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指出，新疆发生的骚乱是由流亡海外的分裂分子的操纵造成的(与去年的西藏骚乱后的反应类似)。否则，鉴于新疆和西藏的快速发展和日渐繁荣，当地维吾尔族和藏族没有正当理由表示不满。贫困率一直在下降，家庭平均收入一直在增加，医疗和教育状况也在稳步改善。
不幸的是，这些说法忽视了中国在西藏和新疆治理的几个独特性，而正是这些特征导致民族歧视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加剧。例如，维族人和藏族人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越来越多的维族人和藏族人正从农村迁移至城镇去找工作，就像中国所有其它地区一样。不过，正是在这些城镇里，他们受到了一些严重的歧视，因为城市的经济活动由汉族人主导。因此，歧视和排斥的现象可能会随着收入的增加和贫困率的下降而增多。
当然，这些考虑适用于中国境内的所有移民员工。那么，为何西藏和新疆这么特殊？它们之所以特殊，是因为近年的发展战略加剧了外来汉族人对当地所有权的占有。迄今为止，维族人和藏族人一直是中国最具特色、汉化程度最低的民族，因此，在一个日益被汉族人主导的经济环境中竞争，维族人和藏族人也最不适应。
在西藏，多数增长来源由自治区外的机构拥有和（或）控制，其形式是中央政府通过当地政府或控制权在自治区以外的企业提供补贴。新疆的地方所有权更多，但这些所有权主要是由汉人的商业网络控制。与西藏不同，新疆的商业网络通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Xinjiang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深入渗透到农村地区。众所周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几乎完全由汉族定居者管理。对这两个地区治理的军事和安全考量，进一步凸显了汉族的优先权和控制权。
这与中国其它多数省份迥然不同，其中包括四川等汉族人占绝大多数的西部省份。在这些省份中，当地政府都在谨慎处理当地经济的控制权问题。
中国在西藏的策略导致了我所称的“回飞式援助”(boomerang aid)。在经历了短暂循环之后，大部分补贴离开了该地区，或者可能甚至都没有进入该地区。这进而加重了效率低下。例如，从2001年开始，发放给西藏的补贴就开始超过其GDP。在其中某些年份里，补贴每增加2元，GDP增长仅不到1元。
在中国，人们普遍地将如此极端的低效率归咎于当地藏族人。然而，藏族人几乎享受不到这些补贴。相反，这种低效率被解释为补贴外流。大量补贴用于购买来自海外或中国其它地区的产品。在西藏花掉的补贴中，多数补贴最终都离开了该地区，或是通过移民员工将薪资汇出，或是通过总部位于西藏以外的企业将利润汇出（又或者，通过政府官员汇出其贪污贿赂）。如此一来，该地区对补贴的依赖程度日益增强，因为经济增长只不过反映出补贴不断增加，而没有反映出当地经济生产率的日渐提高。
在低效率和财富外流这方面，新疆的情况不像西藏那样极端。这是因为，新疆的汉族定居者数量远远多于西藏，新疆的工业基础远比西藏强大。然而，新疆的所有权和富有战略意义的经济活动也正向汉族定居者主导的渠道集中，这点与西藏类似，有一点例外——新疆的这种现象发生在自治区内部，并没有跨省份。
在许多情况下，这种民族排斥都是由那些经济机遇的主要得益者所表现出的明显歧视而引发的。不过，通常而言，民族排斥与主体民族特有的文化、语言和政治偏见相关联,例如，中文熟练程度、汉族工作文化、与政府或汉族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内地商业网络的关系。
这些偏见在技能较低的职业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巨大的教育程度差距使得维族人和西藏人在与移民员工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例如，2005年，西藏45%的常住居民（大部分为藏族）是文盲，只有大约12%的人接受过某种形式的中等教育。维族人的文盲比例要低很多，但维族人在中等教育方面远远落后于汉族人；2000年，中国仅有35%的维族人接受过一定程度的中等教育，而汉族人为53%。中等教育尤为重要，因为维族和藏族学生通常在这个水平上，才能开始熟练地用汉语读写。因此，即便处于同等教育水平，与一般汉族移民相比，维族人和藏族人也面临严重的语言劣势。
此外，即便是高中或大学毕业的维族人和藏族人，在技能要求更高的职业中也会面临类似的语言偏见，尤其是在公共部门。显然，近年来的公务人员改革开始重视汉语能力，因为富有竞争性的公务员考试都是以汉语进行。因此，仅仅凭借语言背景，汉族毕业生一般都能轻松战胜维族或藏族毕业生，尽管他们不一定是最适合处理维族或藏族治理工作。不管这些偏袒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它们都导致了事实上的歧视，因为非主体民族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是因为他们的文化和语言特征，而非他们的资质。
这些改革导致公务人员的民族构成发生了急剧变动。例如，截至2001年，西藏大约70%的干部都是藏族人。然而，到2003年，这一比例却突然降到50%以下。这是自1980年以来，西藏干部队伍中的藏族比例首次降到如此低的水平。2003年以后，中国政府就停止发布这一就业数据的详尽统计分析，但非官方分析认为，这一趋势在西藏和新疆都有所加剧。
这些现象很重要，因为它们暗示必须严肃解决当前政策的两个关键问题，以减轻经济中的严重两极分化和社会不稳定。一方面，维族和藏族当地的城市就业需要得到保护和促进，包括所有职业。另一方面，需要减轻维族和藏族人面临的语言和文化劣势，但要以不破坏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为前提。
遗憾的是，过去20年的政治趋势却青睐于与之相反的同化政策。换句话说，如果维族人和藏族人变得跟汉族人一样，他们将不会再遭受因不是汉族人而遭受的劣势。不过，这一逻辑受到了误导，这很危险，因为历史多次证明，同化不会消除歧视，只不过是改变了它的形式。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坚持中国主权的背景下，让新疆和西藏重新建立真正的民族自治，其根本动机应是找到新的方法，解决维族人和藏族人在本地发展中遭到快速边缘化的问题。
最终，人们会发现，西藏和新疆最近紧张局势的起因和解决方法都来源于中国内部政治力量的角力，而非海外。如果汉人民族主义者不去根据这些原则作认真的民族反思，那么，富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可能会弱化（而非强化）中华民族。
作者任教于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莫大学社会研究所(I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