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任何货币、汇率制度都是有代价的，那么中国要怎样选择自己的货币、汇率制度呢？
这要看中国的基本约束。在我们看来，中国最基本的约束是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贫乏，而且中国最广大的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含量不高。这约束隐含着两重含义：其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注定是要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中国经济注定具有高外贸依存度的性质。因为只有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才能让中国众多的人口与其它资源有效结合，形成就业和增长，创造出收入来。其二，制造业过去是，现在是，在未来较长时间仍然是中国经济的根本之所在，“世界制造工厂”的地位不可以轻言丢弃。是的，只要中国最广大的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状况没有根本改观，那么制造业就仍然是中国经济的根本之所在。这并不否定中国创造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努力。但能够去做附加值高的产业，人们一定要去的，不需要外力来强行推动。
就业永远是中国经济的第一要务，我们不可以简单地拿自己与美国相比较。美国拥有的是广大的森林、河流和矿藏。这些东西，现在是，一万年后仍然是资产。但我们所拥有的13亿人口，就没有这样的优势了。人口是资产吗？一般地说，是资产，但并不绝对。此资产非彼资产。假如人没有活干，不能创造收入，那么就不仅不是资产，可能还是负资产。人是要穿衣吃饭的，如果没有活干，不能创造收入，社会就会不稳定，甚至陷于动荡。这些年，工业化和城市化虽然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但是中国仍然是一个拥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国家。这个问题，不需去做什么数理统计，看一看每年的大学生就业状况便一目了然了。
既然中国的就业和增长有赖于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并且我们的外贸依存度已经高达60%以上，那么对外稳定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就至关重要。在对外稳定中，汇率稳定尤其重要。就货币稳定而言，每个国家都要面临是对内稳定优先还是对外稳定优选的选择。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贫乏，需要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来实现就业和发展经济的国家，货币对外稳定必须放在优先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上，固定汇率对于我们是最有利的。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亚洲国家基本上是不能承受浮动汇率之重的。因为它们共同一点，是人均资源贫乏，需要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来发展经济。我们只知“广场协议”对于日本经济造成了伤害，可能我们还不知“广场协议”对于日本经济伤害之大。日本有很好的法律制度，有很好的产权保护，政治也稳定，为什么经济一蹶不振十好几年。在我们看来，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日元选择了浮动汇率；其二，日本保护农业，造成地价高企，提高了工业生产的成本。
选择汇率稳定，当然就得接受通胀、通缩的国家间传导，当然就得在一定程度上放弃利用货币政策实现其它经济目标的空间。然而我们不能只是看到固定汇率下通胀、通缩的国家间传导，而是要认真地问一问：是汇率波动更经常地发生，还是通胀、通缩的国家间传导更经常地发生？是经常发生的汇率波动危害更大，还是不经常发生的通胀、通缩的国家间传导危害更大？我们还得认真地问一问：到底是货币政策专注于货币稳定，在这个前提下有限地服务于其它经济目标更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发展，还是货币政策同时服务于货币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财政收入多重经济目标更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发展？我们已经指出，假如国内市场具有充分的弹性，特别是劳动市场具有充分的弹性，那么即使有国家间的通胀、通缩传导，也不会造成严重问题的。而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则已经表明，货币政策首要的功能是货币稳定，经济的不稳定常常来自于货币政策过多地服务于货币稳定之外的经济目标。正如张五常所言：“以货币供应或利率变动来调控经济，主要起于货币制度本身出现了问题。”
考虑到中国的现实约束，同时也考虑到国家之间的博弈，我们认为，人民币应该选择盯住一篮子货币。篮子中的货币及其比重应该根据经贸往来的重要性决定，而汇率则可以在窄幅内波动。这不是在“好”与“不好”之间做选择，而是“两优择其重，两劣择其轻”的选择。在这货币、汇率制度下，央行的根本职责是守猫，确保汇率稳定。在汇率稳定的前提下，央行才可以有限地服务于其它经济目标。再说一遍，不是因为利用货币政策实现其它经济目标才使得经济更加稳定的，相反，经济的不稳定常常来自于货币政策过多地服务于货币稳定之外的经济目标。别人管不了，我们应该做好自己的事。然而，管不了的别人却可能对我们造成重大影响，所以暂时不（完全）开放资本项目可能是必要的，为的是给货币政策留下一点用以克服经济内外冲击的空间。再说了，如果我们既维持汇率基本稳定，又（完全）开放资本项目，那么我们的利率就得与发达国家同上同下，这可能也是不能承受的。
这个货币、汇率制度的困难，是汇率水平的适当选择不容易。不过，假如我们的国内市场具有充分的弹性，是典型的古典经济环境，那么无论汇率固定在怎样的水平，是不会造成严重问题的。即使汇率低估，也只会造成一次性价格上涨，不会造成持续的价格上涨。当然，今天的经济很难严格地具有古典经济的特征。补救的办法是必要时可以调整汇率水平，但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货币的下锚之法，要毫不动摇地维护下定的货币与锚的比价关系，尽可能地避免市场形成持续升值或持续贬值的预期。为此，人民币汇率要略为低估。这既是有效扩大就业和生产的需要，也是有效维护人民币盯住一篮子货币这样的货币、汇率制度的需要。当然，汇率低估可能使经济积累巨额贸易顺差。但这不成问题，可以用降低关税，增加进口的办法化解。至少，降低资源性产品的进口关税，增加资源性产品的进口不会有任何问题。
文章写到这里，我们不能不重提对于新劳动合同法、最低工资法和福利主义的反对。记住，不是这些东西不符合我们的价值取向，而是中国的基本约束不允许我们去做这些东西。
张五常教授主张人民币应该以一篮子物品为锚。我们已经指出：主体上今天为发达国家广泛采用的法定货币制度即是以一篮子物品为锚的货币制度。只是它们的货币政策没有专注于货币稳定，同时还服务于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其它经济目标。这使其货币制度具有了多锚的性质。这是凯恩斯主义的错误传统，忽视了货币政策的根本职能是稳定货币，而不是调控经济。不过，由于以一篮子物品为锚的货币制度放弃了固定汇率的安排，我们认为，对于中国来说并不是最好的选择，至少现在和可见的将来不是。这一货币制度将来无疑是中国的最好的货币制度。然而将来的事，还是将来再说吧。
最后，让我们借用张五常教授的话来结束本文吧：“守汇率，但有少许弹性，央行有某种程度的货币政策运作空间，但没有传统央行的运作幅度。制度可行，甚至持久可行，其条件是外汇储备要足够，而后者的保障，是人民币官价要略为偏低。向前看，中国有这些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