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不重视高科技的发展，但在一个13亿人口，其中7是农民，其人力资本含量又不高的国度，处在低端的制造业才是最值得关注的。这是因为，如果7亿农民的生活不能得到根本改善，说出花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是不成功的。而处在低端的制造业则几乎是农民生活根本改善的唯一依靠。经验证明农民生活改善过去靠的是制造业，经验还将证明农民生活根本改善将来仍然要靠制造业。
问题是，处在低端的制造业是有其自身致命弱点的，它利润薄，要依靠低成本参与国际竞争才能生存。过去，这样的低成本条件我们是俱备的，制造业在中国发展很顺利，以至世界上到处是“made in china”的产品，中国经济因此被誉为“世界制造工厂”。但是现在局势起了变化：一是经过这些年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劳动成本有了大幅提升，已经高于好些周边国家了；二是由于我们不恰当的政策和立法，我们的劳动市场正在失去弹性；三是今天举世都在发展经济，我们面临着低劳动成本国家的强力竞争；四是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产生了来自西方国家的各种阻力，这几年人民币承受的升值压力就是例子，人民币因此离开了盯住美元或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
在这些转变了的局势中，劳动成本上升本来是我们意愿看到的。我们发展经济本来就是要让人民富裕，特别是要让包括广大农民在内的底层人民富裕起来。假如这种上升完全来自于需求的拉动，是自发提升的结果，那么毫无疑问是应该受到欢迎的。然而问题在于，这里面有人为因素造成的推动。因为这种人为因素的推动，劳动成本上升有些过早过快了。
是奇怪的现象，在仍然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就业仍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劳动成本竟然大幅上升。我把它归结为是最低工资法、新劳动合同法以及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泡沫对于劳动成本的推动。这里不去分析资产泡沫的原因，而是要指出，资产泡沫，主要是房地产泡沫对于低端制造业的不利影响。不是简单的工业产房、商业店铺成本上升的问题，而是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问题。想想看，房价高企，工人的生活成本就不能低下来。现在我们问，因房价高企而导致的工人生活成本的上升谁来承担？和这个问题性质相同的另一个问题是，商品消费税是由消费者承担，还是由企业承担？答案是，消费者和企业共同分担。产品的需求弹性高，企业分担的就要多一些；产品的需求弹性低，消费者分担的就要多一些。同样的道理，房价上升对于工人生活成本的提升也是要由工人和企业共同分担的。这就是交易的性质。我们不要只是看到交易双方对立的那一面，还要看到双方利益一致的一面。你的成本其实也是我的成本，当然，你的收益也是我的受益。这就是科斯定理。其实科斯定理讲的无非就是这样一个交易的性质。
我在好几处场合都讲，房价不下跌是要以制造业成本上升，未来生产减少，就业减少为代价的。是的，目前的金融危机使我们面临两难的境地：如果我们让房地产泡沫破裂，可能会加剧经济衰退，而如果我们救房市，维护房价，那么又将伤害未来经济发展。世事本来就是如此，凡事都有代价，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问题在于，我们要判断哪一个选择的代价更大。我的判断，就算我们人为维护住了房价，未来两三年，房地产也是不会对中国经济有多大的拉动。反之，房价跌一点，只要不对金融体系造成冲击，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要不允许经济向下调整。经济之所以向下调整，不是因为现在出了问题，而是过去经济发生了错误。现在经济向下调整是对于过去过度扩张的修正——不管具体原因是什么，从结果上都要归结为过去的过度扩张。就像一个人，因为过去的不小心而得了感冒，这个时候是需要停下来休息休息的，你不能连这样的停顿休息也不要了，你不能连过去的错误也不要修正了。不要救房价，相反，要大规模地增加城市和工业用地供给，不能为了眼前的一时繁荣牺牲了未来制造业的竞争力。
凯恩斯讲衰退是因为需求不足，他有三大理由。今天我们面对金融危机，不去深入探求具体的原因，表面上的确总是表现为需求不足，这使凯恩斯主义有了大用场。但我认为表面上表现出来的需求不足根本一点还是收入不足，而收入的背后是生产，收入最终只能来自于生产。因此短期的需求管理必要，但是维护和培育我们的产业的长期竞争力，这才是根本之所在。
回头再说最低工资法和新劳动合同法。这样的法律帮不了广大劳动者，这个问题，教科书讲的清楚，又有众多经济学家做了深入讲解。这里要指出的是，这两个东西，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贫乏，广大民众的人力资本含量又不高的国家危害尤其大。人口众多既可以成为我们的优势，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劣势。假如人没有活干，不能创造收入，那么人口众多就不仅不是优势，还会成为负担的。人要穿衣吃饭，如果没有活干，不能创造收入，社会就会不稳定，甚至陷于动荡，因此就业永远是中国经济的第一要务，而就业的核心又在于让劳动市场保持高度的弹性。假如我们的劳动市场没有弹性的话，那么我们众多的人口就成为负担了。这些年，没有新劳动合同法，我们的工业化、城市化进行的很好，卓有成效。为什么要在工业化、城市化卓有成效地进行的时候推出那新劳动合同法呢？我们一定要清楚，广大劳动者的权益不是通过一纸法律条款可以规定的，而是要由劳动市场上的供求关系来决定。
知道吗？“中国奇迹”一部分是靠西方发达国家帮忙的。他们的福利主义大大地帮了我们的忙。发达国家有很好的制度，法律的，政治的，都很好，但有一样不好，就是他们的福利主义。有一些福利并不坏，但变成主义就不好了。福利主义不去除，发达国家的问题解决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