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励与风险分担之间的权衡取舍被认为是委托代理理论的基本问题。莫里斯教授的开创性论文这样讲，教科书这样讲，我们也都这样认为。然而，实际情况未必如此。激励与风险分担之间的权衡取舍可以是某类合约的基本问题，但却不是委托代理合约的基本问题。
让我们从下面的例子说起吧。
一个由多个农民组成的经济，每个农民的产量既取决于自己的努力，也取决于外生的因素，比如天气。如果每个农民只消费自己生产的粮食，那么就会面临极大的、甚至是饿死的风险。为了降低风险，可以考虑将粮食放在一起消费，每个农民都消费平均的一份。因为农民面临的风险不是完全相关的，这个地区有灾情，那个地区可以没有灾情，这样做，每个农民所遭受的风险就降低了。但是这样做，也使农民没有了努力生产的积极性。当自己的消费与自己的生产没有多大关系时，谁还会去努力工作呢？
要使每个农民既有努力生产的积极性，又不至于面临挨饿致死的风险，激励与风险分担就构成了权衡取舍：为使农民有努力生产的积极性，必须让他的消费与自己的生产有较为紧密的联系，必须让他承担相当的挨饿的风险；为使农民不至于面临挨饿致死的风险，又必须让他的消费不能完全依赖于自己的生产，又必须容忍他一定程度的不努力。
这个例子，说它是委托代理问题，也许没有错。但它并不具有委托代理关系的显著特征。不具有委托代理关系的显著特征，却存在明确的激励与风险分担之间的权衡取舍。
下面的例子委托代理关系的特征就要显著一些。
老板“雇佣”工人干活。产出既决定于工人的努力程度，也决定于其它一些观察不到的因素。有三种合约：一是“老板得剩余，工人得固定工资”合约，二是分成合约，三是“老板得固定工资，工人得剩余”合约。之所以给雇佣一词上加上引号，是因为假如是第二种合约，那么该是谁雇佣谁呢？而如果是第三种合约，其实是工人在雇佣老板了。由此可见，委托代理关系中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地位不是事前决定的，而是事后决定的；不是外生决定的，而是内生决定的。换言之，委托人和代理人地位之确立不是合约的原因，而是合约的结果。
如果老板的工作重要并且不易监督，那么“老板得剩余，工人得固定工资”的合约安排就会出现；如果老板和工人的工作都重要并且不易监督，那么分成合约就会出现；如果工人的工作重要并且不易监督，那么“老板得固定工资，工人得剩余”的合约安排就会出现。
当然，你也可以如教科书里的委托代理理论那样，把上述问题处理成激励与风险分担之间的权衡取舍：如果老板风险中性，工人风险规避，那么“老板得剩余，工人得固定工资”的合约安排就会出现；如果老板和工人风险偏好差不多，那么分成合约就会出现；如果工人风险中性，老板风险规避，那么“工人得剩余，老板得固定工资”的合约安排就会出现。
要怎样看问题那是经济学者的自由，但真实情况怎样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老板和工人的风险偏好到底怎么样，怕是只有老板、工人和上帝三个人知道。风险分担说得个“讲字了得”。
再看看巴泽尔和福格尔研究奴隶制的工作给予我们的启示吧。
在奴隶制下，奴隶在法权上属于奴隶主，是其财产的一部分。可是为什么历史上有一部分奴隶，不但积累了自己的私人财产，甚至还买下自己，成为了自由民呢？巴泽尔发现：奴隶是一种“主动财产”，不但会跑，而且事实上控制着自己劳动努力的供给。奴隶主固然有权强制奴隶劳动，但由于奴隶的“主动财产”特点，奴隶主要强制调度奴隶的劳动努力，需要支付高昂的监督费用。为节约监督费用，如福格尔所发现的那样，奴隶主只好对奴隶实施激励：实行定额制，超过定额的部分归奴隶自己所有。于是一些能干的奴隶可以拥有自己的私产；有了足够的财富，就可以赎买自由身份了。
奴隶在法权上属于奴隶主，是其财产的一部分。在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上，没有风险分担的考虑，但是奴隶主和奴隶却是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奴隶是“主动财产”，奴隶主需要对奴隶进行监督。但是仅有监督不充分，也不经济，奴隶主还必须对奴隶给予激励。在这里，可以少一点激励，但监督就必须多一点，监督费用就必须高一点；也可以少一点监督，但激励就必须多一点，激励的代价就必须高一点。整个的问题是激励与监督之间的权衡取舍。
想想看，生活中我们那一天不找人帮自己办事。我们在找人办事的时候，总是想到激励与监督之间的权衡取舍，还是总是想到激励与风险分担之间的权衡取舍？不需要细说了吧。
也许在某些委托代理关系中，激励和风险分担之间的权衡取舍是一个重要问题。但奴隶制的例子告诉我们，没有风险分担的考虑，仍然可以是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然而激励与监督之间的权衡取舍不同，它是委托代理关系必须要面对的，它才是委托代理理论的基本问题。（与王晓云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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