是的，当承认这点之后，我们可能已经找到一条敞开的道路。
这并不是一个新思想，这是长期摸索的结果。这其实是那些创立了民主制度，而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哲学。“没有人知道怎样管理一个政府”这个认知导致了我们必须创立这样一种体系：在这个体系里新思想不但被包容而且可以被发展、尝试，并在必要时加以抛弃，也就是一个通过实验去粗取精的体系——“It’s possible to live without knowing.”
12、几点看法和建议
第一，必须批判独断论，并且切实落实思想与学术自由。只有在一个多元主义环境下，唯理论与经验论的交锋才能够对人类的发展具有意义，而一旦笼罩在一元论、独断论的绝对真理阴影下，则危害最大。
第二，加重经验科学与实证学科的比重有助于平衡大学与学术机构的唯理论倾向。大学、学术机构天然地有象牙塔的倾向，天生地有唯理论的癖好，必须进行有益的制衡。
第三，把理性抬多高对理性的怀疑就要有多深；故纸堆钻多深就要贴近现实生活多少。这不一定是一个人的事情，却必须是一门学科、一个学术单位的策略。
这里愿以易中天现象为例多说几句，易中天就是一个钻故纸堆的高手——包括把古代人物的奇闻轶事考证的清清楚楚，然而他正是故纸堆钻得越深，贴近现实的程度反而越高，最近cctv10正播到立储问题，这种议论非但把当时的历史际遇还原的比较清晰，也直接联系到现代社会的接班人选择的问题，这样的人文学科就显得深刻。很多人——包括了解与不了解、欣赏与不欣赏易中天的人大概都没有看过他的一本在香港三联出版社出版（大陆未出版）的《帝国的终结》一书，副标题为“中国传统官僚政治批判”，他在这本书里的观点和思路是颇有些惊世骇俗的，推荐大家利用各种方式找来读一读。
第四，把学生变成常识的探索者与知识的接受者是教育的失败。
今天学生的尴尬处境在于：年纪轻、阅历少、社会接触少，这导致缺少经验和常识；而正因为是学生，所以知识也还没有积累很多。知识和常识都处在起步阶段。教育的不足则在于：不重视常识，常常缺乏常识并鼓励忽视常识；对知识的追求则又急功近利，并根本不懂知识的本质，热衷于传授“正确”的知识，并要求学生作为单向度的接受者。
事实上，常识需要的是接受者，而知识缺少的是探索者，学生在常识上成为探索者，在知识上又成了接受者，这种本末倒置的现象亟需颠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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