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咨询公司在其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把握全球优势》中明确提出，中国等低成本国家的成本优势将继续保持，甚至扩展。而这之中最主要的优势来自于人力成本的差距。一个美国或欧洲工厂的工人每小时的成本在15至30美元之间或更多，而一个中国工厂的工人每小时的工资低于1美元—成本的差距有几十倍。经济学家杂志在刊登的《中国和世界经济：从圆领汗衫到公债》一文中认为，中国经济对全球的重大影响至少会持续几十年。中国农村仍有近2亿没有稳定工作的劳动力人口，在社会吸收这些劳动力的过程中，中国会继续降低全球工资的增长速度和通货膨胀率。这条东方巨龙的每一个经济政策变动将震动整个世界。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国际主流媒体几乎都曾在显要位置刊登关于中国工人的低工资将极大的降低世界整体工资水平的文章。于是，发达国家开始恐慌，低工资成为他们通过贸易壁垒保护本国生产者的口实。
经验事实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上世纪80-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对低技能工人的需求下降了。在美国表现为低教育程度工人的真实工资下降，同时工作时间也不断下降。在欧盟表现为低技能工人的失业率提高。与此同时，发达国家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制造品进口量迅猛增加。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下，发达国家低技能工人的工资和就业状况是否由全球低技能工人的供给决定？换句话说，美国、法国、德国的低技能工人工资在多大程度上由北京、新德里而非纽约、巴黎、法兰克福决定？
国际贸易理论中的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 theory)认为，国际自由贸易不仅使两国的商品价格相等，而且使两国生产要素的价格相等，以致两国同技能工人能获得相同的工资率，而不管两国生产要素的供给与需求模式如何。是的，根据这一理论，难以想象发达国家工人工资持续的高于发展中国家。考虑一个生产者拥有相同技术的世界，贸易流向完全由要素禀赋决定。发达国家拥有相对而言更多的技术工人，进口低技术产品。发展中国家正相反，拥有相对而言更多的低技术工人，进口相对高技术产品。国际贸易使发达国家的低技能工人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工人不再那么稀缺，同时降低了他们各自的工资。相反的，国际贸易将增加发达国家技术工人所从事的产品生产，并增加发展中国家低技术工人所从事的产品生产，增加低技能工人的工资，长期中导致Stolper-Samuelson定理成立：出口产品生产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本国的充裕要素）的报酬提高，进口产品生产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本国的稀缺要素）的报酬降低，而无论这些要素在哪个行业里使用。最终，发达国家的低技术工人和他们在发展中国家的竞争者获得同样的工资。
显然，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处在争论的中心。但它本身能够反映真实的世界贸易格局吗？长期以来，众多的国际贸易专家反对用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描述世界贸易。因为一边是完美的理论，另一边却是长期以来广阔的、甚至在一些领域扩大的国家间的工资差距。经济学家巴格瓦蒂把这归因于不现实的模型假设条件所致，其中包括相同的技术和消费者偏好、无规模效应、完全自由的国际贸易、自由流动的生产要素、固定不变的各国生产技术等。在赫克希尔-俄林模型（Hecksher-Ohlin model）中,如果贸易成本不能忽略，单独的产品贸易也不能使要素价格均等。直觉中容易想到的调整考虑至少有三。
首先，国际贸易并没有使低技能产业产生强烈的节约劳动型技术变迁。英国经济学家Wood提出，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使可贸易产品行业发生了节约劳动型技术变迁，从而进一步减少了发达国家的低技能劳动力需求。这在现实中确实存在，但Wood显然夸大了节约劳动型技术变迁的效应。Sachs和Shatz随后发现，一定技能下的工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几乎没有发生改变。
其次，消费者的偏好也会随可贸易品价格变化而改变。例如，众多研究假设发展中国家停止生产低技术密集度的玩具，发达国家消费者仍然会购买同等数量但价格更高的低技术密集度的玩具。这个假设是站不住脚的。更符合逻辑的是，发展中国家可能由于工业化进程开始减少生产低技术玩具，而发达国家消费者转向购买本国生产的高价格、高技术玩具，购买相对较少的本国生产的高价格、低技术玩具。从而，结果倾向于高估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低技能工人就业机会的抢占，却隐藏了消费者的偏好变化本身对低技能工人需求减少的影响。
此外，由于非贸易部门的存在，国际贸易无法将低技术工人全都驱逐出就业市场，同时也并不能决定整个经济中低技术工人的整体收入水平。在今天的西方世界，大量的低技能劳动力在零售贸易和服务业等非贸易部门工作，因为非贸易的特性，这一市场的均衡工资是由国内决定的，屏蔽于世界低技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之外。比较以下两种情况：一国50%的低技能工人在进口竞争部门工作，增加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使他们中的10%失业；一国仅有1%的低技能工人在进口竞争部门工作，增加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同样使他们中的10%失业。对于以上两种情形，贸易带来的效应千差万别。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对低技能工人的工资决定权差别明显，不能一概认为他们对不同产业结构的发达国家都存在显著影响。
如上，我们考虑了节约劳动型技术变迁、消费者偏好改变和非贸易部门的存在对低技能工人的负面影响，这些因素要么不显著，要么并非由贸易直接引致，或者因国家而异。同时，大多数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经过类似以上调整后的低技能劳动需求减少数也只占实际减少数的一半。剩下的一半如何解释呢？更重要的是，剩下的一半中贸易直接决定的份额又占多少呢？
前人的分析多数存在一个大的问题：只看到发达国家密集使用低技能劳动力的产品价格下降，同时看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低技能密集度产品的贸易迅速增长，就将两者的相关性上升为尚且潜在的逻辑因果关系，得出发展中国家的低技能劳动力将决定世界工资的结论，犯了在此之后，因此之故的逻辑错误，除了背后正确的政治意图外，这是错误的论断。其实，贸易以外的其他因素可能起作用。例如，一国人均GDP的增长会影响居民的需求结构，进而对不同产品的价格及其密集使用的要素价格产生幅度各异的改变。再如最低真实工资。假定一个没有对外贸易的经济体，该经济的最低工资能影响其低技能工人的工资。降低最低工资标准导致雇佣众多低技能劳动力的产品价格降低，从而，在没有贸易影响的情况下产生劳动力技能密度和产品相对价格之间的相关关系。因此，密集使用低技能劳动力的产品相对价格下降只是研究当今贸易的产品价格传导效应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因为其中夹杂着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
额外的证据也表明，贸易和工资并不是整条因果链上的全部。Berman,Bound和Griliches指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低技能劳动力的比例在所有部门无一例外的下降。我们知道，如果国际贸易使可贸易部门低技能工人的工资下降，那么其中一些工人应当进入非贸易部门，正常的情况下非贸易部门中总该有个别部门的低技能劳动力比例增加或不变，但事实不是这样。无可否认，贸易对全球工资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既没有完全按人们想象的那样，也不是我们所观察到的改变的根本原因。发展中国家参与发达国家的竞争直接决定全球的低技能工人工资的一天还没来到。
其实，即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对低技能工人造成负面影响，也仍然可以在发达国家内部通过重新分配贸易收益的社会政策抵消。其一，应该看到这种影响相对于发达国家整体经济规模而言仍是微不足道的，即以美国为例，目前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制成品出口仅占美国GDP的1%，远不足以威胁到美国的生活水平。其二，国际贸易是相互的。若根据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和劳动力价格高的发达国家进行贸易，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后者的劳动力价格的提高，但发达国家其他生产要素的报酬却可因贸易而上升。即以资本而论，由于发展中国家资金相对缺乏，故投资回报率往往较高，发达国家企业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往往能获得较其国内投资多出数倍的利润。其三，考虑到劳动力结构因素，即使在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方面发达国家也并不是完全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在技术含量高、质量好的产品方面发达国家是具有优势的，对发展中国家有大量的净出口，这无疑会提高发达国家的高技术劳动收入水平。最后，我们还应该看到，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使发达国家的许多基本生活品，如服装、鞋类等保持了较低的价格水平，这无形中也会提高发达国家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以上所有这些潜在收益都为社会再分配政策的执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社会再分配政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南北双方贸易中利益不集中、不直接，代价却立竿见影并集中于某些具体部门的不对称现状。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制成品占OECD制成品总额的比重在过去的30年里不断增加。同一时期，发达国家制造业在GDP中占的比重和提供的就业机会下降。但以往实证分析认为，虽然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肯定会对发达国家制造业结构产生影响（某些生产活动的收缩和另一些活动的扩展是来自贸易的收益得以实现的手段），但这不是导致发达国家制造业下降的主要原因。同正在发展的服务业相比，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有助于较高的生产率增长。与发展中国家贸易的扩大也和熟练工人与低技能工人工资差距拉大（特别是在英国和美国），以及和欧洲工人，尤其是低技能工人失业日益增加的现象相符。但是，美国的情况表明，贸易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并不重要。劳动力节约型技术变化的影响将变得更为重要。欧洲较高的失业率主要是由于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的僵化，也不是贸易所致。
将来随着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继续增加，一些产业将衰落，另一些要拓展，世界经济结构将会发生变化。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技术产业必将受到影响。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保有比较优势的那些产业和服务业将得到拓展。同样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南北贸易和金融一体化而带来的收益，将增加对发达国家具有高收入弹性的服务业的需求。其中一部分是对低技能密集型服务业需求的增加。对发达国家来说，面临的挑战是使调整的社会代价减到最小，同时把资源重新分配到能从一体化中得益的产业中去。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是极为重要的。为降低失业，这些市场的运作应该平稳进行。
据近期的《金融时报》报道，一项针对中印两国600多家企业的研究显示，正在亚洲开办低成本业务的跨国企业面临这样一个局面：中国的工资成本高于印度。会不会有“全球工资由印度决定”的论断再次见诸报端呢？
作者简介：陈希，男，江苏南京人，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业经济系。ecocxi@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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