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正在浮现一种新类型的失业--知识失业，即高学历的人群面临更高的失业率。这一现象，与经典的人力资本理论所推测的结论正好相反。那么，知识失业现象究竟应如何解释？又如何治理？
知识失业(Educated-Unemploy-ment)是指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处于不得其用的一种状态。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知识失业可能成为一种持续的社会特征。在我国现阶段，知识失业也开始浮现。本文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试图对知识失业的成因进行全面探讨，并结合中国浮现的知识失业现实，对治理知识失业提出建议。
经济发展中的知识失业
在发达国家，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愈高，其失业率通常愈低。这是人力资本理论所推测的标准结果。但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教育水平与失业率之间却呈现出一种令人惊讶的正向关系：教育水平越高，失业率越高。
在许多发展速度缓慢的国家，知识失业可能成为一种持续的社会特征。在1970年代到1980年代早期的泰国，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在20%到35%之间；长期实行免费教育的斯里兰卡，70年代有一半的大学毕业生成为失业者；R.艾伦1980年的研究表明，孟加拉国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高达47%；国际劳工组织南亚多学科咨询团(SATT,1997)在对尼泊尔失业的研究中指出，虽然知识失业在整个经济中不是最重要的，但日益增加的知识失业有可能危及稳定。在非洲，知识失业正日益严峻，教育体系持续生产出的毕业生比所安排的要多得多。
在中国，知识失业也正在浮现。一个直观的事实是，进入2002年以来，知识失业不断在大众传媒上频频出现。本科生、硕士生寻找工作正越来越困难。而在统计数据上，也可以发现知识失业的迹象(表1)。
知识失业的成因
为什么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高学历劳动力失业率也高呢？一种可能的解释来自于统计缺陷。在发展中国家的失业统计中，往往不包括那些最贫困的人口；即使这些人包括在失业统计中，也不会长时间地处于失业状态。原因是，失业通常意味着要花费时间和费用寻找工作，但由于发展中国家缺乏在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失业保险以及其他形式的社会保障，那些寻找工作的人常常需要依赖家庭的支持(为此，有时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或者只能依靠他们能够找到的临时性工作。因此，在穷国，失业是一种奢侈，惟有那些条件相当优越的人才能享有这份"殊荣"。这种统计上的缺陷使人们低估了非知识劳动力的失业，同时也相对高估了知识失业。
统计缺陷可以解释，为什么看起来知识劳动力失业更严重，但它并不能解释知识失业的成因。抛开统计缺陷来看，知识失业在理论上一般被归结到这样五个原因：一是知识劳动力供给过剩，这通常与"过度教育"联系在一起；二是知识劳动力供给并不过剩，但供给需求结构不对称--实际上是结构性失业，这通常与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教学质量联系在一起；三是知识劳动力通常把失业当作对获得好工作的一项"投资"，从而造成等待性失业；四是过度教育与知识相互促进，导致教育信号模糊，并引发教育投资的逆选择行为，导致知识失业进一步加剧；五是经济体制存在问题，这通常指一个国家的教育体制和就业体制相联系。上述五个原因中，文献一般对前两个论述较多，对后三个却鲜有提及。但这不说明后三个原因就不重要。
过度教育，知识劳动力供给过剩。Rumberger和Levin认为过度教育有三个涵义：一是相对于历史上较高水平而言，受过教育者的经济地位下降；二是受过教育者未能实现其对事业成就之期望；三是劳动者拥有比他的工作要求较高的教育技能。过度教育势必导致知识失业(短期效应)或者导致高学历劳动力从事低学历劳动力可以完成的工作(长期效应)。在二战后，发达的西方国家大力投资教育使得知识劳动力供给过度增加，就导致了越来越多高学历劳动力从事低学历要求工作的情况。过度教育理论警告，教育的深化应该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保持和谐的速度。
知识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结构错位。即便不存在过度教育，知识劳动力也可能面临大面积失业。当从高等学府毕业的学生所学的专业并不为市场所认可时，他们要么失业，要么为改行而重新学习。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一般是政府主导的，而不是市场主导的，这导致一些专业设置偏离了市场需求。马尔科姆·吉利斯曾精彩地描述了这种原因的知识失业状况："在印度和菲律宾这两个扩大高等教育的先锋国家，出现了大批寻找工作的毕业生，他们无法找到合适的职业。长期实行免费教育的斯里兰卡，到了70年代发现，新近毕业的大学生，有一半成了失业者……学非所用，使事情更加恶化。加尔各答的职业介绍所里每天都挤满了文学士和理学士，有学数学的，有学英语的，有学物理的。而有些雇主主要是在该介绍所寻找擅长空调、绢网印花或管道方面的人才，这些雇主失望地离去了。在这样的环境里，大学毕业生最后不得不接受与教育风马牛不相及的工作。"
供给和需求结构错位不仅表现在专业设置上，也体现在教育质量上。同样是大学生，发展中国家培养的大学生和发达国家的大学生在质量上可能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异来源于教学资源(教师、设施等)的质量和学生人均可利用的教学资源的不同。一些研究(如James, Tan, Lane和Duraisamy，1997)表明，发展中国家近几十年来的教育就面临学生数量与教育质量替代的问题。近20年来，发展中国家各级的入学人数大大增长，但教学资源的增长却未能赶上学生数量的增长，从而降低了教育质量。教育质量下降，就会造成供给的质量与需求的质量不符合，于是降格录用必然产生。倘若高学历劳动力不愿被降格录用，就可能导致比较广泛的所谓"知识"失业。
失业作为"投资"的等待性失业。经济学家E.S.Phelps(1970)等提出了"工作寻访"（Job Search）理论模型,从信息不完全的角度讨论了劳动者不断并持续寻找工作的必要性：失业对劳动者来说也是一种"投资"，这种投资越多，找到好工作的可能性越大。
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比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更有兴趣进行这种"失业投资"，从而表现出比未受高等教育劳动力的更长的失业期限和更高的失业率。原因在于，首先，高学历劳动力的"失业投资"有较高的预期回报，即找到好工作而且被好工作接受的概率比低学历劳动力的要大得多；其次，高学历劳动力通常比低学历劳动力具有更好的经济背景，他们比低学历劳动力更能够承受长期失业的损失；第三，高学历劳动力的为其人力资本所做得投入远比低学历劳动力的要大，如果随便接受一份不太理想的工作，既不能达到回收其人力资本投资成本的目标，同时身处不理想的工作岗位这一状态本身也具有较高的机会成本；考虑信号传递理论，一个人的工作经历在下一次寻找工作中将向雇主传递某种昭示本人能力的信号，这意味着高学历劳动力通常会从职业生涯发展的角度来考虑而不是随随便便就接受某份工作，这也导致他们较长的等待性失业。
教育信号模糊与教育投资"逆选择"行为。2001年经济学诺奖得主M. Spence在1973年提出了"信号传递"理论。按照这个理论，教育文凭是劳动力市场的一种信号，它向雇主传递了劳动力质量信息，高质量劳动力对应于高学历。但是，文凭作为信号产生作用的条件必须是，高质量劳动力和低质量劳动力获得相同文凭的成本具有显著差异，这种成本差异足以阻止低质量劳动力对高质量劳动力的文凭进行模仿，这样的条件下文凭才能起到信号作用。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教育门槛不断降低，对各级别教育不同学校的毕业生一视同仁(比如用人单位的标准通常要求有本科、专科等条件，但却不管你是重点大学、普通高校、自考、党校或职工大学的本科或专科)，加之假文凭、缩水文凭泛滥，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教育的信号作用。从而高质量劳动力不得不对自己进行过度的教育投入，以便获得一张防御性文凭来对付文凭的泛滥，从而导致罗纳德·多尔指出的"文凭病"(Diploma Disease)。
另一种教育信号理论是一种批判性的观点，与人们通常理解的教育信号理论所认为的高学历意味着高能力的看法相反。这种观点认为，在高等教育中，相当一部分人选择继续深造并非出于自愿，或者希望获得更高的文凭来证实自己的能力，而是因为他们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处于下风，不得已而选择继续深造--这可能是许多国家的事实，比如我国许多本科生考研就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法国许多博士毕业后选择做博士后研究就是因为找到理想工作不容易；甚至，韩国有些博士因为劳动力市场吃紧而宁愿推迟毕业时间，因为对他来说毕业就是失业--按照这样的观点，高等教育中更高的学历并不一定代表高能力，反而可能代表了低能力。这一现象就是教育投资中的"逆选择"现象。知识失业可能推动"逆选择"行为，而"逆选择"行为的加剧也将使得知识失业更为严重。
其他的制度原因。除了知识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教育系统和知识劳动力个人因素外，许多其他的制度安排也可能潜在地对知识失业产生影响。比如一个国家的开放政策、创业政策、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劳动力市场规制框架和知识产权政策等，都可以对知识失业(当然不仅仅是知识失业)产生影响。讨论诸多制度对知识失业的影响非常复杂，而且一个经济系统所关注的目标不仅仅是知识失业，甚至与经济发展的其他方面比较，知识失业可能并不非常重要。因此，我们只能就与知识失业最密切关联的教育制度和劳动力市场制度进行讨论，忽略掉对其他制度的讨论。
中国知识失业的原因与治理
中国的知识失业主要成因是什么呢？在以上五个原因中，第一个原因可能还不是目前的现实。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中国10万人口中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只有3611人，即受过大专以上教育人口占总人口的3.6%左右。而中国每百万人口中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数量仅仅相当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30%。这说明，中国的知识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尚非常低。知识劳动力缺乏，是中国经济发展需要面对的一个挑战。
那么，为什么一方面知识劳动力缺乏，另一方面知识失业又在加剧呢？原因可能在于前面分析的后四个方面：①高等教育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脱节，高等教育质量受扩招影响有所下降。由于高校专业设置尚没有完全市场化，劳动力质量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有错位。有些大学生进校学的就是过剩的专业，自然很难找到工作。教学质量下降而毕业生坚持待遇不下降，也导致失业；②等待性失业有所增加。刘昕(1998)认为，传统的就业制度和当前的收入分配政策、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下岗补贴等造成下岗职工中存在明显的等待性失业。同样的结果存在于知识劳动力的失业之中，甚至下岗人员中有不少就是高学历青年劳动力；③教育信号模糊与教育投资逆选择行为。虽然缺乏这一方面的实证研究，但人们都不会否认文凭泛滥的现实，以及大量的人们被逼考研的事实，后者可以在大量的新闻报道中找到证据；④一些制度因素，尤其是劳动力市场制度因素。虽然劳动力市场管制在近年来逐渐放松，但是仍然有许多制度对特定的劳动力就业构成阻碍或者导致较高的就业成本。
那么，如何降低我国的知识失业呢？一个直观的回答是，为知识劳动力创造就业机会。许多不同类型的公共政策都会对创造知识劳动力就业机会发生影响。但是，仅仅制定一个知识劳动力就业计划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毕竟，强调知识就业仅仅是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目标中的一部分。甚至，对于那些等待性失业，政府的作用仅仅局限于改变制度基础，对于调整就业预期方面能做的工作非常少。因此，以下的政策都只能从某种程度降低知识失业，但它们都并不完全针对知识失业。
正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政策。许多高学历青年的失业原因，隐含于高等教育系统本身。因此，让高等教育扩张的速度与经济社会发展速度保持协调关系是必要的；在扩招带来资源紧张的形势下，进行资源整合、教师返聘、引进民间力量不失为可行的选择。高等教育应当在专业设置和课程安排上，以市场为导向，尽可能缩小教育系统与市场需求的差距；严格教育质量要求和文凭颁发程序，对不合格的学校予以降级或停办，严厉打击文凭做假，保证教育信号的有效性。
人力资源开发政策。人力资源开发不仅是要提高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存量，更重要的是要将这些存量与劳动力需求结合起来。人力资源开发不仅包括供给层面(提高质量)，更包括需求层面(创造需求)和制度层面(激励和人力资本结构的供求匹配)。
在许多知识失业比较严重的国家，所采取的治理措施中都包括对人力资本结构和技术的重构进行投资。中国也可以借鉴这样的做法，建立起继续教育体系，开发职业技能培训项目等。这些项目不一定非由政府来承担，私人机构可能更能发挥作用。
劳动力市场管制框架。应当进一步放开劳动力市场的管制，打破地区分割状况、行业分割状况以及城乡分割状况，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因为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可以促进竞争和流动，迫使某些等待性失业下降；采取切实的措施降低知识劳动力就业的成本，比如工作迁徙和流动的障碍、工作进入和退出的自由等。
道义上的劝告。在就业吃紧的情况下，政府可以对知识劳动力的等待性失业进行道义上的劝告，调查和公布就业状况，引导他们对就业形成正确预期，以免因过于乐观地估计就业形势而陷入长期失业。这种劝告，对于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尤其重要，因为他们通常都乐观地估计形势，不愿屈就，而导致较长的等待性失业。
其他的政策。包括提高开放程度，促进人才交流；吸引外资和国外优秀企业，增加知识劳动力的就业选择；鼓励创业，在金融、信贷方面提供支持；疏通科研成果产业化渠道，使拥有成果的知识分子能迅速致富。
结束语
迄今为止，对于知识失业的研究还多限于"解释"，即寻求知识失业成因的解释。在治理政策上探讨相对少的多。这可能也因为，许多的政策也许就蕴涵在原因中。知识失业的五个成因归结起来不外乎三种情况：一是失业者对就业形势预期过高，导致长期等待性失业；二是来自于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在数量、结构上的不对称；三是一些制度安排在供给和需求间打入了楔子。所谓的治理政策，重点也许在后两种情况。对情况一，政府除了道义劝告外似乎不可能有其他办法，而且从长期来看，人们的预期总是会趋向稳定和日益准确。对情况二，主要依赖人力资源政策；对情况三，则需要在制度上进行改革和创新。
参见：http://bbs.efnchina.com/dispbbs.asp?boardID=92507&replyID=145592&ID=36176&skin=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