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媒体上关于医疗改革的讨论很多，给人的一个印象是，公众似乎有一种期待，期待存在一种改革措施，能够很快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责难医疗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的人很多，许多人不切实际地希望能够回到国家把医疗费用包起来的大锅饭体制上去。
由于人人都似乎生过病，于是对这个问题都或多或少有一些切身体会，于是都有一定的发言权。笔者的基本观点是：市场化应该仍然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为了说明这个基本观点，需要首先把一些大家达成共识的东西——即现象——摆出来，以作为相互讨论的基础。目前，应该说下述现象是比较一致认同的：
1、老百姓感觉看病贵：医疗价格高，去看一个小病，医生可能要求你做很多昂贵的检查，本来很普通的药都可以治好的病，医生可能给你开很昂贵的药；
2、药厂叫苦——药品出厂价格不高，利润低；
3、药品增加值大部分药厂之外的其他环节拿走；
4、医药合谋使得政府管制失灵：药厂通过开发“换汤不换药”的所谓“新药”来逃避药品价格管制；
5、医生拿了药厂的回扣；
6、医生向患者索取“红包”；
7、医生的挂号费低，医生之间的挂号费差距很小（被政府管制）。
“看病难”、“看病贵”，“医药价格虚高”等等说法，都是过于笼统的提法。要把问题搞清楚，我们必须把“医药价格”或者“看病价格”进行分解：
1、医疗价格=药品价格+医疗服务价格
2、药品的生产企业没有管制，药厂众多，因此，药品生产是竞争性的。按照标准的经济学理论，竞争性市场中的厂商的垄断利润为零，这个结论与现实相符——现实说药厂利润低。
3、一个虚拟的例子。我们下面用一个虚拟的例子来说明问题。
假设有一万个病人，病人分成两种，一种疑难病，另一种是普通病。疑难病有1个病人，普通病有9999个病人；
又假设有1万个医生，其中1个医生（简称高水平医生）既能够医治疑难病，也能够医治普通的病，其他9999个医生（简称低水平医生）只会医治普通病。
不妨假设病人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但病人能猜测哪一个医生的水平高。
假设医治两种病的药分别为A药（能够医治疑难病）和B药（只能够医治普通病），A药的经济学成本是20元，B药的经济学成本都是10元。而能够以这些成本生产药品的企业足够多，以至于在竞争下，两种药的出厂价格将是成本价（即没有利润）。
为简便起见，还假设两类医生的医疗服务成本都是20元。
现在让我们来考虑在两种不同的条件下医生的行为。
（1）医疗服务费（挂号费、治疗费、处理费、手术费等，以下简称挂号费）随行就市，政府不加以干预。
由于病人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但病人知道哪一个医生的水平高，因此，所有的人都争着去挂高水平医生的号，医生看到那么多人挂自己的号，就会提高挂号费，挂号费将上升，直到医生能忙得过来为止。用经济学的语言说，医生将会寻找一个使自己的利润最大的一个挂号费价格。随着价格的提高，一些出不起高额挂号费的病人，将尝试挂低水平医生的号，由于低水平医生供过于求，挂号费必然很低，结果，如果这些病人恰好就是普通病患者，则花费很少的钱，就治好病了。如果病治不好，这些人就最终将返回高水平医生哪里，付出高的费用把病治好。
（2）挂号费被政府管制为20元，即所有医生的挂号费都只能是20元。
同样地，由于病人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但病人知道哪一个医生的水平高，而看哪一个医生所支付的挂号费都是相同的，因此，所有的人都会去挂高水平医生的号。这种行为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第一，排队。排队导致很多的浪费——即租值消散。
第二，高水平医生看到自己的服务供不应求，但挂号费价格被政府管制了，不能提高，于是，他就会想方设法从别的渠道获取收益，例如，与生产A药的药厂合谋：药厂生产另一种“新药”，疗效与原来的A药一样，但故意订一个高价，例如1020元，然后，医生故意给病人开这种新药。考虑到高水平医生是真正的垄断者，而药厂是竞争性的，换言之，愿意与医生合谋的药厂很多，这样，这些与高水平医生合谋的药厂在竞争下，将不会获得垄断利润，垄断利润（比如1000元）被高水平医生拿走了。
事实上，患者支付的费用由挂号费转到了药费上了。当然，支付不起这个高昂药费的病人，最终也会转移到低水平医生哪里去。（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