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老师让我为《与林老师对话》系列丛书写一篇书评，作为学生自然倍感荣幸又有些惶恐。既然我自己还是学生，写“读后感”更为合适，所以将读者也就自然定位在国内对林老师发展经济学的学术观点已有基本了解的经济学学生，并主要侧重于我对林老师在书中所提到的研究方法的个人主观感悟而非对其具体学术观点的理解，既是一种自我总结，也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在写作过程中，我的很多同学和好朋友都阅读了初稿并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使我自己成为这篇文章最早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如果说有受益者的话。我要真诚地感谢他们：白金辉、陈志俊、胡伟俊、赵莹、李志赟、陆铭、柯荣住、黄毅、王鹏飞、何英华、李韶瑾、李荻和柴桦。并感谢郭凯提供的帮助。我祈祷本文的观点不要太具误导性，尽管也许在所难免，希望大家能够原谅。所有文责由我本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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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师之命难违，故有以下贻笑大方之文字，羞愧之至。某师兄读后，笑曰：此类文字只有当刚上完课印象最深的时候才会写下，到了博士五年级以后恐怕再也不写也不愿意写这类文字了。我深表同意，此文就权当为了忘却的纪念吧，正文如下:
再读《与林老师对话》有感*
王勇**
我相信几乎每一个从CCER毕业的学生都能对林毅夫教授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很自信地从容道来，就像每一个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毕业生都会对人力资本、理性预期稔熟在胸一样。作为林老师众多学生当中的一个，我总是莫名其妙地觉得对林老师的思想观点与方法论已完全了然于心，以致于为了赶作业而没有去听林老师前年冬天在芝大的演讲。现在想来，我的这种“自负”大概是因为自己曾在林老师的《中国经济专题课》和《发展经济学研讨课》成绩还算不错；大概也是因为自己曾采用林老师英文版的《中国的奇迹》作为教材为本科生主讲过一学期《中国经济专题》的课程；大概还是因为曾花了较长的时间向林老师、鞠建东老师学习合作写论文。就连我的经济学启蒙恩师、复旦大学的韦森教授在书评中都说对“毅夫”的观点熟悉得同意得“下笔甚难”，更何况作为林老师嫡传弟子的我。
然而从中心毕业整整两年以后，当我翻开林老师赠送的图文并茂的《论经济学方法》和《论经济发展战略》两本书时，就立即被这套系列丛书的“总序” 所深深吸引，特别是其中关于林老师从芝大求学以来20年研究心路的自述。也许部分地因为林老师当年在芝大求学四年也就住在这同一栋国际公寓里的缘故吧，马上就要进入三年级开始独立研究的我，读着读着便有一种身临其境般的感觉。呀，原来林老师自己当年博士三年级的时候开始也是“以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的理论为出发点来考察中国的问题的”，可是为什么他后来又不这样了呢？为什么现在有不少中国学生数理功底很不错可却写不出好的论文，我自己的一篇关于增长与发展问题的投稿不久前也被一家国际杂志用三篇很长的审稿报告给“枪毙”了，而林老师AER和JPE的那两篇数学并不复杂的论文却会成为引用率最高的研究中国问题的经典文献？林老师做研究写论文的“核心硬技能”是什么呢？为什么林老师的《中国的奇迹.》会被翻译成六七种语言自动成为全世界研究中国发展问题的经典教材？显然林老师的一贯分析工具就是我在Gary Becker和 Kevin Murphy 两位教授的ECON 301 上所学的芝加哥独特的经典价格理论，林老师的很多时事政策分析隐约间好像也是Milton Friedman教授开创的那种应用价格理论导向宏观政策分析的“拳路”，可是为什么林老师会得出与主流理论不一样的结论呢？芝加哥那么多价格理论的宗师都说激进改革比渐进改革好，企业私有化是唯一出路，而林老师居然会不同意，“胆子”可真大。看着这里很多workshop上演讲者被台下的教授们批得体无完肤的尴尬相，我心里不禁要问林老师这种学术自信心的来源是什么呢？
这些问题在我心中又岂止曾徘徊过十次！然而这个暑假马上开始要写”second year paper”，真的要正式从过去的GPA崇拜的课堂学习“转型”到Publication 崇拜的独立研究，我是应该系统地好好反思反思自己的“发展战略”，认清自己的“比较优势”，可千万别闯进了没有“自生能力”的研究歧路。不止我，还有很多很多同学急切地阅读《与林老师对话》系列丛书，大概也是出于这种原因吧。在重温林老师的这些《对话》时，在芝大求学的这两年的点点滴滴也在我的脑海中不断地涌现，这才发现以前我很多地方其实并没有真正理解林老师的一些话。这里就不揣浅陋地结合自己在芝大的学习感触和同学们聊一聊我的读后感吧。
价格理论与数学建模
在中心的毕业生中，我大概是属于那种数理倾向比较严重的一类，对经济学中一个个美轮美奂的经典模型痴迷地有些“顽固不化”，要是在自己的论文里突然发现能用上一条在实变函数课上学到的定理会兴奋地跳起来，套用 Ariel Rubinstein教授在2004年国际计量经济学会主席演讲的最后一句话“这真是太美了！不是么？”通观来自印度，欧洲，拉美，日本，甚至土耳其等非美国本土的主流学界最著名的经济学大师，有几个人不是数理建模的高手并以此出道的？为此我经常与志同道合的同学辩论，但只限于在好朋友之间。辩到激烈处，我颇为“撒泼”地来一句：“你说的这些基本上也都是林老师和我说过的。”然后再不无炫耀地引经据典地搬出一大堆诺贝尔奖得主的方法论自述，从他们的生日开始讲起。基本上每一次结果都是我的好朋友们看我“蛮横”的样子无奈地笑着摇摇头不说话了，可过了几天又开始和我辩论。林老师和中心的其他好几位老师，包括复旦的韦森老师对我的顽固与“不悟”倒没有绝望，苦口婆心地一再提诫我更要重视经济学思想本身与实证研究。但是我心里知道我是很有保留意见的。
然而在芝大上了两年课以后，我才慢慢地更能体会到林老师在《论经济学方法》中提到的很多观点。在上一年级第一学期的课时，我就被深深地震动了。ECON 301 的价格理论I课的每周作业是Becker教授和 Murphy教授各出一道长题，题目中用文字交待一些经济学问题或者社会现象的背景知识，从恐怖主义到健康问题，从国际贸易到贩毒和住房问题，从投资到经济增长，什么都有，然后接二连三地问一堆问题。每个周二傍晚出题，当周周五上午交作业。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为完成作业而熬夜就是第二次作业的那个周四。怎样分析这些现象，怎样回答这些问题，完全由自己选择分析方法，而我总想把问题抽象成一个严格的数学模型来求解，取怎么样的假设显然也得完全由自己定夺。可是经常是好不容易使建好的模型能回答第一个小问题a，突然发现很难再用这个模型来回答第二个小问题b，不是求不出解析解就是出现太多不合理的多重解。只好回头修改我的模型，然后不得不再另加一些技术性假设，当然需要再配上为何作如此取舍的经济学理由。如此反反复复，最终发现窗外已经发白，而自己却只能眼巴巴地望着求解问题f时出现的那12条非线性方程和12个未知变量，心灰意冷地继续写道“假定这个系统的解是存在的并且是唯一的，那么。。。。。。”。我将近25页的作业发下来，10分我只得了3.7分，助教的批语是我采用的是科布—道格拉斯函数型的效用函数，而忽略了分析non-homothetic 偏好这一重要情况。于是我“耿耿于怀”地去仔细对照那将近20页的标准答案。读完后我真的完全惊呆了：真没想到这么一个个二维平面分析图会那么厉害，所给的分析全是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的变相综合，所用的也全是诸如正常商品（normal goods）这样的通常假设，没有太“漂亮”的数学，但是在逻辑上分析的明显要比我的模型完整的多、严密的多、深入的多、也更加具有一般性。虽然我的数学建模能力属于菜鸟级别而且时间太紧了，但是对比之下，我突然深深地觉得有些领悟了真正的价格理论的美感和经济学直觉的巨大力量，竟有些相见恨晚的感觉。
其实回头想想第一次读林老师《中国的奇迹》的情形，我是花了一整天就读完了，当时心中最大的感触是这本书逻辑上浑然一体一气呵成，让人中途欲罢不能，完全可以归纳为一个逆向递归的动态优化的数学结构，这在我所读过的中文经济学著作中是多么稀罕和久违的感受啊。现在才意识到这原来竟是一本林老师他们自己给自己出的ECON 301的作业然后运用价格理论进行分析的习题答案！！亲自比较和欣赏过由价格理论的真正旷世高手所作的缜密分析之美后，我才恍然大悟：难怪在国内林老师包括张五常教授总是那么推崇价格理论 ，那么强调“收入效应”和“相对价格（替代）效应”！《对话》系列中林老师在回答学生关于经济学分析语言的提问时说道“我认为（文字）语言也可以很严谨，只是大部分人用得不严谨。标准都是一样的，无论用文字语言还是数学，都要求内部逻辑一致，一环扣一环，而且推论和所要解释的现象一致”，又说到“数学的严谨性（rigorousness）和有用性（relevance）之间有一定的替代（trade-off），为了严谨性可能失去一些有用性。”对此，以前我只是在原则上同意，现在则是从心坎儿里认同了。大概国内还有不少人想当然的误以为价格理论就是散发着芝加哥古董气味的杂文式的那种毫无数学难度的落后文字叙述呢。在我们国内像林老师这样真正在价格理论上很有造诣并能将之运用到严格的学术分析中去并在世界顶级杂志上发表的经济学家实在太少了，因此能够有幸真正认识到价格理论这门既玄乎却又真实的“内功”力量的学生实在太少了，至少以我自己的学习经历来看，这大概也很大程度上解释为什么现在有很多国内学生“自选择”地那么规避和反感非数学语言的分析而多少有些盲目地倾向于数理模型了。在上Chiappori教授的价格理论III时，这位能弹一手好钢琴的数理实证都很过硬的法国经济学家有一句话让我至今印象深刻：经济学推理往往要比数学推理难得多也挑战的多，因为后者在进行过程中只依赖于数学运算法则，而前者则需要深厚的经济学直觉以辨别思维过程中最重要的经济力量。
林老师在《对话》中特别强调经济学直觉的培养，并提到芝大的老师们对于这方面训练高度重视 。这实在千真万确，即便是很数理的经济学家也是如此，太让我惊讶了。很清楚记得价格理论II的Phil Reny教授在运用Brower不动点定理证明纳什均衡存在性的时候，有个学生提问说你给了我这样一个函数我再用不动点定理当然很容易，可是这个函数到底是怎么构造出来的呢？结果Reny教授当场就用完全直觉性的经济学语言解释这个复杂无比的函数的构建过程，让我们瞠目结舌。我也一向喜欢宏观。收入理论I的Fernando Alvarez教授是明尼苏达大学毕业的，Prescott教授的高徒，明大一年级博士课程中实分析和泛函是必修课，数理要求之高是出了名的。可是我真没想到Alvarez教授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The intuition behind this equation is…”,考试的时候也是出这样的题，要求对运算结果给出经济学直觉解释。Casey Mulligan 教授给我们上收入理论II，他是个只花了两年时间就获得芝大经济学博士的神话人物之一，他认为Friedman的《消费函数研究》一书是迄今为止最好的经济学著作，特别重视实证检验现有经济学理论，其分析理路竟然也是价格理论！在第一节课上，他在屏幕上给我们演示了一只可爱的玩具猴子，问我们：“Is this a model or a real monkey?” 然后继续说我们需要这个模型，因为它的好处在于易得，给小孩子玩的时候没有危险性等等，既然是模型，我们就需要抽象掉一些对我们目的来说并不重要的东西，然后指了指这个玩具猴子的某个部位，我们大家哄堂大笑。你说，老师这样教我们，我们怎么会忘记模型与现实的异同点和建模的原则呢?
“从具体问题出发”的研究导向
深深陶醉于萨缪尔森、阿罗、德布鲁等诺奖大师的经济学理论的数学公理化的美感之中，我曾经很纳闷林老师为什么总是那么坚持“以具体问题导向”的研究方法论，也一直琢磨着为什么年逾七旬的Becker教授每个星期都能自己想出一道数学上看似“简单”却把我们所有人都折磨得半死的新问题，现在回头看看ECON 301的习题风格，就已经使我悟出一些道理。Steven Levitt教授说经济学家的工具箱里所装的分析工具已经非常五花八门了，但是研究的有趣的问题往往少得可怜。哈佛的Edward Glaeser教授和Murphy教授两人都是Becker教授的高足，前者与Daron Acemoglu和Andrei Shleifer是当今发文章速度最快的三个年轻经济学家，这些明星们似乎有写不完的题目与超人的分析写作速度，让我实在不得不相信他们的确都已练就了一套林老师所说的那种“以具体问题为导向的”真功夫。我是实在太想学学这套硬功夫了，但是这又岂是一项易学的外家拳脚！下学期我受宠若惊地应邀给Becker 和 Murphy 当TA, 说实话这要比起其它的数理技术要求较强的课程的TA远远地更让我心里觉得没有底。于是现在暑假里便常常读Becker教授的专栏文章，这才明白ECON 301题目的背后原来是蕴含着他长达20年的为《商业周刊》和《华尔街日报》当特邀专栏作家的捕捉问题的经验，更不必说他超过半个世纪的价格理论“内功”修为了。即便如此，最近听以前的TA说，Becker 教授和Murphy教授自己也承认，每周出一道题对他们来讲也是很费脑筋的。我心里终于有了一丝的平衡感。
林老师“语录”中有一句话：与接近制度稳态的西方社会不同，中国不断地有很多新的、重要的，且未被现有理论解释的现象出现，中国的经济问题是一座“金矿”。我现在也深信自己脑海里永远都走不出中国经济的背景，在Lucas教授的经济增长课上讨论中，我总是不知不觉地就讲到中国的制度背景，在写论文的时候一联系到现实经济也必然是中国的问题。撇开纯理论研究不说，以我个人愚见，在做中国问题方面无论哪个分支都要求对现实经济与制度结构的良好把握， 而在做应用微观研究特别是微观劳动力经济学研究时，中国经济学家优势似乎更加明显，因为在分析方法上似乎这并不需要花大力气构建新的理论分析框架，需要的主要是对制度中性的计量方法的掌握和运用，以及数据收集与整理问题。而在做宏观和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时，虽然现在国际比较研究越来越多，但是如何从本国的特殊现象中归纳出好问题并正式地表达出来，在方法上显然更具有挑战性，拉美、印度和欧洲的很多宏观经济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为此做过很多努力，成功的似乎并不多。所以，虽然听起来好象林老师的“从具体问题出发导向”的方法更容易直接上手，我自己的感觉是对不同经济学分支从技术难度和要求上来说是有挺大差异的。国内有很多同学和学者，包括不少CCER的毕业生，经常把林老师的“从经济现象出发提出问题”的方法论完全简单等同于“放弃数理建模” 或者“放弃理论研究”，我认为这也是对林老师的严重误解。事实上，在《对话》中以及平时授课中，对于理论创新的重要性和学生数学训练的必要性，林老师都一直非常强调，他批评的只是主流学界“盲目迷信权威和为数学而数学”的倾向。林老师还认为，国际主流经济学界的形式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是研究方法规范化然而经济学内容贫瘠化的必然结果之一，而当今的中国经济学界在规范化上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个人觉得国内目前在理论经济学方面，若与美国主流经济学界相比，其实真正有能力“滥用数学”的人恐怕要比没有能力“使用数学、欣赏数学模型”却又盲目拼命抵制数学的人要少得多。所以我们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不能走极端，重视现实问题思考的同时也应该加强数学训练。
其实“从具体问题出发”的研究导向，林老师更想强调的是理论的开创性问题而不是技术上的易处理性问题。林老师在《对话》中说，经济学发展史上有很多结构很优美的而且也曾很有影响力的经济学模型和理论被不断地摒弃和推翻，基本上决不是因为这些模型内部逻辑上不自洽，而是因为这些模型与理论没有能足够好地解释一些新出现的重要现象。来芝大学习以后渐渐亲眼看到有很多像Townsend教授、Hansen教授等理论经济学大家对于具体实证问题极其重视的态度，因此对这一点我也越来越认同了。以前，我总是觉得经济学纯理论的使命就是提供逻辑思维的参照系，就像理论物理学模型一样，既然只是参照系，做逻辑推理时就不一定非要总考虑着对应到现实，那样不是太碍手碍脚了么。说不定理论突进的速度会在某些时点上超越现实的发展速度呢，就像有个诺奖得主给过的比喻：一万年的时间在现实中是多么的漫长，可是在人脑中对这个时间长度的跨越只需要不到几秒钟就能完成了。在自然科学史上这方面的例子固然有很多，即便是经济学中“欧元”与“期货市场”不也是因为先有几个诺奖得主的理论而后才从现实中构造出来的么。这是演绎思维的魅力。
我觉得，如果说博弈论以及高度相关的机制设计和契约理论、一般均衡理论、甚至计量理论等纯理论研究中的演绎推理倾向于逻辑上工具理性的先验主义的话，那么“从具体问题出发”则更像是一种归纳思维的经验主义，就更像很多实验物理学家的工作。如果是以此为基础来构造具有一般性的经济学新的理论而不只是解释个别现象的假说，我想这似乎就更需要敏锐的类比能力，良好的概括能力以及大胆的想象力，就像Akerlof和Stiglitz等人将不对称信息引入经济学、凯恩斯创立革命性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体系那样 。林老师很强调经济学研究的本体就是“现实经济问题”而不是现有的理论模型本身，这也是为什么他经常引用孟子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并主张研究者心中要“常无”。林老师还特别倡导研究中国问题的潜在重要性，这不但是中国经济学家的比较优势，而且更重要的是，林老师根据自己亲身对中国经济问题和政策以及对经济学科学发展史的长期研究，坚信中国经济问题有很多新颖之处和特殊动态，并且相信中国经济最终将会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所以其经济问题也会成为国际性的经济问题，而经济学理论的重要性则主要取决于所研究和解释的现象和问题的重要性。这正是林老师主张在研究“规范化”的前提条件下要“本土化”和“国际化”的根本原因。这些观点有很多经济学家赞成也有不少经济学家不完全赞同 ，但我坚信这些都是林老师从事严肃科学研究后得出的因而自己也全心信奉的结论，而且作为林老师的弟子，我个人还觉得林老师的这一系列“内部逻辑一致”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内生于” 林老师本人在所有经济学家当中乃至在所有中国知识分子中那种少有的对国家和社会的“舍我其谁”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
尊重但不迷信现有理论和权威、坚持己见
林老师根据自己的研究在《论经济发展战略》等书中提到的很多观点与主流经济学界都有不一致的地方，但林老师总是很自信，在芝大的纪念D·盖尔·约翰逊讲座的首场演讲以及无数其他国际性的研讨会上舌战群儒，在国内也会与持不同学术观点的代表性经济学家进行学术辩论。最常见的就是有一些学者仅仅是因为林老师的观点与主流意识 不一样就引经据典地批判林老师的观点，恰恰犯了致命的逻辑错误，让我都感到很遗憾甚至偶尔还很气愤。林老师曾多次严正指出“不能用一个经济学理论去推翻另一个经济学理论，只要内部逻辑自洽，只能用该经济学理论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强弱来判定，比如运用计量方法来量化现有理论假说的推论与现实数据的拟合度”，这和Friedman的“假设无关性”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和卡尔·波普的证伪主义是完全一致的。
我觉得，不尊重现有的理论和权威是无知和狂妄的表现，但是依据自己规范和严谨的研究，敢于在权威面前表达不同意见并且坚持己见则是需要惊人的理论勇气和学术自信力，是令人敬佩的品质。在这一点上我真得很佩服林老师，也是需要学习的地方。《对话》中也有学生问林老师如何将自己的学说融进主流的问题。事实上，别人不说，单说那些在芝大毕业或任教的很多诺奖得主的观点，现在看来都已经是毫无疑问成了经济学主流，但实际上我仔细一想，Friedman、Becker、Lucas, Simon, Buchanan, Stigler，Markovitz，Schultz, Mundell，Coase，Prescott 等等，他们哪一个不是从与当时的主流观点搏斗中奋力冲杀出来的？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创立了贝叶斯计量经济学并担任过美国统计协会主席的Arnold Zellner 教授 ，我相信他是很有可能拿诺贝尔奖的。他给我们上实证分析I的时候总是提到贝叶斯经济学在主流计量经济学界遇到的阻力以及他与别人的论战。他也是林老师当年的授课老师。这样一想，芝大有很多权威也有很多离经叛道的人，并且他们经常是同一个人。林老师在《对话》中叮嘱我们“在分析问题的时候不要跟着主流意见人云亦云”，现在想想真是中肯之至啊，因为这对于受过系统经济学训练的人来说常常反而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了！大概在这一点上林老师也深受他在芝大的老师们的影响吧，我猜。
与老师对话、辩论演讲、与TA
我是个喜欢和老师对话的学生。到了CCER以后，我以只有当学生才有的“特权”几乎闯遍了所有老师的办公室去“对话”,学到了很多很多课堂上学不到或者没学透的东西。中心的老师大都喜欢与学生对话，而其中林老师无疑是最愿意与学生对话的老师了。课前课后自不必多说，研究生们的发展与转型经济学workshop， 理论宏观workshop，中心研究生学刊的workshop，林老师虽然极忙，但总是一脸笑容地尽量抽时间参加学生的各种学术活动，大家也总是围着林老师问个不休，结果不知不觉到半夜了，林老师就请我们学生去边吃夜宵边接着对话。有次下大雨可还是所有的研究生都主动来参加“对话”， 林老师看到了很高兴，掏出钱包对我说“王勇，你去给大家买一些棒冰来吃。”林老师曾说“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一乐也”，虽然不是当着我们的面说，但大家觉得林老师都说我们是“天下英才”了，于是就很兴奋地更想“与林老师对话”了，直接的后果就是大家的研究热情空前高涨，在国内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地方的研究生会像我们这样幸运了。《与林老师对话》只不过收藏了的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不必再去赘述这种师生对话能如何促使教学相长、使我们学生学习地更加主动，有针对性云云。单就培养学生研究与思考的兴趣以及自信力，提高学术辩论能力，训练竞争思维速度就很值得大力提倡了。尽管师徒辩论的教育形式古已有之，但是在国内目前的经济学教育中却不多见。刚到芝大上课，我发现这里的老师上课有一个共同点：喜欢邀请学生问问题。经常是开始上课前老师就问“大家有什么问题么？”讲着讲着又满怀期待地问一句。要是学生不问，老师就会反过来问学生问题。有时候我甚至感觉老师在“挑衅”我们学生，特别是Kevin Murphy教授 和 Chiappori教授。问题问了没多久就催促我们回答，以前我可从来没有上课觉得这么跟不上老师的思维节奏的，见一时没有学生回答，老师就说“Come on, guys! This 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别的学生怎么想我不知道，反正我自己是脸上发烧低下了头，觉得好像自己侮辱了芝大经济系的学生这个身份似的。Lucas教授曾回忆上Friedman的价格理论时的情形，说他上课经常就时事公共政策提问题并常常将某一个学生“套牢”，不断地追问，直到把这个学生“逼得”心服口服为止。要是这位学生说“好吧，让我再想一想”，Friedman就会说“那就现在想吧”。Lucas教授分析道，在这个过程中那个学生的思维进展情况完全暴露，而作为老师的Friedman其实思维也是完全暴露于大庭广众之前的。现在想想，在经济中心的时候我们和林老师对话辩论，总觉得会在双人思维“决斗”中处于下峰，那怕之前好像觉得自己已经很有道理了。现在我才终于明白，林老师在平时的学术讨论、演讲尤其是辩论中的那种充满自信的“杀手风格”大概也是在芝大学生时代在与他的老师对话中训练出来的吧。一问，果不其然，林老师曾对我说，他对于学术研究的真正的自信力最早是在上Becker教授的人力资本课时形成的，因为在那门课上林老师几乎垄断了作为学生与老师的对话权。
上学期我给Nancy Stokey教授当收入理论III的TA，每周都要给比我只低一级的博士生讲解习题。下面的那群自信的个别还挺“嚣张”的学生经常会问一些比较难的问题而我必须短时间内做出回答，真够挑战的。学期结束时我感慨地对Stokey教授说觉得自己在准备和讲解过程中对很多习题的理解比以前都大大加深了，讲解与回答问题的能力自我感觉也有了提高。Stokey教授听了，也告诉我说：她也很清楚地记得当初她在哈佛当高级宏观的TA时最担心的就是遇到如今已是哈佛校长的Larry Summers在下面的提问和对质，因为Summers当时可是全校的辩论比赛冠军，无论怎么辩论，好象Summers总是处于胜利的上峰地位。啊，Stokey教授现在无论上课还是作“presentation”都是如此挥洒自如，女教授的典雅气质更是芝大女生们崇拜的偶像，原来也是这样慢慢锻炼出来的。芝大的workshop的恐怖和残忍算是出了名的，去年冬季一场接一场的求职演讲，workshop上汇集了当年应该是全世界最优秀的经济学博士毕业生，其中还是有不少人被下面的老师盘问得十分被动，其实再有名的教授也常常被问得十分没有面子。有时想像如果自己有一天也会面对着这些老师们作报告会是怎样的狼狈相。为了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在选修Lucas教授的经济增长课程时，我鼓足勇气报名第一个作论文报告。后来Lucas教授成了我的二年级论文的指导老师，事后对我说，那次作报告你一点都不紧张嘛。我心里想：你哪里晓得那是我装出来的。就假装你是林老师，而我是在经济中心的发展与转型经济学workshop 上作报告。当然，这次我报告的只是别人写的已经发表了的文章，即使文章出现逻辑问题我也无须承担责任，台下也只有一个老师；真要是同时向多个老师报告自己写的文章，那可就又远远不同了。
现在我相信，学生与老师对话，对学生固然是一种难得的综合训练，对老师其实也是一种动态的挑战。据我的悲观估计，在当今国内，愿意不断地与学生学术对话的老师大概已不算很多，敢于不断地与学生学术对话的老师更是少见，而善于不断地与学生学术对话的老师恐怕还要少，至于乐于不断地与学生学术对话的老师。。。。。。林老师是一个。突然我又觉得自己很幸运，不知经济中心的师弟师妹们还有所有通过《与林老师对话》而与林老师“对话”的读者同学们，你们觉得呢？
（第二稿, 2005年8月31日于芝加哥大学国际公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