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笔者约请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经济学家汤敏博士，围绕《规划纲要》的研究制定工作，就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汤敏从一个经济学者的角度，谈了他独到的看法。
利用假期实习提高大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与就业率
问：去年以来，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全世界的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对就业市场也产生了严重影响。今年，我国有600余万大学生面临就业，请你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谈谈这场金融危机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可以通过什么样的创新思路和措施提高大学生的就业水平？
汤敏：大学生就业难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后顾之忧。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宏观经济低迷，企业扩大招工的意愿不足。今年的大学生就业形势十分严峻。社科院最近测算，2008年有100万高校毕业生不能就业。今年高校毕业生达611万，比2008年还要多52万人，就业形势更为严峻。
除了国家出台一系列的政策鼓励企业与机构为大学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外，作为应急措施，建议有关部门考虑对毕业半年后还找不到工作的2008年与2009年大学毕业生，给予半年左右的实习安排。政府从政策上鼓励企业给大学生提供实习岗位。实习的单位可按毕业生的就业意愿与专业兴趣，由他们自己先找。国家每人每月给予800元左右、半年5000元左右的实习补助，企业再给一些补贴。对实在找不到实习单位的学生，学校就业指导中心可以给予协助。实习期间，大学毕业生还可以继续找工作。
这是一种对用人单位和大学毕业生都有益的人力资源制度安排。对接收实习生的单位而言，可以让其大范围地选择人才，发现真正符合用人单位要求的人才。对大学生而言，实习制度可以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尝试不同的工作。实习安排实际上还可以起到缓冲就业的作用。对企业而言，不用给实习生任何承诺，从而减小了用人风险。对实习生来说，也不必担心干不好离岗后的违约。双方都没有负担。
加强大学生的社会实习，不应该是一个权宜之计。大学生就业难可能不是一个短期的问题。从宏观上看，我们的社会并不是不能容纳现有的大学生。我国的适龄青年入学率到现在也不过23%，远低于菲律宾的31％和泰国的37％。我国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为什么与我国人均GDP差不多的国家能容纳比我们比例高得多的大学生？这里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学生对工作的期望值太高，社会经验太少。企业也不了解学生，不愿意接收大学生。
如何增加大学生对社会的了解？如何培养大学生的能力？仅靠在课堂上讲授是不够的，应该考虑把大学生的社会实习规模化、制度化。这里所说的实习，不仅包括传统的大学生毕业实习，还包括大学生寒暑假实习。在很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到了暑期，企业和社会都会给大学生提供很多的实习机会。在美国的1600万本科生中，有78%的学生参与暑期实习与打工。澳大利亚的劳工部规定，大学入学标准为功课成绩加上社会实习成绩，在外打工也计入社会实习分数。
大学生就业问题是全社会的问题。我们可以考虑学习其他国家好的经验，政府出台一些鼓励政策，促进企业与社会提供大学生寒暑假实习或勤工俭学机会，把这一活动作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一部分。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应该在这方面起带头作用，民营企业应该积极参与。在开展大规模寒暑假实习的初期，可以发动各个学校校友会的作用，动员他们推荐实习岗位。
政府有关部门还可以考虑设立大学生寒暑假实习保险补助机制，减少接收实习单位的顾虑。税务部门可以对企业与实习、勤工俭学有关的支出实行税费优惠。教育部门可以考虑对参加实习的学生给一定的学分。宣传部门定期表彰在这一方面做得好的机构与企业，等等。
非义务教育要加强多元化投入
问：教育优先发展是我国的一项战略决策。现在社会上许多人从教育公益性角度，提出要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等，以体现这一战略决策。那么，如何通过充分发挥公共财政投入的杠杆作用，来实现教育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从而实现教育优先发展？
汤敏：强调教育的公益性是必要的，但是应该区别对待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纯公益性的义务教育应该全部由公共财政买单。最近，我所在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完成了关于如何建立中国新福利体系的研究。我们建议到2020年，国家应该实行农村“学前一年＋九年义务教育＋初中后一年职业培训”，即“1＋9＋1”的农村11年制免费教育模式。这些都属于义务教育范围，需要财政的大量投入。
而对只有部分人能够享受并带来显著私人回报的，如高等教育和以升学为目标的普通高中教育等，有支付能力的个人和家庭应该承担相当部分教育成本，国家主要资助那些有培养前途但没有支付能力的贫困家庭的子女，保障他们不会因付不起学费而丧失教育机会。财政能够给教育提供的蛋糕就那么大，多切给义务教育、农村教育，大学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得到的蛋糕就会小一些。但这两类教育的成本又很高，短缺的资金从哪来？这就需要在非义务教育方面加大多元化办学模式的比重，运用市场机制，筹集教育资金。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高校中的公办高校比例太高。在日本，70%以上的大学生在民办高校上学，韩国也在75%以上。而我国这一比例仅为15%左右。老百姓希望公办的学校能体现公平，收费不能太高。但是，扩招后在校大学生规模急剧增大，政府负担过重，很容易挤压义务教育的开支。如果公办大学的比例小一些，民办高校的比例大一些，就可以更灵活地运用市场机制筹集更多的办学经费。政府省下来的钱，就可以集中用于少数高水平大学和部分薄弱的公立高等学校的建设，并在这些学校中为学习勤奋、有才华的贫困家庭子女提供更多的奖学金。
民办高校收费可适当放开，但应要求其拿出学费的5%为家庭贫困学生提供资助。为了激发民办高校的活力，应进一步扩大其办学自主权，允许这些学校单独或联合自主招生。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原则上不应新建公立高等学校，每年新增的招生指标主要给民办大学。通过增量调节，争取到2020年时，我国有30%－40%的大学生在民办高校上学。
兴办一所全新机制的高水平民办大学
问：刚才你提到了民办高校的问题。从你个人的角度看，民办教育在整个教育格局中如何定位？你对民办高校的发展有什么具体的建议？
汤敏：民办教育不仅仅是对公办教育的拾遗补缺，还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可以举海内外之力在我国建一所全新机制的具有世界水准的、以民间投资为主的大学。
这里所说的全新机制的大学至少包括如下特征：第一，它的管理应该全面与国际接轨，这所大学可在全球范围内聘请第一流的华人和非华人的教学与研究人员，请国际一流的教育家当校长。他们的薪资标准也要达到国际水平。
第二，该大学的建设与营运费用，应主要甚至全部从海内外民间筹集。可以参照国际上民办大学筹资与管理的惯例，对大学的冠名权，对学院、系、所，包括学校各项建筑物的冠名，进行招标。海外华人、华侨历来有关心祖国教育事业的传统，他们从自身的经历中体会到，资助祖国开办世界级的大学，对中华民族的振兴将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向海内外民间筹资也有着现实的可行性。
第三，这所新大学可以是科技、商学院类型的，以工科、理科、经济管理等学科为主。可以先从办研究生院开始，先招研究生，再招本科生。
国家应给予“特校特办”的支持，包括筹款机制、管理机制、土地使用政策以及校办产业等一系列政策。这所全新大学从学校管理、学科设置到融资筹资、激励机制都会起着很好的示范效应。它必将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的进一步改革。
事实证明，只要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并采用新的机制，在较短的时间建立一所世界级的民办大学是可能的。香港科技大学就是一个范例。它从1986年开始筹建，1991年开始招生，并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在学术水平上超过了有90年历史的香港大学和30年历史的香港中文大学。20世纪90年代初，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筹办也有着类似的特点。
建议有关部门组织专家对兴办一所全新的、高水平民办大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专项研究，邀请国际上著名的华人教育家来筹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