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世纪，欧洲的君主也是反复无常，任意收税，产权得不到保障。有效的产权制度虽然能够带来更好的经济绩效，但是有可能导致君主的权力减少，他所攫取与控制的社会资源也减少。那么光荣革命究竟如何发生呢？研究者们（例如Acemoglu，2006）简单地概括了这个过程。首先，商人与乡绅关心他们的利润与产权，不仅是现在，也包括将来的利益（生意年年做），他们会应用他们的实际（de facto）政治权力（不管这种权力是来自贿赂，裙带，经济资源还是其它）去寻求现在与将来的利益保证。但是，没有一种制度保障，对将来的预期将非常不稳定，今天在任的官员明天不一定还在，即使在，也不一定有力量使他保持承诺。这种靠“润滑剂”带来的利益保证是脆弱与暂时的，而且，这种利益保证也在商人之间导致竞争（争宠）。因此，英格兰商人坚持不仅要推翻斯图亚特王朝，而且要彻底改变政治制度与将来的政治权力分配，使得他们将来的利益更有保障。最为难得的是，他们没有忘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辉哥党人就比原来的君主更可信？所以，打破独裁不是让新的独裁者代替旧的独裁者，而是让两种力量互相制衡。当然客观上的原因是，商人不会愿意有谁能够独吞利益，所以通过议会均分利益。同时又通过从荷兰请来一个外来和尚，让议会与皇帝之间有某些制衡。
与英国的成功例子相比，中国的制度转型道路要曲折的多。先不说从秦朝到清朝的2000多年的治乱循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多少人成了野心家们个人事功的牺牲品（这种骗局直到近代才被有人点破，但到今天还没有成为国人的常识，不知“朕”与“党”之间有何异同），单就最近100年来的反复就令人扼腕。中国人就只有“彼可取而代之”的独吞思想，却根本没有分权与制衡的念头。孙某人台上要实行总统制，台下却要要议会制；更大的“忽悠”还在后头，毛某人台下要宪政民主，一上台就朕即天下了（不妨读读1940年代的《新华日报》与后来的《人民日报》，真是换若两人）。人们自然要问，为什么类似的革命在中国不会成功？我决不怀疑中国人缺乏商业头脑，有研究表明(Shiue & Keller, 2005)，中国的市场分工与发育程度在18世纪也还可以与当时产业革命前后的欧洲媲美；我们曾经也有经营横跨欧亚的商团，但是他们都未能像英格兰商人一样，将实际政治权力制度化，变成法定权利（de jure）。更简单地说，为什么在有些地方（国家），商人掌握的财富增加会导致民主共和的制度变迁，而另外的地方却不能？同样是行贿，官商勾结，在有些地方却最后勾结出了一个对所有人都有利的制度（例如英国，甚至美国），而在另外的地方却不能？对中国来说，最有参照意义的例子大约是台湾。台湾的政治改革与大陆几乎可以是同步（80年代之前基本还是国民党独裁），但是由于经济改革的成功，台湾的私人企业蓬勃发展，实际权力（de facto）慢慢就变成法定权利（de jure），最后连普选都能和平实现（虽然其中还是有一些问题）。要知道，遵守游戏规则是很难的事情，连孙某人都没能做到输家不翻盘，但现在做到了，杨小凯认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对比台湾，韩国等地方的经验，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从实质上非常类似。我们希望私营企业发展壮大，百姓富裕，他们刚开始也是用擦边球的方式寻求政府特许，寻求放松管制，甚至也行贿等等，但是随着他们的影响力增加，他们要求有稳定的产权，要求有公平的市场机会，要求政府依法行政等等。这个过程的标志是宪法中对私人财产的规定的变迁，现在就差一步了。同时，从民不能告官到《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颁布；从原先的有罪推定到新《型法》中采纳了疑罪从无原则；如此等等，都体现过去20年巨大的进步。这些进步都来之不易，有些甚至是以无数无辜的生命为代价，例如孙志刚与收容条例的废除，SARS与政府信息公开等。这些进步绝非因为当权者仁慈的恩赐与英明，而是形势所逼。当然，写在纸面上的宪法与真正能够实施的宪法可能是两码事，“宪政”不是一部法律，而是一种社会结构。所以与其说我们没有宪政，不如说就我们目前的社会结构，尚没有足够的力量实施“宪政”（不是说不应该），所以我们希望改革能够更为深入。如何才能更深入？就目前情况看，我们面临一个十日路口。往好的方向走，是韩国或者其它新兴市场经济模式；往坏的方向走，是拉美或者非利宾模式；退回到北朝鲜或者文革前的模式几乎不太可能。国内的学者在这些问题上有很大的分歧，更别说民众了。乐观派认为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继续减少政府不必要的管制，第三方为代表的民间力量终究会强大起来，就像当初的光荣革命一样或者像台湾一样，和平与宪政总有一天会降临。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如果我们把民主看成无非是几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制衡，我们也不需要政客是圣人，只要经济越来越自由化，一种有效的制度会被选择。芝加哥学派的观点大约是这个极端的代表：在政治上也有类似的科斯定理，有效的制度总会被选择。也许张五常当初也就是这么乐观的。国内当初说“骗出一个新体制”的学者初衷也是如此（这里骗的对象不是公众，而是某些脑袋缺根筋的保守人士）。但是，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这个世界上，不成功的市场经济比比皆是，不说非洲，也不说拉美，即使印度这样英联邦国家，在90年代之前也并非那么成功。原因在于所有的这些不成功的国家，有市场，有私营企业，但并没有真正的“自由”。吴学勤先生说的好，这世界上不可能有无市场经济的民主，但有不民主的市场经济。他们的一个共同点是市场化并没有导致真正的自由市场制度的确立。这往往被另外一方当做反对市场化的证据。而且反市场化可能还基于目前市场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而提出，例如教育产业化，医疗高利化等等。他们似乎还会引用北欧等福利国家的例子，似乎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市场化既非社会发展的充分条件，也非必要条件。但是，这种反市场化的主张大部分是错位的。那些北欧国家是自由市场国家，它们有宪政，有世界上最廉洁的政府（北欧的廉洁指数是最高的），这些人士所乐道的问题其实是后市场化国家的政府花费的多少的问题。但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吗？（那些中国“后现代主义”者们常让人苦笑不得， 原因类似。别看我们有与纽约帝国大厦一样高的高楼，但是这不是现代化。物质财富或者其表现形式可以刹那间化为乌有，只有一种社会结构的现代化，才能提供一种稳定的财富创造与分配机制，在废墟上创造出奇迹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大部分的问题，与其说是因为过度市场化，不如说是还不够市场化，典型的如医疗，教育，行政垄断等等。
那么，市场化为什么有陷井呢？我个人的观点是，渐进改革带来的成功的同时，也分化了新兴政治力量。这些力量本身曾经是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是当他们成为体制内的一部分以后，他们也能在瓜分社会资源的盛宴中分一杯羹，国有企业寻求垄断，民营企业也会寻求垄断。那些跑在前面的大企业会可能将他们的政治力量变成获取超额利润的工具，对后来的民营企业一样打压，许多的官商勾结就是这样产生了。在目前，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个地方上的大民营企业的日子并不难过，银行贷款没有问题，其它的各个部门也早已摆平，像孙大午这样的绝对是少数，但是那些刚创业的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掌权者当然有意要吸收新兴的政治力量，以减少政治改革的压力，但这种有意吸收，瓦解了进一步改革的动力，使得社会分化更为严重。这是迈向拉美非市场模式的重要一步。Acemoglu等（2003）有专门一篇文章分析这种盗贼统治（Kleptocracy）为什么能长期存在。例如非利宾（马尔科斯时期），多米尼加，尼加拉瓜，海地等等很多国家。模型的思想很简单，假定社会上有三个集团，一个统治集团（拥有垄断政治权力），一个新兴阶层（拥有部分经济资源），一个穷人集团。假定任何两个集团联合就可以推翻统治集团。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通过收买新兴阶层的办法牢牢掌权，或者通过收买穷人集团要剥削新兴阶层，即使这种统治对社会一点都没有好处。他们还证明外援与自然资源新兴阶层的短视，内部的更大的不平等都会有助于这种盗贼统治的延续。可以简单的概括一下这个陷阱：经济的发展是的统治具有更多的资源来吸收新兴的阶层，但这种吸收又瓦解了任何可能实施制度转型的集体行动。这多么像中国有可能面临的困难！而且现在，新兴阶层要么被收买（本来他们中有很多人有意投靠），要么面临两边夹击。许多主张改革，同时对既得利益进行补偿的学者如张维迎教授实际上也看到这种危险，所以要用一次性补偿来换取一次性放松管制，而不是狗尾巴一截一截地斩。如果仔细读他最近在清华的讲话，其实说的很有道理。很多话被媒体断章取义，刻意歪曲了而已，例如他说在改革前干部的权力最大，改革后干部的特权就没有了，所以他们的损失最大，这是一个实证判断，不是一个规范判断。当然，有些观点可以争论，不需要漫骂。公平地说，上述的补偿方案未必能够实行。一方面由于公众难以信任掌权者的承诺，另外一方面，被补偿者也没有真正放权的制约。这样，在一次又一次的补偿的借口中消耗整个社会的信任资源，直到问题不可收拾为止。而不可收拾之后的暴力或者其它的社会动乱也不会为我们提供新的好的制度，无非是开始新一轮的循环而已，你看看那些人的思想意识就知道。不是为了改变剧本，而只是想换个角色演演。
所以，让人真正感到悲观的是，从社会冲突理论的框架来看，一切改革的可持续性都由社会结构所内生。一个更好的制度并不必定会被选择，好的初衷未必有好的结果。一种社会被锁定在一个低水平的均衡上是完全可能的。如果这种锁定是社会特定的结构所致，没有人能够改变，除非改变社会结构，而改变社会结构又依赖于原先的社会结构。有兴趣、并且关心中国的命运于百姓福祉的学者应该好好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尤其是年轻的经济学家，这既有理论上的挑战性，又有实际的意义。我觉得Myerson在他的《博弈论》的序言里的一句话特别贴切：“对于如何设计物理系统来利用放射性物质，人们已经懂的很多，但对如何创造社会机制来调节冲突中的人类行为却做得不够”。改革说穿了就是如何创造新的利益协调机制的问题。这里，没有谁的利益比另外人高尚（当然，不同的利益应该有一定的排序，例如生存权要排在奢侈消费的前面），也不是某个集团就天然比另外的集团更大公无私于是就给它权力。看过《霸王别姬》的人可能熟悉：满清政府不是东西；北洋政府也不是东西；日本人当然不是东西；后面来的国民党也不是什么东西；后面“劳动人民”当家做了主，怎么样？把人逼的连仅存的一点人性都没有了。这里的悖论就是，所有当了家的就不再是劳动人民了。这是铁定的规律。等公交车的时候，都希望车到站停，再挤也要上，一旦上了车，就巴不得快点开，忘记刚才上怎么上来的了。这世界上往往有两种悲剧，一种是对人性失去信心；另外一种是对人性太有信心。前者也许是“暴民”心态，后者也许是“顺民”心态。我们需要的是不要在这二者之间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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