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自安
经济学发展至今已然经历了200多年的历史，尽管是个年轻的学科，但其在今日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已经证明了这一理论体系本身的巨大魅力和社会功能。尽管经济学目前享有诸如“显学”和“社会科学的皇冠”等荣誉，但我总觉的经济学仍然像是一个“贫血的太阳”。
谓之太阳，是寓现代社会以及现代人对经济学抱有的巨大厚望和期待；谓之贫血，则寓经济学本身的实际作用和人们期望之间的差距。
当然，作为一个从事经济学研究和工作的研究者，我对这一门学问抱有极大的信心和信任。我本人也丝毫不否认经济学自诞生以来为人类社会发展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以及在未来人类发展中将会起到的巨大作用，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我本人才在经历了文学和法学两个学科之后，最终跨入了这一学科的殿堂。
关于经济学科的地位和作用，在经济思想史的文献中有过过多的论述。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肯定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作用和意义。但同样也有人至今对经济学是否是一门科学存有争论。了解经济思想史的人都清楚，在边际革命前后经济学的巨大差别。马歇尔等人对古典经济学带有原创性的形式化处理，使经济学在形式上更符合逻辑也更加接近自然科学。但这一形式化的过程，是以通过严格的假设使理论脱离现实作为代价而实现其科学化的。尽管在新古典之后，人们对经济学的发展在边际分析的基础上做出了巨大的创新，许多经济学家致力于让经济学的理论回归现实，但距离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统一的目标仍然相去甚远。
经济学自诞生之处，就以其强国富民的宗旨和这一理论本身的巨大魅力吸引了广泛的关注。但纵观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不难发现：诞生于17世纪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经济学与同时期的启蒙运动密切相关，而且经济学的诞生恰恰是启蒙思想在经济领域的反映。反观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人们也时常猜测经济学的起源与伦理学和道德哲学的密切联系。同样，纵观经济学发展经历的200多年的历史，在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的分歧之间也根本不存在独立与同时期社会思潮的独立运动。我个人觉的这也是为什么尽管今天，经济学已经具有了相比于其他社会科学而言更加逻辑化的体系和框架，但仍然存在对这一学科科学性存有争议的原因。尽管，凯恩斯曾指出“政客大抵都是某位经济学家的思想的奴隶，因此，治国、平天下之类的小事就让政客去干吧，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安心的当好奴隶主……”，但现在看来，似乎并不是这么回事。如果真如凯恩斯所言，那么一个国家采取何种社会制度大抵都是经济学家思想在政治领域的实现，而不是什么思想家和政治家启蒙的结果了。但我们在现实中感知的事实并非如此。
需要申明的一点是，我在这里不想探讨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谁更重要，我希望探讨的是经济学和作为意识形态的“主义”之间的关系。尽管，这一问题比前一问题容易招惹更大的麻烦。
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和崛起都与特定的社会思潮相关联，甚至更直接的表现为某种思潮的社会运动的结果。而这种社会思潮本身总是以一定的“主义”形态出现或存在。为了更清晰的进入本文讨论的主题，我们不打算谈论资本主义前的社会形态和其对应的“主义”（尽管对此前经济史进行考察的理论意义丝毫不亚于对现代社会考察的意义），我们重点要讨论的是进入资本主义之后，尤其是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产生的“社会主义思潮”以及两大思潮对抗下，经济学的独立性及其发展问题。
经济学在诞生之初，如我在前文中指出的那样，是启蒙思想在经济领域的反映，它在当时代表了上升的新阶级和新兴生产关系（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利益需求，但由于资本主义上升初期并没有迅速形成独立的无产阶级，因此在当时，经济学中的“主义”意识是隐性的。社会主义思想诞生后，尤其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代表的科学共产主义以及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思潮的对立推上了历史舞台。需要指出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在最初就宣称了其经济学的“主义”特征。正如经典作家明确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三大支柱共同构筑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厦。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中，经济学的“主义”意识则是显性的。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经济学发展，在两种“主义”相互对立的政治、阶级和历史背景下，被贴上了不同的“主义”的标签。经济学和“主义”也从此被广泛的认为是一个“联体”。
马克思的一个创举就在于，他不仅通过历史分析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解释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以及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而且他通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将“阶级性”贯彻到了社会科学的每一个角落，也包括经济学。
当全球范围内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人们为这一理论的巨大动员力而震撼不已，也为其理论体系的严密性而叹服，更为其鼓动的巨大社会力量而震惊。社会主义国家在落后国家的建立让资本主义的拥护者胆战心惊，一方面，他们希望通过各种手段颠覆这一初生但却无比强悍的敌人，因为他们以埋葬资本主义为己任；另一方面，他们开始通过各种途径解决资本主义发展内部的矛盾，其中不乏针对马克思理论指责所进行的各种救治措施。这一点任何人都无法否认。
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巩固，以及资本主义内部的改革，世界范围内两种制度的竞赛从最初的理论争论，演变成了现实的你死我活的竞争。对历史知识稍感兴趣的人，今天都可以从诸多资料中了解当初的情形。
伴随两种制度竞争和两级争霸的，是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所展现的不同历史画面：（1）社会主义从理论上得理想、自由的王国向实现的专制、贫困、甚至奴役的跌落；（2）资本主义从“人间地狱”向“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的转变。
在这两个相伴的过程中，我们不大容易区分经济学和“主义”各自的功能。现实表现出的，似乎是相应的经济学和相应的“主义”内部的自我强化机制。
后社会主义国家转向市场经济的改革，一度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失败。甚至有人坦言，社会主义在过去半个世纪造成的恐惧，丝毫不亚于前半个世纪中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留下的阴影。
但不管制度崇拜者对此抱有庆幸还是幸灾乐祸，任何人对社会主义在过去50多年实践中的失败都不应当抱有轻松的态度。
两大阵营独立的结束，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市场化改革的启动，将世界各国的注意力从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以及制度竞争转移到了经济发展上来，人们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热情致力于经济的发展。
比较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前后的历史情形，不难发现：改革之前，两种制度的竞争——“主义之争”被放在了首位，而同期的经济发展则屈从于这一目标；改革之后，两种制度的竞争——“主义之争”退居次席，经济发展的目标上升到首位。而经济学在世界范围内的繁荣和发展则和这一历史的发展进程相对应。冷战阶段的经济学同样以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对立为特征，其中，西方经济学致力于描述资本主义制度的完美性和永恒性，同时批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不可行；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在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同时，试图论证社会主义计划的完备性和可行性。改革后的经济学，则出现了两种脉络的经济学相互融合的倾向，彼此在更大层面上承认对方理论的合理性部分，并互相加以借鉴。
但改革后的现状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学和“主义”之间“联体”的问题。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改革基本上沿着两个思路进行：（1）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转向资本主义制度以建立市场经济；（2）继承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仰，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建立市场经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属于前一类型，而中国和越南的改革属于后一类型。
从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变化过程看，资本主义国家从人间地狱向“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的转变过程是一个明显的帕累托改进过程；而社会主义国家从建立到改革的过程则存在明显的非效率、甚至恶化的特征。社会主义改革既是历史必然也是不得已的选择。社会主义的改革一个重要的改革内容就是经济学与主义的矛盾。放弃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所进行的市场化改革也无非是放弃了一种主义的矛盾，而选择了另外一种主义的矛盾，尽管在他们看来，后者的矛盾或许更小一些。
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市场化改革国家的显著特征是：制度信仰的继承性（主义的继承性）。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继承作为经济转轨的背景，使的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过程显的十分特殊。尽管目前两种主义的争论和竞争已经不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和关系生死存亡的首要问题，但要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建立市场经济仍然是个艰难的尝试。这个过程必然的表现为经济学对“传统社会主义”理念的不断突破。
两种社会主义转型的巨大反差，使的现代经济学对中国的转轨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兴趣，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一实践可能孕育这经济学的一场伟大变革。
尽管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的长足增长和发展，被经济学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但仍然没有一种理论解释取的广泛共识，也没有一种理论能对这一改革的未来做出科学的预测。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解释包括：（1）渐进式改革；（2）增量改革；（3）双轨制改革；（4）比较优势战略；（5）资源配置方式转变；（6）所有制和产权改革；（7）以地方政府为代表的中间扩散型改革；（8）集权到分权等。尽管各种解释都侧重不同的侧面，但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各种经济理论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信仰的基础上做出的。由于中国改革本身是在体制内进行的，这些理论探索无疑都符合实践本身。但必须承认的是，我国改革面临的重大困难和改革瓶颈，同样也来自制度信仰本身对目前经济学的约束。
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学理论脱胎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支柱，但这一逻辑体系主要是服务于构筑计划经济体制的，而且该体系在传统上是反市场、反资本和反私有制的，要从这个理论体系中创新出指导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学理论，自然需要指导改革的经济学和“传统社会主义”之间发生一些断裂，而由于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几个世纪的契合，自然又需要这一理论嫁接一些“资本主义”的思想；同时，作为指导体制内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学理论，这一理论又注定要和服务于传统社会主义目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存在一种继承关系。显然，要明确地分清楚指导我国市场化改革的经济理论具体对应何种“主义”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其困难在于：（1）按照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出发来看，我国改革时期的经济学必然对应社会主义，但问题是如果对应的是“传统的社会主义”，那么这一经济学注定无法指导市场化改革的实践，但能有效结合市场经济的“新社会主义观”需要在未来发展中逐步形成；（2）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内在逻辑是计划经济体制，根本上是“反市场”的，而指导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学理论则必须是“亲市场”的，作为社会主义指导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地位保持不动摇的一个前提，就是要在新的形势下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3）第三个困难在于，指导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学理论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尽管目前看来两种制度的对立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但是二者之间存在本质性差别仍然被认为是必要的。指导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学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借鉴资本主义的理念和思想是个需要通过进一步探索才能把握的问题。
除了以上系统性的描述外，这些困难还具体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必然的就是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和按劳分配吗？（2）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必然的就是私有制和按要素分配吗？（3）如何理解市场经济体制与私有制经济的高效运作问题？又如何认识市场化改革以来公有制经济的普遍亏损问题？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能有效结合吗？（4）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资本”？剥削的逻辑合理吗？（5）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职能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职能？差别何在？（6）社会主义一党执政的政治条件，是否可以实现市场经济要求的三权分立和宪政改革？
我国改革26年来，取的伟大成就是世界瞩目，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这一体制内的市场化改革所面临的困难也是十分突出的。目前我国经济学发展的现状并不十分理想，正如我在文章开头指出的一样，经济学在中国是个“贫血的太阳”。人们对经济学寄予了太高的期望，但理论的发展却总是在实践之后亦步亦趋的做着各种解释和追认，并没有实质的起到指导改革的作用。相反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市场与计划的关系则是政治家邓小平提出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昭示了，在我国，“如果政治上不解禁，经济学的发展空间总是有限”的这一事实。当然，需要客观承认的一个事实是，小平同志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及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还包括关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的论述，既有特定的历史背景，也离不开广大经济学工作者的呼吁和努力，但政治约束仍然是个显著的特征。
小平同志提出：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靠发展。这是总结社会主义经验和教训的高瞻远瞩的真知灼见，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上走了不少弯路，经历了不少曲折，付出惨重代价换来的深刻教训。小平同志提出衡量一切工作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其中“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核心标准。他的著名的“猫论”尽管也曾受到各种指责和置疑，但这种务实求真的精神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最终赢得了说服力。小平同志在改革初提出的“不争论，做着看”，是一种大胆实践，勇于探索的改革精神，而正是这种精神才是当初中国的改革的以深化和推进。试想，如果当初，不避开围绕意识形态问题的无休止争论，我们必然错失改革的大好时机。
改革的年代，本身就是一个思想和观念发生巨大转变的年代。各种新事物的不断涌现和大量出现，使人们应接不暇；许多旧事物被淘汰出历史舞台，但观念和思想的转变并没有物质变化那么快，新旧观念的并存和冲突，使的人们在面对改革时，总是在保守和改革上摇摆，这一点即使是在面临不得不改革的时刻，也存在渐进改革和激进改革的分歧（前苏联以及东欧国家的选择和中国的选择差别就是一个证明）。在认识不清方向和未找到明确的过渡道路前，任何的保守和冒进都是危险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试图通过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迅速实现市场化改革，但却使经济陷入了休眠这样一种意外的境地。这也说明，对于传统社会主义改革而言，也并非放弃就是明智的选择，更不是“一私就灵”。恰恰相反，中国选择的渐进式改革，通过将主义之争后置，而将经济发展的目标前置的方式，以体制内增量改革和明显的“试错”方法取的了显著效果。而前苏联和东欧则是过于急躁的试图一劳永逸的解决“主义”和“经济发展”的问题，其结果并不理想。
笔者以为，对于我国市场化改革的特定阶段而言，经济学和主义需要适当分离。一种过于严格的逻辑要求，只能窒息经济学的发展，压制经济学发展的空间，而延续理论滞后于实践的现状。新近出版（2004年10月，上海远东出版社）的《中国改革的理论思考》一书（由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联合专家组撰写）在扉页的作者题记中指出：“中国25年来的改革开放，蕴涵着极其丰富的历史经验和理论内涵。历史已经证明，轻率地声称或宣布某种判断的‘唯一’正确是危险的，无限丰富的实践发展才是理论的最终裁判者。”这是众多经济学家从事中国改革研究的真实体会和由衷的感慨。以往将“主义”作为一种信仰，而置于学科发展的指导地位，其结果是使得经济学的发展匍匐在政治信仰的裙带之下，失去了科学发展的独立性。
任何一种主义，如论理论描述上多么完美，都需要实践的发展来检验，这是社会主义建设最宝贵的一条经验。经济学独立发展的特殊性在于他直接服务于生产力的发展和解放。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原理的论述明确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必须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超前和滞后都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一原理的一个隐含定理就是：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是一种自我调整的机制，而非人为可以改变的。从我国目前的根本任务来看，经济学的根本任务也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上层建筑的“主义”，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从根本上讲，“主义”作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学的约束，实质上将会是对发展和解放生产力的约束，这是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必须警惕的一个深刻教训。
脱离“主义”的经济学是否就是危险的呢？我并不这么认为。如果我们承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或者要成为一门科学，那么在经济学前加上任何“主义”做定语都是不符合科学内涵的。例如目前的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管理学，教育学等社会科学，尽管在理论框架的逻辑性和分析工具的科学性方面落后于经济学，但却并未如此明显的陷入学科发展与“主义”问题的矛盾中，唯独经济学享此殊遇。其特殊性也在于经济学本身是以经济基础为研究对象的，而经济基础又决定上层建筑，因此经济学的独立似乎直接关系“主义”的存亡。
需要澄清的一点是：任何一种主义总是需要一种特定的经济理论作为支撑，这有助于我们理解经济学的发展难以独立于“主义”这一现实。但这在本质上是一种“主义”存在的需要，或者说是一种政治需要，而不是经济发展的需要。经济发展对经济学的需要，只是要求经济学通过对经济规律和经济运行内在机制的描述来指导人们的经济行为，以降低交易费用和社会成本，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社会福利增加。
因此，一个可信的结论是：有利于发展的经济学就是我们需要的经济学，如果一个利于“主义”，而不利于发展的经济学，必然不是我们需要的经济学。
顾自安于厦门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