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格拉斯·诺斯教授近期在CCER发表了《理解人类历史的政治经济学框架》的演讲，其中以重要篇幅提到人类社会演进的三个阶段，原始社会秩序(Primitive social order)，限制进入社会的秩序（Limited access social order），开放进入的社会秩序（Open access social order）。
他所提出的原始社会秩序(Primitive social order)的主要特征是劳动专业化分工程度低，对稀缺资源的竞争准则以暴力为主。迫于生存竞争的压力，处于PSO中的个体有动机创造更大规模的社会合作组织以促进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从而可以获得更多资源以维持种族生存。但这同时也带来了两个问题：暴力组织专业化和社会合作组织内部及各组织之间协调很困难。限制进入社会的秩序（Limited access social order）利用政治系统的力量限制其他社会成员进入经济系统中某些高利润行业并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租金，这些租金用来维持政治系统的平稳运行和限制其它专业化暴力组织的竞争。第三阶段，即开放进入的社会秩序（Open access social order）的主要特征为：允许各种资源在政治及经济系统里竞争；允许社会中的个人参与或组建多样化的组织，这些组织形成后可以向其成员提供公共物品；国家拥有合法暴力的垄断使用权，但法律系统对国家的这种使用权有清楚明确的限定。应当说，现今人类社会的发展也表现为“三级论”。
按照诺斯教授的逻辑，我的猜测是非洲的一些国家仍然处于第一级，标志是他们的暴力组织相对于其经济的发展阶段而言过渡的专业化，限制了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社会各组织之间的协调。更多的国家可能处于第二级，与处于第一级的国家最大的不同可能是他们掌握了平衡政治系统的杠杆。最后，处在第三阶段的国家应当为数甚少。
此后，诺斯教授提到了从限制进入社会的秩序（LASO）过渡到开放进入的社会秩序（OASO）的三个条件。我赞同他的前两个，即形成限制精英特权的法律以及建立一个适合精英活动的永久性（超过任何个体生命周期的）组织架构。我甚至认为，这是中国经济改革中的终极良方。回顾我们三十年的改革，其间产生了现在看来愈演愈烈的扭曲，然而这个错不在经济改革本身，而在于与经济改革一同进行的配套改革是否完备与彻底。显然，诺斯教授的这两点是我们无法回避的。
我的不同意见来自诺斯教授提出的第三点过渡条件，即政治上的统治者必须控制军事力量。诺斯教授认为，如果不同的组织可以任意掌握军事力量，则政治系统是不稳定的，由此而产生的经济系统也将不稳定。的确，我们看到了一些这样的国家案例，但是我们的这一观察可能只是来自一个短暂的时间点（time slot）。当我们关注整个动态发展的时候，也许这些波动却是向长期稳定均衡的动态收敛，我们以盲人摸象的方式错过了那个确实存在的稳定均衡。谁知道呢？某一个时间点上的稳定就一定更好吗？
或许翻开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次土地革命史答案就揭晓了，因为我们喂饱了越来越多的人口。此外，当发展经济学家们研究贫困陷阱的时候，应当具备类似的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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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Chen,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Applied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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