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为编者加）
先不删了，借着发点议论吧。从内容上讲，我并不反对发这类贴子。其实国际经贸关系中关心的问题大多也是国际经济学中所关心的问题。我自己有空的时候也偶尔参加国际关系系的seminar，对开拓思路也是有好处的。许多朋友包括我上论坛的主要目的是交朋友，找信息，交流想法，既是休息也是学习。Introducation---The Model--Extention--Conclusion的格式论文，恐怕也不好在论坛上进行深入分析，所以不必强求。文章水平不高，可以讨论；有失规范，可以指出；观点谬误，可以争辩；我就是这样看的。
接着说说文章本身。从规范上讲，这篇文章的体例可以说是"laundry list"体，我们叫列菜单，外国人叫列洗衣单。洗衣单式的文章也有好文章，但经济学中用这种体例很少，经济史和其他社会人文学科中也有用的，但年轻人一般不敢写这种文章。因为一旦采用列菜单的方式，各条之间大多只能是并列关系，文章可以进行演绎归纳推理的空间就有限了，在这种情况下，文章容易流于虚浮。所以一般只有大学问家才敢用这种笔法，反正他们可以省略推理细节，搞提纲携领式，不愁没有人看。但一般来说，经济学中讲究把大问题具体化，使之可推导，可验证。具体化的一个办法是从复杂的事实中总结出来一些stylized facts，以及所谓"puzzles"，然后从中找逻辑关系。为了使问题可以推理，要尽量将问题转化为经济学语言，而且力求在转化时减少信息损耗。比如说，教育学中讨论Peer effect，就是父母教育程度高的家庭的孩子是与同样的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一起学习好，还是来自不同教育背景家庭的孩子混在一起学习好。教育学会尽量做追踪调查提出教育理论来讨论这个问题。而教育经济学则将问题转化为“家庭人力资本和环境人力资本是替代品还是互补品”，进一步的“教育生产函数对家庭人力资本和环境人力资本的交叉弹性是正还是负”。这样的转化对非专业人士来说显得有些可笑，但实际上这大大提高了问题的可研究性。
国际经济学文献中的所谓南北问题有特定的界定，实际上是一个很根本的理论问题。这一问题讨论始于1957年Mundell，讨论的高潮则是在80年代初，国际经济学界的老掌门人Bhagwati当时问他的弟子，华人经济学家Wong Karyiu，如果两个不同国家，一穷一富，一劳动相对多，一资本相对多，自由贸易加上某个要素自由流动，对比较优势会有什么影响。Wong把这一问题提高到不同全球制度安排的福利比较问题：1.自由贸易；2自由贸易加资本自由流动；3.自由贸易加劳动自由流动；4自由贸易加两个要素自由流动；5不自由贸易，但两个要素自由流动等，不同的自由化组合，对福利有什么影响。为此，JIE在80年代初曾经出专集，不少业内名家写同题论文，讨论这一问题。Wong在90年代中则将文献整理，以要素流动为核心重组国际贸易理论，出版了他那本很有影响的专著。这一问题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Bhagwati参与NAFTA和WTO决策的实践，实际上反应了目前经济全球化中的根本问题。
2000年的时候，美国国际经济学界派了一个代表团，Deardorff带队的，来中国。到哪里他们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为什么不提高你们的劳工标准。其实中国实在是不知道提高劳工标准（更准确的是劳工标准与贸易政策挂钩问题）会对中国的比较优势产生怎样的影响，特别也担心美国人在法律上下套。一些人提出提高劳工标准可以，但是我们也要提出劳动力自由流动。甚至“劳动流动总协定”框架都要动手做了。但实际上，从理论上讲，这对我们是否有利，谁也不清楚，因此也不敢冒然提。
附：
论当代南北关系十大问题
[关键词]南北关系、矛盾、发展、合作
[提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南北关系有所缓和。但由于主要发达国家并未根本改变经济强权政策，南北矛盾依然尖锐。双方矛盾主要集中在发展援助、技术转让、贸易、石油、环保、毒品、移民、人权、反恐和全球化等问题上。造成南北问题的主要根源和解决问题的主要责任在于发达国家。采取灵活、务实态度，避免矛盾激化、失控，坚持平等互利、协调合作，是南北双方惟一正确选择。
一、发展援助问题
发展援助历来是南北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对南北关系的改善有着特殊的意义。早在20世纪60年代，联合国大会曾做出决议，要求经合组织成员国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7％作为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其中0．15％用于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援助，发达国家也作了承诺。然而几十年过去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不断减少。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包括优惠贷款和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在内，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助平均只占援助国国内生产总值的0．24％，与联合国规定的指标相差甚远。至今只有瑞典、卢森堡、荷兰、丹麦、挪威5个国家履行了承诺。美国在2001年财政年度计划用于对外援助的开支仅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11％，为战后最低记录。
发展中国家在援助问题上与发达国家的分歧，不仅在发展援助的数额上，还表现在援助条件上。冷战结束后，发达国家把发展援助与“人权”、“民主”和“多党制”挂钩，宣称受援国不仅要“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制约”，而且须表明“在朝着建立民主的，可靠的政府方面已取得进展”。美国公开说，实行多党制是美国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援助的前提。这种附加苛刻而不符合受援国实际情况的做法，使得援助有名无实或者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遭到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强烈反对和国际舆论的谴责。
在世界各国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21世纪，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却越来越“边缘化”，经济形势恶化，贫困化日益加重，与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这些问题的发展势必影响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在国际社会的呼吁下，第三世界国家的贫困化问题已引起广泛重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联合国已举行了三届最不发达国家会议，呼吁世界上的富国能够伸出援助之手，帮助穷国发展经济，缩小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问题。第三届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会议通过了《2001年至2010年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欧盟于2001年宣布向所有最不发达国家开放市场，并决定减免全部最不发达国家的债务。世界银行号召高收入国家尽快达到联合国制定的0．7％的经援目标；多数高收入国家已经同意以此作为目标，增加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助。从某种意义上讲，在21世纪，第三世界国家消除贫困的关键条件之一，不在于发达国家的承诺，而在于发达国家采取的行动。
二、贸易保护主义问题
经过几十年经济发展，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把发展外向型经济作为本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纷纷开放国内市场，大力开拓国际市场。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进出口贸易总额中的比例，在过去的10年到15年里，从20％上升到了25％；在制成品贸易总额中的比例，从10％上升到了20％。依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到2020年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总额中的比重可望超过50％。然而，在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总体上向自由化方向发展的同时，自70年代中期以来，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却在日益抬头。
战后发达国家实行的贸易自由化实际上是一种有选择性的贸易自由化，即工业制成品的贸易自由化超过农产品的贸易自由化，机器设备的贸易自由化又超过工业消费品的贸易自由化。而农产品和消费工业品的出口，恰是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主要出口产品。特别是一些“敏感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鞋类、罐头食品、皮革制品等一些“工资低”、“原料低廉”、“竞争力强”的产品，却受到一些发达国家的种种进口限制。在关贸总协定(WTO前身)的多边贸易谈判中，发达国家往往把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产品，作为“敏感性”产品排除在关税减免的范围之外，并实行一些非关税限制的措施。据估计，约有46％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出口商品，是发达国家各种保护贸易措施的对象。发展中国家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和扩大实行开放政策的范围，必然要大幅度扩大对发达国家的出口，提高在发达国家初级产品和制成品消费总额所占的份额。因此，市场问题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和制成品出口则显得尤为重要。
当前，传统的关税壁垒已退居次要地位，贸易保护更多地采取非关税壁垒的政策措施。至20世纪末，发达国家实行的非关税壁垒措施已达1000多项，其中包括进口限制、有秩序的销售安排、许可证制、外汇管制、歧视性的政府采购政策、进口押金制、以及繁杂的技术、卫生检疫标准等，名目繁多、不胜枚举。涉及的商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制成品，覆盖了发展中国家出口的所有商品类别。因此，贸易保护主义现在是、将来也是发展中国家扩大出口的主要障碍。
三、技术转让问题
自20世纪中叶(特别是80年代)以来，以数字化和网络化为特征的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使全球尤其是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主要表现是：(一)科学技术对传统产业的高度渗透和改造；(二)以知识为基础的新兴产业迅速崛起，尤其是高科技产业、信息产业以及知识密集型的技术服务业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迅速提高。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特别是在高科技方面，如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明与使用。据联合国统计，新发明和新产品的开发几乎完全在高收入的发达国家。在1998年的83．6万项专利申请中，经合组织国家占了86％，在科技期刊上发表的43．7万篇文章中占了85％。在1999年全世界的版权费和专利费中，美国占54％，日本占12％。目前，世界各国对科技的投资平均达到占GDP的1．4％，其中发达国家超过和接近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科技的投资尚不足其GDP的0．5％。
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即人才的反向流动问题。根据联合国统计，1960年到1987年共有82．5万专业人员移居美国，其中绝大多数是第三世界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统计，1995年美国科学和工程项目的工作人员达1200万，其中72％的人员出生在发展中国家。国际移民组织估计，在发达国家的非洲专业人员现在有10万人，占非洲大陆熟练劳动力的三分之一。联合国称这种人才外流现象是“颠倒的技术转让”。人才流失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损失。据统计，印度每年约有10万专业技术人员得到美国的签证，而印度培养一名专业人才的平均费用大约在1．5万美元至2万美元之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高度专业化人才流向报酬丰厚的发达国家，使亚洲每年损失数10亿美元。
为此，国际社会呼吁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转让技术。发达国家却坚持认为信息技术是一个由利润驱动的高度商业化的部门，不能无偿转让。估计，技术转让问题将越来越是南北关系的一个敏感问题。
四、石油供需问题
石油是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动力。能源专家估计，从已探明和待发现的石油资源来看，石油的优势和重要地位从20世纪中叶始可持续100年左右。现已探明石油可采储量约2600亿吨，剩余1400亿吨，年产量约34亿吨。预测，今后年平均需求增速约为1．5—1．8％，在保持石油较高供应水平的情况下，可再延续35—40年。因此，谈论石油枯竭为时尚早，至少可以保证21世纪上半叶的石油供应。可再生能源(太阳能、风能、潮汐能等)虽然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但到2020年也只能达到总能源需求的2％。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可再生能源从其数量和质量上讲，取代石油的地位都是不现实的。21世纪(至少21世纪前半期)石油仍是世界第一能源。预计，到2020年石油消费将占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的40％。
另外，世界石油的分布极不平衡，仅中东地区就占全世界石油可采储量的68％，其余依次为美洲14％、非洲7％、俄罗斯4．8％、亚太地区4．27％。也就是说，世界石油的可采储量的80—90％在发展中国家。而石油消费主要在发达国家，约占世界消费总量的80％。预计到2020年，世界石油消费的年增长率将达到2．3％，从1999年的每天7490万桶增加到2020年的每天1．196亿桶。
据有关研究部门预测，在今后20年内世界能源需求将增长50％；海湾国家仍然是全球石油市场的主要供应国，其石油生产能力预计会扩大80％。迄今世界已探明的石油储量中，欧佩克成员国约占77％，仅沙特等海湾五国就占世界总储量的65％。世界其他地区的石油产量已接近高峰，储量渐趋枯竭，供应能力将会下降。今后世界经济的增长对中东地区石油资源的依赖必然加深。从而，欧佩克对世界经济前景的影响正在增强。预计到2010年左右，欧佩克在世界石油产量中所占的份额将达到50％以上，可能再度处于世界石油市场的支配地位。西方舆论说：“一俟欧佩克控制了全球石油市场的35％以上，它就能够像在从前的石油冲击中一样，颐指气使地决定价格。”“能源的供应在今后20年里注定会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2002年春，巴以冲突不断升级，伊朗和伊拉克威胁将减少石油出口，国际市场石油价格随之一再攀升，突破每桶25美元。这反映了西方对石油短缺的担心。
针对21世纪即将出现的石油供不应求局面，发达国家已经开始采取措施，探讨与产油国“密切合作”的途径，特别是加强与欧佩克国家(主要是海湾产油国)的联系。近年来，日本频繁举行“产销双方对话”，建立同欧佩克的广泛的联系渠道。2002年美国总统布什屡屡发表强硬讲话，坚持“倒萨(达姆)”，其目的之一是控制中东石油。石油问题是20世纪70年代推动南北对话的直接因素，也将会成为21世纪加强南北联系的重要渠道。
五、保护生态环境问题
虽然经过里约环发大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保护全球环境取得了一些共识，但南北双方在具体做法上意见分歧依然严重。工业化国家在尝到破坏生态的恶果后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并采取措施限期减少造成温室效应的气体，要求南半球国家不要再滥伐热带雨林，以求保持生态平衡；而正在发展经济、摆脱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不愿为环保而抑制经济发展，认为限制开发森林用地，无异是画地为牢。南北双方在保护环境问题上的分歧症结，说到底在于：北方和南方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发展中国家多次在国际会议上指出，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以不能持久的生产和消费方式过度消耗世界的自然资源，对全球环境的退化负有主要责任。北方国家已经超越用大规模资源消耗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或保存本国自然资源利用南方国家的自然资源进行发展，或向南方转移污染工业和倾倒有害物质，转嫁公害，却用自己的环保标准要求南方国家。对某些发达国家把一些污染严重又难以治理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甚至把南方国家当成危险废物的堆放地和垃圾箱。国际舆论把发达国家这种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行径，谴责为“生态侵略”、“政治、经济侵略后的第三种侵略”。在治理资金和技术转让问题上，南北双方也存在严重分歧。据估计，发展中国家治理环境每年需要6500亿美元，其中80％由发展中国家自己解决，其余20％(1250亿美元)由发达国家提供。然而，目前发达国家每年提供的援助仅550亿美元，远未达到联合国规定占国民生产总额0．7％的要求。发展中国家还呼吁发达国家积极进行先进的环保技术转让，停止以环保因素为武器实行新的贸易保护主义。
应该承认，近年来南北双方在保护生态环境问题上的矛盾有所缓和。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21世纪日程》，以及2002年以“拯救地球，重在行动”为宗旨的约翰内斯堡“地球峰会”，又通过了《执行计划》和作为政治宣言的《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承诺》。这表明南北双方在环保问题上取得了更多的共识，但不是说今后双方在环保问题上不会有斗争和妥协。
六、毒品生产和销售问题
据联合国统计，全世界毒品走私交易每年达4000亿美元。毒品问题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大公害。毒品的生产、加工、贩卖和消费已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国际性网络。
众所周知，毒品的原料种植地主要在南亚和拉美的安第斯山区，如臭名昭著的“金三角”、“金新月”，以及哥伦比亚、玻利维亚、秘鲁交界的山区一带。欧洲毒品交易市场上销售的海洛因80％来自“金新月”。哥伦比亚的可卡因产量几乎占世界产量的75％。而毒品的消费市场主要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美国是世界最大的麻醉品消费国，其消费的各种毒品占世界总产量的65％。据报道，世界上生产的一半毒品是在美国交易的，美国经常吸毒者有1300万，每年毒品消费支出达570多亿美元。
在反毒问题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分歧。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认为，根除毒品来源是扫毒的关键；而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则认为，毒品泛滥的主要原因是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有巨大的毒品需求，从而刺激了毒品生产。为了彻底消除毒品的非法种植和生产，第三世界国家还提出把扫毒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支持毒品生产国以其他经济作物取代毒品原料的种植，解决依赖种植毒品(古柯、罂粟)的农民生计问题。拉美国家要求发达国家支持毒品生产国推行农村综合发展战略，落实种植替代作物方案，并为“发展替代经济”提供援助。
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不仅应采取有力措施减少本国的吸毒现象，在财力和技术上提供更多的援助，帮助毒品生产国克服在扫毒斗争中遇到的困难，这是国际反毒品斗争取得成功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同时，在联合反毒斗争中必须尊重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以扫毒为名干涉别国内政。一些拉美国家对美国单方面评估其反毒斗争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在禁毒问题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没有根本性分歧，问题在于用什么方法才能取得成效，并维护发展中国家的主权。
七、移民问题
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和发达国家人口的老龄化，大批移民(包括难民)从发展中国家涌向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据世界银行统计，世界上每年有两三百万人移居国外，美国、德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接受移民最多的国家。从1965年到1990年，北美和西欧的移民总数每年以2．5％的速度增长，远远超过当地人口的增长。到21世纪初，约有1．3亿多人生活在异国他乡。世界银行说，跨越国界的移民，以及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人才外流”，将成为影响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第三世界过剩劳工流向发达国家，一方面可以弥补欧美国家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如北非国家大量劳工移居欧洲，给战后欧洲经济的迅速恢复和繁荣做出了贡献；美国农业很大部分依靠墨西哥无证件移民。另一方面，劳务输出既缓解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失业压力，又可汇回相当可观的外汇，投资于发展国民经济。据统计，外籍劳工每年寄回本国的外汇达750亿美元，比官方发展援助总额一半还多。但是，移民数量的增多使得移民接受国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加大，甚至频频发生城市地区的种族冲突，从而导致一些国家加强对移民的限制，如许多国家对接受移民劳工规定了文化教育程度，以吸收专业技术人员为主。针对发达国家对移民流入的限制措施，偷渡现象层出不穷，引起有关国家之间外交关系的紧张和人道主义争端。国际舆论把移民问题列为威胁世界安全的两大非军事因素之一(另一是环境恶化)。因此，妥善处理移民已成为南北关系的重要问题。
八、恐怖主义问题
自20世纪中叶，国际恐怖主义孳生以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蔓延，现已成为人类安全的最大威胁。随着高科技的发展，恐怖分子也更多地采用高科技手段为其恐怖活动服务，恐怖器材和装备的高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电脑恐怖活动和利用生化武器的超级恐怖活动更加引人注目。恐怖活动造成的直接后果和巨大伤害，有时比一场战争更加严重，例如“9·11”恐怖袭击事件给美国造成的损失不亚于二战期间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标志着国际恐怖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恐怖主义活动愈演愈烈。这种现象的出现决非偶然，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和广泛的政治、经济、社会根源，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恐怖主义是一国之内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世界范围内南北发展不平衡两者相互作用而生成的“怪胎”。贫富悬殊、社会不公、政治纷争、局势动荡则是恐怖主义盛行的温床。“9·11”事件以后，美国发动了反恐战争，推动国际关系和国际形势发生重要调整与变化。南北双方在反恐问题上的共识和合作是主要的，但也存在着矛盾和分歧。第三世界国家担心美国反恐只治标不治本，搞反恐战争扩大化；强烈要求反恐必须标本兼治，努力消除产生国际恐怖主义的根源；在国际反恐怖斗争中，应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应大力解决发展问题，使所有国家各个阶层的人民在全球化进程中共同受益。
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定义，第三世界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也存在严重分歧。美国认为恐怖主义不能只限于非政府的集团，并指责有些国家支持恐怖主义。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则强调“国家恐怖主义”是指某国对其他国家进行侵略、颠覆、侵犯他国主权的行为。它们还反对某些国家在“反恐怖主义”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借反恐怖主义名义，对别国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干预。随着国际反恐斗争的深入和扩展，双方的矛盾与分歧还可能进一步发展，成为南北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
九、人权问题
围绕人权问题，国际上的斗争愈加激烈。西方国家把人权作为对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和平演变、颠覆和渗透的工具。人权问题已成为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强权政治对第三世界国家施加压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西方国家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强调发展权和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西方国家则认为“普遍人权”先于发展权。(二)第三世界国家强调各国有权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实现人权、民主和自由；西方国家则鼓吹人权的“普世价值”，把自己的人权标准强加于别国。(三)第三世界国家认为，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外国入侵等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西方国家则主张建立“人权法庭”等人权干预机制，对它国所谓“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干涉。
特别是，近年来某些国际势力，一方面加紧推行所谓“人权外交”，鼓吹“人权无国界”、“人权高于主权”，主张国际社会应拥有“合法的人权和人道干预权”，“不干涉内政不适于人权问题”等等奇谈怪论，其实质是以“人权”之名，推行新干涉主义和新炮舰政策。另一方面，大搞双重标准，对本国或其盟国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听之任之，甚至加以美化。双方在人权领域的分歧和斗争现已成为南北问题的一个焦点。
十、对待全球化的立场问题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其负面效应日益显露，在第三世界引起强烈的反应，给南北关系增添了新的紧张因素。许多人对经济全球化产生怀疑，认为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化和西方化，是美国称霸世界的工具和西方发达国家掠夺发展中国家的手段，是发展中国家的“陷阱”。
经济全球化的直接动因是资本无限增值与扩张的本性。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不管形式和方法如何，发达国家都是通过贸易、投资和金融自由化，为其资本扩张，从而为资本获取最大限度利润服务。况且，在当今世界经济领域中，发达国家占有绝对的优势，控制着大部分国际经济组织。在制定章程和“游戏规则”时往往只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说了算，有些事项甚至美国一国反对就无法通过。因此，说“全球化是美国称霸世界的工具和发达国家掠夺发展中国家的手段”也不为过。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必然要用其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影响其他国家。所以完全否认全球化与西方化有任何联系，绝对地否定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一切西方化苗头和现象，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近年来，国际上每一次大型经济会议几乎都发生大规模的会外抗议活动，西方称之为“反全球化运动”。2001年西方八国首脑会议在意大利的热那亚举行，会议期间举行了大规模反全球化的群众示威活动，甚至发生了军警流血冲突事件。2002年在墨西哥蒙特雷举行的联合国发展筹资大会，有13万多人参加了会外的反全球化抗议活动。以“反全球化”为主的、与世界经济论坛(即达沃斯论坛)唱对台戏的世界社会论坛，决定每年举行一次。“反全球化运动”的主张归纳起来集中在两点：一是鉴于全球化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要求改变经济全球化的不公正和不平等，对经济全球化应进行“管理”，改造现行的国际秩序和国际经济组织；二是要求美国等发达国家停止实行贸易自由化政策，反对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不是为了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了反对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商品。虽然“反全球化运动”的参加者是以欧美主持正义的青年为主和在经济全球化潮流中的弱势群体，以及部分对现存制度和秩序不满的人，但是他们的主张和要求基本上反映了不少第三世界国家的呼声和对全球化的态度。
综上所述，随着各国经济相互渗透、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南北问题也不会局限于经济领域，将呈全面并向纵深发展之势。毋庸讳言，造成南北问题的主要根源和解决南北问题的主要责任在于北方发达国家。但在和平、发展历史大潮下，采取灵活、务实态度，避免矛盾对立、激化、失控，走平等互利、合作协调之路，是南北双方惟一正确选择。
作者：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王和兴 来源：《国际问题研究》（2003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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