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足球的成功部分归因于球员市场的开放。但其未来将会怎样呢？
巴西足球世界杯将成为2014 年最为盛大的体育赛事，有可能在未来的几个月里成为头条新闻，并主宰很多球迷的生活。对于部分球员来说，这也将成为他们职业生涯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刻。届时，球迷们关注的焦点将是众多国际著名球星，如阿根廷的里奥内尔• 梅西和葡萄牙的C 罗等，关注他们能否如同在其所效力的俱乐部（两人分别效力于巴塞罗那和皇家马德里）一样，在国家队中同样表现出色。
此外，世界杯还将造就多位身价百万的新球员——这些球员目前效力于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希腊或日本等国的小型足球俱乐部，如果他们在巴西世界杯上表现出色，将有望与拜仁慕尼黑、曼联等大牌俱乐部签署收入不菲的转会合同。几乎所有足球球员的梦想都是到欧洲最高水平的俱乐部踢球。过去20 年间，由于足球市场的监管制度和其他因素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欧洲足球劳动力市场的国际流动性显著增大。如今，欧洲足球市场外籍球员的比重（超过总数的1/3）远远超过了整个欧洲劳动力市场外籍劳务人员的比重（仅为7%）（Besson、Poli 和 Ravenel，2008 年；欧洲委员会，2012 年）。因此，球员的国际化是欧洲足球市场取得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
初期演变
1863 年，足球运动率先在在英国组织成立，随后迅速传播至欧洲其他地方。而1930 年第一届“世界杯”的举办则是足球走向国际化的标志之一。现在，足球界的国际管理机构——国际足联所拥有的成员国数量甚至超过了联合国。然而，如果说足球是一项世界性的体育运动，那么欧洲拥有最大的球队和天才球员市场也是事实。根据国际足联2006 年公布的“大计数”（Big Count）调查结果显示，世界各地的职业球员数量共约113000 名，其中有60000 名职业球员效力于欧足联这一欧洲管理机构（Kunz，2007 年）。根据欧足联的计算，2011 年欧洲足球的总收入达到160 亿欧元，其中69 亿欧元作为工资支付给了球员。欧洲足球的成功在于，它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俱乐部、最优秀的国家队（世界上仅有巴西和阿根廷的国家队可与德国、意大利、荷兰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队相提并论），规模最大的足球全国联赛和比赛。在维持欧洲足球的主导地位面，球员的流动性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早期时候，那些因为高薪而转会的球员经常在同一个赛季频繁易主。此后，所有俱乐部联合起来，共同制定了一项球员转会制度，要求每个职业球员必须首先在某个俱乐部注册。注册后，球员即是该俱乐部所属的资产，只有当该注册权转让后，球员才能效力于另一家俱乐部。最初，除非俱乐部选择出售该注册权，否则可永久性地持有该注册权，从而将球员牢牢地控制住。这种制度主要是为了确保球员的薪水始终保持较低水平。20 世纪60 年代，球员开始寻求更多的权利，如合同到期时可以自由转会等。20 世纪50 年代开始，球员的国际流动成为足球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时，阿根廷的阿尔弗多• 迪• 斯蒂法诺（Alfredo Di Stefano）和葡萄牙的费伦茨• 普斯卡什（Ferenc Puskás ）是伟大的皇家马德里球队的主力队员。60 年代，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球队开始试图吸引来自欧洲和南美地区的优秀球员。不过90年代以前，球员的流动主要是在各国国内进行的。20 世纪80 年代，随着有线电视和卫星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赛事得到转播，大大增加了市场对体育节 目内容的需求，并形成了一个热衷于观看足球联赛的国际观众群体。竞争的加剧也加大了各俱乐部对国际优秀球员的争夺。1992 年，英超联赛中仅有9 名外籍球员，而到2013 年时已多达290 人，占其所有球员数量的2/3。不过，其他欧洲国家联赛的外籍球员的比重相对较小，其中德国约为50%，西班牙约为40%。
博斯曼法案
在推动欧洲足球球员市场的多样化方面，放宽管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由于体育运动机构通常为私人机构，因此其在制定规章制度而不受政府干预方面拥有很大的回旋余地。不过，具有约束性的劳务协议可能违反法律体系的规定，著名的“博斯曼法案”就是其中的一个经典案例。让-马克• 博斯曼（Jean Marc Bosman）是一名比利时球员，当时他与比利时列日足球俱乐部的劳务合同已经到期。法国敦刻尔克俱乐部希望与之签约，而博斯曼也希望转会到该俱乐部。敦刻尔克俱乐部提出为其支付注册转会费。根据当时的规定，博斯曼的注册权仍属于列日俱乐部。不过，列日俱乐部认为转会费开价太低，因此博斯曼未能转会成功。博斯曼愤而起诉，案件交由欧洲法院审理。1995 年，欧洲法院裁定该项转会制度违反了欧盟有关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法律规定，同时限制外籍球员数量的规定也违反了法律规定（欧洲法院，1995 年）。该项判决被普遍视为大大促进了球员的跨境流动。
在与欧洲委员会进行协商后，欧洲球员转会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自此以后，转会费仅适用于其合同尚未到期的球员（年龄在23 岁以下的除外），以补偿俱乐部的培训费用。参加欧足联比赛的每个俱乐部的出场球员必须至少包括8 名本土球员——4 名由本俱乐部培养的球员以及另外4 名来自本国其他俱乐部的球员。当时，很多专家都认为“博斯曼法案”将彻底破坏整个转会市场，小型俱乐部的经济生存能力也将随之遭到破坏。然而，这两个预言都落空了。事实上，此后转会费纪录多次被打破，最近的2013 年英超联赛托特纳姆俱乐部的球员格瑞斯• 贝尔（Gareth Bale）在其劳务合同还有三年才到期时，以1 亿欧元的天价转会到皇家马德里。尽管很多俱乐部深陷财务困境，但足球市场历来如此，并且很少有俱乐部选择退出市场。这些俱乐部的亏损往往由那些所谓的“大款”埋单。这些腰缠万贯、财大气粗的富豪们往往以拥有一支足球球队而 引以为荣。
足球劳动力市场的效率问题
整个欧洲足球市场拥有一个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其成功显而易见，不过要具体评估其经济效率则并不容易。过去20 年间，英超联赛甲乙级球队的工资支出与球队的成功之间总体而言具有很强的相关性（见图）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这种相关性具有因果关系：球员在足球市场广泛公开转让，球员的特点众所周知并且被密切关注，那么表现出色的球员往往会赢得更多的比赛，而赢球的球队将获得更多的收入。从某种意义上讲，足球劳动力市场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不过，这种反向的因果关系似乎并不存在：当球队赢球后，球员可能赢得合同所规定的奖金。但是，一家成功的俱乐部不会因为其有能力就可能向球员支付更高的报酬，这是因为很多俱乐部希望投资未来，并且更愿意将他们认为表现不再出色的球员卖掉。那些旨在进行潜在反馈效应对比研究的更为复杂的模型往往支持这种假设，即球员工资和球队成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Peeters 和Szymanski，即将发表）。此外，上述确定的英式足球所存在的相关性在其他国家的联赛中也存在，如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联赛。维持球迷的热度 经济学家认为，要使联盟保持吸引力，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竞争性平衡”，否则其结果就会没有悬念。在这种情况下，球迷将对整个联盟，甚至对成功的球队失去兴趣（试想，如果你已预料到比赛的结果，再去观看比赛还有什么意义？）。如果成功的球队优势太明显，就会严重打击球迷对比赛的兴趣（Rottenberg，1956 年）。因此，联盟必须重新分配资源，推动竞争性平衡。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看，这意味着相对于联赛和球迷的最大利益来说，过度投资于人才对那些势的大牌俱乐部具有诱惑性，而小型俱乐部在笼络人才方面则倾向于投资不足的状况。因此，球员在自由开放市场进行分配的社会效率低下——大牌俱乐部过于强势，而小型俱乐部过于弱势。这一问题在美国得到了认真的对待，美国一些职业体育联盟已采纳了一系列机制来保持竞争的均衡。
例如，全世界最为赚钱的体育联盟——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NFL）将其40% 的门票收入与参赛球队分享，并将其所有的电视转播和衍生品收入与32 支球队平等分享。联盟为各个球队设置了支付球员薪金的 最高限额和最低限额，同时制定了一项征召制度，授 予联盟中表现最差的球队首先挑选新球员的权利。所有这些规定都旨在保持竞争的均衡性，NFL 声称，“在任何一个星期日，联盟中的任何一支球队都可能获胜。”在这种情况下，球队的工资支出与球队的表现之间几乎不存在相关性，这是因为各个球队的工资支出几乎没有任何差异。鉴于实力高度不均衡的欧洲足球体制继续吸引大量球迷的兴趣， 有利于类似NFL 体制的证据也是出人意料地好坏参半（Borland 和MacDonald， 2003 年）。不过，为了竞争性平衡而强行采取的规定往往会限制工资和劳动力的流动。当加入NFL 的球员签订为期四年的劳务合同后，NFL 的征召体制将赋予某支球队独家劳资谈判权。如果某位球员的实际表现大大超过此前的预计，也只能等到四年合同到期后才有可能获得更好的待遇。NFL 与球员联盟进行过协商，就最低的交换条款和 条件达成了一致。此类约束条件既使NFL 的各个球队获利颇丰，同时也让球员感到有保障。相反，在欧洲，球队绝大部分没有盈利，球员联盟FIFPRO（国际职业球员联盟）声称，对很多球员的工资支付不及时或不足额。本年度，一项称之为“财务公平竞争”（Financial Fair Play）的新财务管理制度将在欧洲正式生效。该制度一方面要求各个俱乐部履行相关合同义务，另一方面也将限制俱乐部对球员的工资支出。这些管理规定如果得到全面执行，将会降低球员的流动性，同时增 强俱乐部的盈利能力。不过，至于它是否预示着欧洲的体育联盟将向更加美式的联盟组织形式发展，我们还将拭目以待。
斯蒂芬·西曼斯基（Stefan Szymanski）是密歇根大学
体育管理史蒂芬· J. 加莱提教授。
参考文献：
Besson, Roger, Raffaele Poli, and Loïc Ravenel, 2008, Demographic
Study of Footballers in Europ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ports Studies
report (Neuchâtel, Switzerland).
Borland, Jeff, and Robert MacDonald, 2003, “Demand for Sport,”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Vol. 19, No. 4, pp. 478–502.European
Commission, Eurostat, 2012, European Union Labour Force
Survey—Annual Results 2012 (Luxembourg).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1995, Case No. C–415/93, Report p. I–04921
(Luxembourg).Kunz,
Matthias, 2007, “265 Million Playing Football,” Big Count Survey,
FIFA Magazine, July.Peeters,
Thomas, and Stefan Szymanski, forthcoming,“Financial Fair Play
in European football,” Economic Policy.Rottenberg,
Simon, 1956, “The Baseball Players’ Labor Marke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64, No. 3, pp. 242–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