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姆森教授是当今在美国乃至在世界经济学界都是有重要影响力的学者，被人们称为“交易成本理论之父”。威氏的著作和文章已有不少在国内翻译出版，对新制度经济学在国内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他的成名之作，也是历年来引用率最高的两部经典著作：“Market and hierarchies”(1975) 和“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1985) 虽是了解其理论发展的必读之书，但仿佛被人遗落，笔者翘首以盼，久不见中文译本问世，不禁常常以此为憾（本贴写了一年多了）。近期忽然见到商务印书馆印制精美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后简称《资》）面市，欣喜之情不溢于词，于是解囊相购。然而打开后读其中一章，其晦涩难懂，超乎意料，开始怀疑自己理解能力薄弱，不能穷大师之言；后找到原著（后简称《T》）对照，竟发现其中错译讹译比比皆是，失望之感，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现取《资》书中一小节中笔者认为错译之处，与原著一一对照，虽不愿讨以点盖面之嫌，但也有管中窥豹之意，更希望以此引起翻译界和出版界重视。
一
《资》第四章“纵向一体化的理论与政策”第二小节讲的是纵向一体化的一个初步模型，本文对其中译法出现的主要问题作一下必要的澄清。
首先看一下笔者认为几个翻译不准确的地方：
1． 小节标题“实用模型” （《资》，126）& “A Heuristic Model”(《T》，90)“Heuristic”
作形容词是“启发式的”之意，并无“实用”之意。
2． “有时，市场有通盘解决需求的长处,” （《资》，127）&“Markets can sometimes
aggregate demands to advantage,”。“aggregate”作动词有“使聚集，总计”之意，原著比译文含义更丰富，表述更直白，意指单个厂商或消费者的需求较小，但多个单位汇集到市场上的时候，就有可能形成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市场正是具有这种汇集功能。
3． “及时适应” &“intertemporal adaptation” （《资》，127）。“intertemporal”
根本没有“及时”之意，而“跨时期适应”则包含了威廉姆森所强调的从竞争性投标到小数目关系依赖的关键性转变的命题。
如果说以上只是个别词语之误，无妨大雅，可以忽略，否则就真的有点吹毛求疵了。
但还有一些问题，则不能不以慎待之：
1． “市场的激励机制通过一下两个方面来展示自己的作用：它们要求交易双方对生产成本进行更严格的控制，这是由于双方已经建立起互相依赖的双边关系；但它们也使｛双方｝不大容易互相适应。” （《资》，127—128）&“The high-powered incentives of markets manifest themselves in both respects: They favor tighter production cost control but, as the bilateral dependency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parties builds up, they impede the ease of adaptation.” (《T》，91) 威廉姆森认为，市场在具有高强度的激励功能的同时具有较弱的协调功能，后者是因为由于资产专用性所造成的双边依赖关系，容易使市场交易者曝露在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之下。原著清楚地表达了这一思想，而译文却将因果关系乱点鸳鸯谱，于原著句法和文理完全不顾，怎不让人读后有云里雾里之感。
2．“ 我们用来表示一下两种生产成本的稳定不变的差额：一是｛企业｝根据自身需要生产某种产品的成本，二是从市场购买同一产品所花费的成本；假定这两种成本都稳定不变。” （《资》，129）&“Let be the steady state production cost difference between producing to one’s own requirements and the steady state cost of procuring the same item in the market.” (《T》，92) “the steady state ”意指“稳定的状态”，此句可译为“用来表示……的静态生产成本的差额”，此处在“静态”这一假设条件下作者专注于考察随着资产专用性程度的变化，市场的需求积累效应所带来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导致的企业自制成本和市场购买成本之间差额的变化，不是一个稳定不变的数值，而是随着资产专用性变化而变化，是后者的减函数。如译文中所言，如果这两种成本都不变，其差额必然不变，那么想要讨论的是什么也就不知所云了。
3．“对于各类专用资产来说，尽管其专用程度不同，会减轻一些其成本上的劣势，但毕竟还是处于劣势。” （《资》，130）&“The cost disadvantage decreases but remains positive for intermediate degrees of asset specificity.” (《T》，92) 原著更准确的译法应是“如果资产专用性处于中间程度，虽然成本劣势有所减少，但仍然为正。”作者在讨论上面所提到的的变化时，将自变量资产专用性程度化分为三类：资产专用程度极低（标准品）、资产专用程度中等和资产专用程度高，由此形成一条由高到低的曲线。译文不仅没有体现出原著的这种程度划分，而且随意对原著进行更改，使原著思想遭到了扭曲。
4．“不过，随着各类产品和服务的独特性越来越大，外部供应商再也不能｛靠这种优势｝来节省其总成本了；这时 的渐近线也就趋于零。” （《资》，130）&“As goods and services become very close to unique, however, aggregation economies of outside supply can no longer be realized, whence asymptotically approaches zero.” (《T》，92) 且不谈译文的准确性，一个简单的数学常识告诉我们：渐近线如何趋于零？不看原著就可能会很惊讶地认为经济学大师也竟然会犯这种简单的错误。读原著后很清楚地明白，原来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时 也就逐渐地趋于零”。
笔者在本小节中还发现了其他欠妥之处和漏译之处，现不多说。翻译批评不主张在字句上吹毛求疵，任何再好的译著打开来也会挑出这种那种的错误，所以有一些错误是在所难免的。但如果歪曲了原著的思想，背离了作者的精神，对于一部译著来说就不是应该的事情了。纵向一体化是交易费用经济学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威廉姆森建立其交易费用理论大厦的切入点，所以纵向一体化的交易费用理论模型在威氏整个理论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笔者之所以将问题分为两个部分，是因为前面的一些问题，可能仅仅会给读者理解作者的意思造成障碍，有时并不影响对整体的把握；后面所说的几个问题则可能会给读者的理解带来不必要的混乱，译文译文完全背离原著的意思，使读者的理解南辕北辙，不知东西。倘若威廉姆森懂得中文，读一读他的这一小节译文，不知会有什么感想。
二
目前国内对国外尤其是美英国家的先进学术思想的需求极其旺盛，由此带动了翻译界和出版界的繁荣，各种译著涌现在大大小小的书店，令读者目不暇接，韦森教授因此而感叹道：“在国内学术各界翻译外国著作之快，快的‘连买都买不过来’”（韦森总译校：《管理困境》，译者的话，10）。这次我国对西学翻译的浪潮对改善国内学者的知识结构、提升整体的学术水平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也不能否认，目前各种译著的翻译和出版局面一片混乱，各种琳琅满目的译著良莠不齐、鱼目混珠，这不仅是指原著写作水平质量千差万别，翻译质量更是参差不齐。从某种程度上说，翻译界和出版界引导着国内读者的阅读方向和对国外学术的认知水平，译著质量问题可能会对此带来误导和混乱。因此，如何控制译著的质量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对于翻译质量混乱的状况有多种原因。首先，翻译本身的激励机制是不对称的。翻译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翻译家在读者的心目中根本无法与作者相提并论，只是作些移花接木、待人作嫁之事，翻译的好，荣耀归于作者，翻译的差，读者自然将会把矛头对准译者，归罪于他。其次，翻译工作的人力资源缺乏。翻译工作的人，绝大部分是兼职，而且是业余性质的兼职。这种业余性质的译者必然会出现时间精力不济以及翻译所必须的知识结构的欠缺，翻译质量良莠不齐在所难免。还有，目前译著的出版是一种商业化的运作。“商机无限，稍纵即逝”，在商业竞争的压力和动力之下，对译著的翻译和出版往往更注重于上市的速度和宣传，而对翻译质量的要求却有降低之势。
但是，翻译毕竟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任何理由都不能替那些译质低劣的作品推卸责任。作为读者购买书籍是正常消费行为的一种，但书籍作为一种商品和普通商品又有很大的不同——消费者无法从封面上判别内容质量的优劣。在品牌化的时代，读者可以根据作者和出版商的信誉来对一本书的内容作粗略的判断。对于译作，经济学大师的作品也有可能被译为一本乱七八糟的东西，但读者非读不知。普通消费品如发现质量问题可以寻求商家退货赔偿，或上诉于消协或法庭。但除非印刷质量问题，有那个书店接受消费者因为译质低劣而退货的？对译著进行规范，实现奖优罚劣的良性机制，不仅是对消费者权益的一种保护，而且对于国内学术界更好地实现和国外的沟通，都具有一定的意义。笔者认为，对于译著的规范应该从一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明确评介学术性译著质量的标准。小时候老师要求我们，不论是古译今还是外译中，都要遵循严复先生“信、达、雅”的标准。不同作品的翻译评介标准也有所不同，和文艺作品的翻译相比，对于学术性著作的翻译更应该强调准确，不管译文采用何种译法，也不必斤斤计较于字句的顺序和增减，只要它把那一学科本身传达的毫无遗漏，传达的清楚明白的，便是好的译文。
其次，鼓励学术性著作翻译的经验和教训的交流和批评。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都有自己相对独立和规范的学术语言。但在经济学译著中存在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学术术语和人名的混乱使用，对于同一学科的同一个单词，翻译成中文就可能以不同的面目出现，若不注出英文，可能读者无法识别出它们原是一个意思。有的甚至在同一部书中同一个单词，翻译的也竟然不同，如“credible commitment” 和 “credible threats”同在一处出现，前者译为“可靠的承诺”，后者则译为“说话算数的威胁”（《资》，232），是不是已经有了规范或者约定俗成的译法？若没有，为什么要用不同的译法，最好给读者注明。相对于其他性质的作品，学术性著作似乎更能用统一的学术术语来对译著进行规范。
有一些经济学大师的著作，几乎被整体性地翻译过来。对于后来对该作者的著作的翻译，最好能够阅读已有的译作，借鉴别人成功之处，改进别人不足的地方，这样会使后来的译著不仅避开不必要的失误，还会使译著更加精彩，使作者的思想更能够血肉丰满，促进学术交流的水平。比如威廉姆森的著作，国内译著已有《反托拉斯经济学》（1999）和《治理机制》（2001）两本，其他译文多篇，其理论体系已近乎完整地翻译了过来。前面笔者所批评的那一小节内容，已在《治理机制》中(第 63－65页)几乎完全重复地表述过，如果后来者译前能够参阅一下，至少可以避开一些简单的错误。
最后，重视译者的素质。要准确地翻译出学术性原著的意思也并非易事，这从多方面对译者的素质提出了要求。学术性著作的译者，首先应该是该领域的学者，对该理论体系有比较深刻的理解，至少能够理解和把握自己所翻译的著作；译者还要有坚实的语言功底，不仅能够准确地理解外文资料，还能够用准确精炼的中文表达出来；更重要的是，译者要有高度的责任感，译著一旦出版就不属于自己，而属于社会，属于全部读者，要意识到自己肩负的使命，树立兢兢业业、认真负责的态度，对不明白或不熟悉的东西要勤查多问，不能凭想当然草率动笔，这不仅是对作者、对读者负责，更是对自己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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