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sshhg2001， Hammura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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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shhg2001
昨日在“制度经济学”论坛，曾回了网友一个帖子。写时惴惴，回顾起来觉得有些许参考价值，故转贴至此，搏各位朋友一乐。需要说明的是，其一，此帖的主要意图，是通过斯密的一些琐事，发掘值得我们借鉴的治学、生活之道，窃以为有一定参考价值；其二，帖内之内容，是自己学习经济思想史时的“副产品”，谈不上严谨，权作笑料耳；其三，对于斯密和休谟的学习，是6年前的事情，此后一直没有精力涉及，故略显遥远的记忆未必准确，故疏漏之处望诸位不必较真。好了，闲话少说，书归正转，昨日旧帖如下：
感谢贝页诗的评述！对于您在6楼的留言，除了对“休谟”的评价外，我基本都赞同。确实，完美仅属于艺术，而现实之真实正在于其缺憾；科学，在很大程度上介于“艺术”和“现实”之间，过于追求完美、并把理论套用至现实，往往导致现实的灾难。不论是法国大革命后法国学术的倒退、还是二战的血腥、乃至中国近百年的流血，皆可看到追求完美所导致的恶果。至少从纯学术的角度，黑格尔的体系和马克思的体系都是相当完美的，从而也是唯理的和封闭的。其实，即使是斯密之后的经济学，也在李嘉图的大锤和马克思的板斧下，兜了一个相当大的圈子，且至今仍有人沉迷其中。
对于休谟，我没有专门研究，但从其人生经历中可以看出，似乎同英美的学术特征不太吻合，且人生亦多坎坷。由于我对休谟的认识，仅限于其人生经历之表象，故拟结合休谟和斯密的关系，举两个小例子，也许能够从中看出二者的不同。从辈份上讲，休谟应该是斯密的老师（斯密在牛津读书时，休谟已是出版过《人性论》并大名鼎鼎的名流），但在二人的交往中，斯密更多地承担其稳重恩师的角色，休谟往往表现出淘气的、委屈的学生的角色。举两个例子：其一，休谟就移民巴黎求教斯密；其二，休谟就他同卢梭的纠纷求教于斯密。斯密在其中表现出的处事风格，至少对我影响很大。
移民一事，还要从休谟、斯密的经历谈起。休谟出道虽早，但在英国却抑郁不得志（暂不讨论功利是否同水平一致，但我觉得为社会所接受亦是一种能力）。斯密返回苏格兰不久，就获文学比较教职，而休谟则一直被拒绝于高校大门之外；此后，斯密在文学方面的声誉为他赢得法学教授职位，而休谟仅混了个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且还有斯密帮忙的因素。当道德哲学（格拉斯格大学改革后，能够进入校董的十二大教授之一，且排位前三）这一重要教职出现空缺，斯密代课半年后取得道德哲学教授职位，他留下的法学教职，由休谟同弗格森（？多年未做，记不准了）竞争，休谟竟惨败。不过，在欧洲大陆，尤其是法国贵族阶层，休谟则是头号大师：“哲学是科学的王冠，休谟是王冠上的最璀璨的明珠”。到巴黎不久，休谟就开始犹豫起来，并致信斯密，问他“我应留在巴黎，去伦敦，还是回到爱丁堡？”斯密回信曰：“肯定要回去，最多去伦敦，因为：不论在巴黎享受什么样的生活，你都是局外人”。“局外人”一词，要比卡夫卡的提法早数百年，我个人感触很深。在外面，不论事业和生活如何成功，你都是局外人；在内地的痛苦，往往会成为一种奢求。例如，上届世界杯时，我正在韩国做访问学者，多次同韩国朋友一起庆祝韩国足球队的胜利（高兴的由头，不必探讨其取胜是否正当），但无论自己怎样努力学傻、怎样装作高兴，但绝无韩国人那种发自内心的兴奋；在内地看新闻联播，对开头二十分钟曾深恶痛绝，对国歌没有任何感觉，但在外面，往往会为之留下莫名其妙的眼泪，不少留学生都有此感受！“局外人”，我想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会有切身感受；同时，在这个问题上，斯密的短短数语既展示了其大智慧，休谟的理由则肤浅得多，多是平民百姓一样的表面东西。
第二件事，就是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卢梭与休谟”的龌龊。一贯放纵、轻狂和自我为为中心的卢梭，在背叛狄德罗众兄弟后，在法国是人人喊打，实在混不下去了。休谟惜其才华，同病相怜，托英国的一个朋友收留，为其提供住处、食物和家仆，待之甚恭。卢梭入住不久，就日夜苦思：“休谟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思来想去，得出如下结论：“休谟必定觊觎我的才华，欲剽窃我的思想”。想到这里，卢梭非常愤怒，向欧洲各学者、官员、朋友发了大量的信，揭露休谟的狼子野心、抨击其拙劣表演，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休谟当然很气愤，致信斯密：“卢梭太不像话，我一定要写信给朋友，揭露真相，你不要拦我”。斯密同样是短短几句：“大家都知道卢梭是疯子、你是才子，何必同疯子乱咬一气？”结合此事的前前后后，亦可看出休谟和斯密的不同：前者多性情，后者唯经验；前者“语不惊人誓不休”，后者则重视思想如何被别人接受并发挥影响、同时避免措辞等小事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内地不少学者，就在并非十分关键的措辞和表述上，惹了影响其核心思想进程的现实麻烦，应该借鉴斯密的做法）。当然，由于我对休谟的东西看得不多，以上印象未必准确，仅供参考。
其实，我个人确实在斯密那里得到了不少学术之外的启发。比如，斯密在著述中从不提及未亡人士的名讳，亦很慎重评价当事人（记得一位二流学者写了本破书，休谟怒气冲冲，斯密则说，此书提供了一些珍贵的资料，彼书言辞不错等），熊彼特等人据此抨击斯密剽窃或不尊重他人成果，确实是不了解当时当地的情况。这一点，同样值得我们借鉴。比如，有时候开会学习文件，与其怒气冲冲于时间的浪费、不如欣赏一下其用词和句子结构（中央文件，句子结构通常较通顺）；看小地方写的文理不通的东西，与其愤怒于其对学术的玷污，不如找找它在一些细节上对现实的描述（也许是我们不太了解的）。贵族的头脑、进取的心、谦逊的态度，以及对现实包括罪恶在内的宽容、和从最差劲人士那里寻找值得借鉴的东西的努力，是事业顺畅并避免细小问题影响自身大事、正事的良方，也是斯密给我们的启发。二战的血腥，西方对于唯理的认识，似乎形成了某种共识，而我们也许正处于转变时期：不少人仍迷恋于其逻辑之美！
你对康德的评价，我完全赞同。记得19世纪末一位德国学者，曾对斯密和康德的体系进行了比较研究，感觉二者相当有继承性。我没有找到一手的英文材料、德语亦不了了之，后来则因精力所限终放弃。以上所言，皆性情之作，未必准确（对于斯密时代的东西，多是6年前的思考对象，其后基本没有涉及，故全凭印象），仅搏志趣相投者一乐。在这个“带着不可抗拒的死亡的速度”追求物欲和功利的社会，有兴趣讨论上述话题的人不多，至少离开学校6年基本没有碰到让自己热血沸腾的讨论对象。今日得识二位，甚为庆幸，但同时亦觉自己知识老化、后生可畏，还望不要见笑。
Hammurabi
休谟是个生活中有点单纯的人，亚当.斯密通信集中他和休谟的通信涉及生活的部分看上去总像是斯密在教休谟如何应付生活中的琐事，极其有趣。
他和卢梭的事情，就类似明星中了狗仔队的圈套，斯密看的比较清楚，告诫休谟不要理卢梭，意思是说，大家都知道他是怎么个人，你越搭理他，他反而越高兴。
国外研究斯密思想，最近已经开始关注斯密早期的语言学论述与他的经济学和伦理学思想的整体关系。而国内的研究则显得相当落后，相当多的人仍没有关注斯密全集的其它内容。甚至仍认为国富论提倡理性经济人，道德情操论（浙大罗卫东教授考证后认为应为道德情感论）提倡l利他，有所冲突，这是相当错误而普遍的看法。好在罗卫东教授对斯密的研究即将出版，相信能填补国内对斯密研究的某些空白。
颇为有趣的是，罗教授认为斯密思想体系的细腻和庞杂均超过休谟。但是我倒是没觉得斯密和康德的联系，大概是不爱读康德的缘故，所知不多。
casshhg2001
致2楼：
对于斯密的研究，我已不愿多说，所谓“利己利他”之说太小觑斯密的智慧了；民国时期，中国倒有些许研究，建国后就称不上“研究”了。对于斯密的了解，了解如下三个方面足矣：其一，背景知识，苏格兰启蒙运动及其与宗教改革后低地国家的联系，苏格兰同英格兰合并后的大学改革和教育制度改革（社科类从神学中的分离）；其二，斯密原著，格拉斯格版六卷本全集即可，但最好结合斯图尔特的四卷本全集；其三，Wood编辑的七卷本批判文集（收录了200多年来的主要研究论文，其中1984年出的前四卷分门别类，1994年出的后三卷为补遗）。
对于斯密，不要提“利己利他”、不要提他和重商或重农的学术联系，因为他毕竟是受过系统大学教育的学者，不要把他同那些医生、家仆、官员或商人搅在一起而侮辱先人。另外，斯密是一个有大想法的人，语言学和伦理学亦非其重点。如果想简化说明，下述总结也许还马马虎虎：
准备：其一，研究方法准备，主要是《哲学论文集》，重点是物理学和天文学；其二，社会背景准备，主要是比较文学和人类学（姑且称之）。
体系框架：其一，总论或假设前提，即神学，重点探讨人类之天性；其二，社科体系之理论分析，即道德情操论；其三，理论之应用一，法学与政治学；其四，理论之应用二，经济学。
至于2楼提到的问题，还是这样理解较接近些：道德情操论主要包括社会行为规范（或美德）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两部分，是介于假设前提（神学）和理论应用（法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的理论基础部分。在“利己”（心理学）——“情感或感觉”（生物学或人类学）——“考虑他人或自我联想后的反思与对照”（社会学）——“采取符合社会规范或适宜的情绪或行为”（伦理学）这个简化的链条中，斯密重在说明其过程及转换机制，不要拿爱扣帽子的我们、来玷辱斯密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