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浪：
早几天在经济观察报（2004.5.3－10）看到张车伟教授对中国就业和事业状况的分析，其将中国目前的失业难点分为四大块：1、农民工 2、下岗职工 3、应届大学生 4、弱势群体。他对1、2、4类都进行了特别的分析，特别是1、2类，最后认为大学生其实是最具有竞争力的群体，如果是大学生愿意撇开地域和其他因素的话。我当时看了觉得比较纳闷，就随便找了几个不是经济学专业的同学聊聊，看看他们对这几句话的感想，没有想到他们如此的义愤填膺，其语言就不引用了。
接下来我就一个人思考了一会儿，因为官方这种观点的依据在很大程度上上还是在于两个：1、中国大学生总量还是很低；2、每百人中大学生比例还是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那么我觉得中间是有个人悖论存在的，说中国大学生少了嘛，你看看这么多大学生找工作如此的焦头烂额，你说中国大学生多了嘛，就更说不过去了，其中的逻辑如下：如果你说多了的话，那么意思就是说这些大学生不念大学反而好找工作一些，也就是说陷入了一个个体理性导致群体非理性的陷阱中，显然不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就及其的强调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作用。
那么问题在什么地方？
我认为问题的一部分就在于“每百人中大学生比例”的提法。每百人大学生比例＝大学生总量÷人口总量。我们总喜欢拿这个指标和发达国家去比，我觉得至少存在着三个问题：分母有问题，分子有问题，中间的机制有问题。
先说分母的问题：中国的人口结构就远远和人家美国不同，美国才3％的农业人口，而且农业人口对大学生的吸收能力在基于其现代农业的基础上也是非常强的，我们中国70％的农业人口，一万个农民也吸纳不了一个大学生，你说这分母能比吗？一个应用于就业分析的指标至少也可以应用分母为城镇人口总量，如果是全部人口总量的话，其意思就是相当于又来一次大学生上山下乡运动
再说分子的问题，也就是说每个大学生的质量问题，国家大学生流水线生产越来越多，人均教育投资横向比较越来越低，在这一点也就不用引用什么数据来说明了
再说说大学生就业的机制问题，虽然比较下岗职工拖儿带女的好多了，但是大学生在寻找工作过程中信息的不对称，流动成本之高，身处沿海大城市的可能比较难于觉察到内地大学生找工作的问题。人才市场的规范问题，昨天我看到去年劳动部统计年鉴时大吃一惊，中国本科学生通过同学亲戚找到工作的比例是30％多，硕士是40％多，博士是60％多，我当时感觉应该不会有这么高的，因为在沿海，特别是广州上海北京就业的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了，但是，当我想到中国除了北京上海广州之外还有很大！反正感觉就是一言难尽罢了！
大白菜：
想法还不错。不过通过亲戚找工作是很正常的，美国也这样。小布什还靠他老爸的关系当上总统呢。奇怪的是为什么学历越高依靠亲戚的程度越高？难道是成熟的缘故？
perfectle：
如果学历越高对工作的要求越高的话，而进入好的工作需要更多的关系网络的话，就有可能发生学历高依赖亲戚找工作的程度越高了。
溯浪：
其实我想说的是：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不是通过一个每百人大学生的比例与人家美国一比，哦，原来中国是那么低，那就OK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科学的比较标准。
大学生就业难确实是个问题，不是说每个大学生放放自己的架子，标准低一点就可以了，而应该更加微观化一点，应该尽量求得每年毕业的大学生数量与实际有效的职位空缺数来进行比较，这样也许能够稍微科学一点的进行分析。
上面perfectle所说的就是很实际的情况，就我自己一直关注的博士就业渠道而言，其对师门，同学关系网络的依赖度远远超过对市场的依赖度。
就象人家美国的经济学年会成为了一个经济学界的就业市场一样，好像建设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就业市场和出版市场也是中国经济学年会的目标之一吧，呵呵！希望！
这样说明分工越来越细化了，社会越来越发达了！但愿！
大白菜：
以下是引用溯浪在2004-5-17 23:30:00的发言：
其实我想说的是：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不是通过一个每百人大学生的比例与人家美国一比，哦，原来中国是那么低，那就OK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科学的比较标准。
大学生就业难确实是个问题，不是说每个大学生放放自己的架子，标准低一点就可以了，而应该更加微观化一点，应该尽量求得每年毕业的大学生数量与实际有效的职位空缺数来进行比较，这样也许能够稍微科学一点的进行分析。
让大学生数量与有效职位空缺匹配，似乎有点计划经济的影子？
在中国，大学生有点像垄断商品。以前国家限制产出，所以价格就高。后来政府想明白了，发现增加大学生供给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于是扩招。然而这种以政府为本位的决策未必经过了科学论证。以中国目前的大学教育质量，学生的生产率能够有多大程度的提高值得怀疑。也许大学更多地仅仅起到提供信号的作用，而扩招则降低了市场对信号的评价。同时，2-4乃至更多年的求学成本无疑减少了大学文凭的收益率。但是，成为大学生的需求依然有增无减，也许这就是人口过多的悲剧吧？
perfectle：
我想朔浪“让大学生数量与有效职位匹配”的目的只是为了有一个更有效的衡量标准，并没有其他的意思。
正如fertility 一样，开始人们用每年的出生孩子的数量births与人口总数进行比较来进行衡量，但是后来发现这样的比较并没有太大的意义，而改成了birth与人口里有繁育可能的女性人数的比例做为衡量,也就是fertility rate. 不知道这样的analog是不是make sense.
不过我觉得大白菜的提法，大学生象垄断商品倒是挺有意思的。。。应该能够做些什么东西出来。
miniwolf：
各位，请解释是1978-1990年东西部小学毕业生升学率与适龄儿童小学入学率呈现“V”字型的原因；（）图表有余各种原因粘贴不上来，望见谅。
979-1992年，中国开始从一个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转变。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旨在提高经济主体努力激励与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的体制改革，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与被农村包围着的城市地区展开，人民物质生活与精神文明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而在开始此篇论文之前，我们先可以肯定的做出这么一个结论，那就是未学过经济学理论的普通老百姓，对教育投资必定都有这么一个朴素的观点，那就是（1）教育投资能带来教育对象未来收入水平和未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2）接受教育期间需要付出学费等显形成本以及这时期不得不放弃的收入等隐性成本，因而教育投资受收入水平制约，富人的教育投资规模与层次远胜于穷人。因此可以看出，是否进行教育投资以及进行多大规模、多高层次的教育投资是一个两难权衡的问题，如何有效的折中这两难冲突，取决于这两种方向相反的效应大小对比，而最终的决策结果也可能反映决策主体的在收入高低、对受教育未来收益预期及预期能力大小等方面的差异。我们一般所说的落后地区人民对教育不重视，不能简单的归咎于该地区人民收入水平低下，无力承担教育的机会成本；更多的应该是因为当地经济发展滞后，既有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对进行更多的更高层次的教育缺乏有效激励，非农就业岗位少，劳动者报酬低下，并且由此导致的教育水平质量不高，也会使得教育对象尤其是农村的学生及其家长很难对未来教育收益持乐观态度、从而教育投资不积极的重要原因。
但是，仔细的对比一下1978年-1992年我国东西部八个省份的、适龄儿童入学率、小学毕业生升学率与其真实人均GDP、学生-教师数目比率，我们却发现1978-1992年期间，这八个省份的反应收入水平的人均真实GDP和小学教学质量的随着时间的推演，都在以一个很快的速度增加，按照上面的一般思维，至少适龄儿童入学率、小学毕业生升学率应该随着时间的推演和人均真实GDP的增加也应该在增加，或者至少应该保持一个水平形状。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不管是在东部，还是在西部，这两个指标仅适用于1982年后中国经济增长情况，而在1978-1982年期间，这两项反应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教育投资决策的指标却都体现为下降趋势。即使我们82年前后连接起来看，这种现象也表现得很是特殊。具体的，东部在适龄儿童入学率、小学毕业生升学率两指标上表现为“V“字形状，而西部则表现为“平底锅形状”。这是一个让一般人不解的谜，也是一个让我这样学了四年经济学的本科生感兴趣的谜。本文主要的目的就在于解释这个现象产生的背后主要原因和形成机制。
perfectle：
如果是根据Becker的模型，full income的增加，得分清楚增加的来源，如果是纯收入增加，象政府补助这些的，会有income effect，会增加对小孩的资源投资。但是如果是其他工作收入，象工资增加的话，那么不仅有income effect，而且也有substitution effect，到底会怎么样影响资源的投入并没有很明确的预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也许能够提供一些解释为什么人均真是GDP增加，教育投资决策的指标却下降了。
也许从人力资本的投资方面进行解释会更好。。不过我对那方面的东西不是很熟。
我挺好奇的是，这些数据是从哪里来的？
溯浪：
以下是引用大白菜在2004-5-17 23:50:00的发言：
让大学生数量与有效职位空缺匹配，似乎有点计划经济的影子？
在中国，大学生有点像垄断商品。以前国家限制产出，所以价格就高。后来政府想明白了，发现增加大学生供给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于是扩招。然而这种以政府为本位的决策未必经过了科学论证。以中国目前的大学教育质量，学生的生产率能够有多大程度的提高值得怀疑。也许大学更多地仅仅起到提供信号的作用，而扩招则降低了市场对信号的评价。同时，2-4乃至更多年的求学成本无疑减少了大学文凭的收益率。但是，成为大学生的需求依然有增无减，也许这就是人口过多的悲剧吧？
对大学生进行市场的供求分析，我觉得有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如果还能将中国分为一个比较明显的二元经济体的话，那么大学生的供给来源是来自于两元，但是大学生的需求却主要是来自已经进行了工业化的这一元，或者是于大学生意愿相符的主要是在于这一元。
溯浪：
回复miniwolf的问题：
具体来说，那个问题我还没有看清楚文章说的是什么？
个人的理解是教育质量，包括了小学毕业生升学率与适龄儿童小学入学率这两个指标，随着GDP的发展，在1978－1982年与GDP呈反比例变化，而在1982年之后与GDP呈正比例变化，这样就出现了V型的时间变化情况。
如果理解没有问题的话，我的看法是这样：如果我们把这种纵向的时间序列变化情况变成一种横向的区域比较的话，可以这样看，如果是有三个地区，其中第一个地区还是完全处于二元经济中的农业社会，第二个地区是处于从第一元向第二元过渡的阶段，也就是刚开始进行工业化起步的阶段，第三个地区是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阶段，那么至少从直观上我的看法是第一个地区和第三个地区的教育质量要好于第二个地区。
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地区的教育净汇报率高，机会成本低，从MINCE的模型中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已教育和未教育的工资差距大。
第二个地区就有所不同了，因为机会成本高，正是处于创业的蓬勃发展阶段，正如盖茨可以不用念书了去开公司一样，就小孩的入学率来看的话，也可以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在一个过渡的阶段中，父母对一个全新事业的关注将有可能超过对小孩的关注，而且教育汇报率也可能在其眼中低于机会收益。
第三个阶段就不说了。
参阅：http://bbs.efnchina.com/dispbbs.asp?BoardID=18218&id=433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