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西南财经大学启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于2011年对随机抽取的25个省，80个县，320个社区的8438户家庭进行访问，获得了中国首个有关家庭金融的微观调查数据。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在2011年样本的基础上将样本扩充到全国29个省市，262个县，1048个社区的28228个家庭，完成了老样本的首次追踪与新样本的访问，数据不但具有全国代表性，同时也具有省级代表性。
为促进有关家庭金融的研究者之间深入交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与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于2013年10月25—27日共同举办了“中国家庭金融研究论坛”，会议期间共有来自复旦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全国高等院校的50多位研究者出席论坛。《经济研究》副主编、编辑部主任王诚教授、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教授在开幕式上分别做主旨演讲。王诚教授为论坛做了题为《虚拟经济的价值论基础问题》的演讲，他指出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我们不能过度地发展虚拟经济，经济增长还应以实体经济的成长为核心。随后甘犁教授就2011年与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过程进行了简单回顾，并就样本的代表性、数据的重要性进行了深度分析，指出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收集的28228户微观家庭信息已是全球非官方调查中规模最大的调查项目，而中国抽样调查的项目还偏少。基础数据库的建立对认识中国国情，关键数据的印证以及老百姓的生活都非常重要，希望更多的社会同仁参与其中。根据会议安排，大会分别围绕金融市场与投资者行为、房产与企业、家庭保险保障与家庭收入支出等主题展开。
一、 中国家庭金融研究处于起步阶段
家庭金融是金融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近年来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美国金融学会会长Campbell（2006）就指出，家庭金融正逐渐成为金融学的一个重要领域与研究分支，其研究前景非常广阔。资产定价和公司金融作为金融学的两个传统研究领域，前者研究资本市场上资产价格的决定，后者研究企业怎样运用金融工具增加所有者的利益，而家庭金融将会发展成与资产定价、公司金融同样重要的前沿研究领域。
与资产定价、公司金融的研究相比，家庭金融的研究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证方面都尚未取得一致的结论，它面临建模和度量两个方面的巨大挑战。在建模方面，流动性约束、生命周期、背景风险、借款限制、税收等问题都使得建立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型非常困难。在度量方面，由于家庭倾向于保护其金融隐私，不愿意提供家庭金融方面的数据，同时即使家庭愿意提供数据，但由于家庭金融的复杂性，家庭也很难准确回答细节问题，因此理想的数据很难获得。数据的局限性制约了研究的内容与深度，而研究的缺乏也使大家忽略数据的重要性。对家庭金融领域，正是这种理论与实证的冲突支撑了该领域未来研究的广阔前景。
在中国，有关家庭金融的研究还远未起步，但现实却迫切需要我们认识中国家庭的金融行为规律。例如，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金融市场的规模逐渐扩大，家庭金融交易活动日渐增加，中国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等资产市场的波动反映了家庭的金融行为，但背后的规律需还有待准确认识。同时随着中国家庭收入的增长，家庭对理财的需求逐渐增加，弄清家庭金融行为的特点，比如收入、年龄、民族、教育、风险态度等因素与家庭资产配置之间的关系，对金融机构产品设计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再比如，中国家庭的高储蓄率日益成为世界的焦点，从宏观角度而言，它与贸易顺差、外汇储备、人民币汇率甚至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与此相对应，政府一直在采取刺激国内居民消费需求的措施，但效果并不十分理想。那么，什么因素决定了中国家庭高储蓄率，是社会保障的缺失还是减少财富分配的不均，政府应如何操作才能释放内需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需要我们分析家庭的消费储蓄行为。
二、 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影响因素
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1年的数据，家庭资产仍以房产为主，金融资产尤其是风险金融资产的占比仍然偏低。如何加快金融市场的发展，对学者来讲研究影响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各种因素尤为关键。
吴卫星、沈涛等利用中国家庭金融微观调查数据研究投资期限及投资期限对投资者参与的影响。他们发现无论是年轻的投资者或者年长的投资者都有着较短的投资期限，不同动机的投资者也都同样具有较短的投资期限,中国投资者的短期倾向性较美国消费金融调查数据的统计结果更加严重。由于年龄与投资期限的相关性并不显著，以往通过年龄间接反映投资期限的做法并不合理。该文对居民股票参与和投资期限、总风险资产参与和投资期限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投资期限对居民的风险资产参与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即投资期限越长的投资者其风险资产参与越高。
代川、李颉巍、李黎从不确定性预期的视角下考察家庭资产配置选择。他们利用CHFS数据，建立了以实体性投资、消费性投资、风险资产投资、低风险资产投资和房产投资比例为被解释变量的Tobit实证模型，研究了不确定性预期对家庭资产配置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家庭预期房价上涨会增加房产投资，并且对当期的其他投资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家庭预期未来利率上升，会增加耐用消费品和低风险资产投资比例，同时降低房产投资比例；家庭预期未来物价上涨，将降低其投资性资产，而增加消费性资产；如果家庭对整体经济形势保持乐观，其房产投资倾向越高。
龚强、张一林、林毅夫考察了银行和金融市场在经济不同发展阶段对产业发展发挥的不同作用。他们发现，当产业的技术和产品较为成熟时，风险相对较低，资金回报较稳健，银行是更加有效的融资渠道；而在技术前沿的产业中，创新和研发是企业发展的关键，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都较高，金融市场能够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随着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金融结构也必将随产业结构的变化而变迁。在中国产业由成熟制造业主导的阶段，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许多产业不断接近世界技术前沿，金融市场的重要性将逐步显现。但良好的市场投资环境是金融市场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
郭士祺、梁平汉探讨社会互动、信息渠道与家庭股市参与的关系。使用2011年CHFS数据，作者研究了不同信息渠道对于中国家庭参与股市决策的影响，发现社会互动水平与网络信息化水平通过传递股市信息推动了股市参与，并且两者之间相互替代。相较我国城市地区，这两种信息渠道对股市的促进作用，及其替代效果在我国农村更加明显。社会互动水平对于股市参与的影响还具有社区乘数效应，这也体现了其信息传递的功能，但与替代效应是两个独立发挥作用的渠道。股市信息的传递不仅依赖网络信息的硬渠道，也离不开社会互动的软渠道，这都是健全股市不可或缺的考虑。
三、 金融市场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
金融市场存在一定的风险，对风险的把握不足将影响到实体经济。吴恒煜、胡锡亮、吕江林、聂富强借助沪深300指数，研究了我国行业风险的决定因素及传递机制。作者发现，行业风险有显著的联动性与截面相关性，行业异质性冲击的效应更为显著，不可观测因子的作用不能忽略。制定宏观审慎政策时需考虑行业异质性特征等非宏观金融因素。
尹志超、宋全云、吴雨考察了金融可得性对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文章基于CHFS数据，用家庭所在社区的银行数量作为金融可得性的度量，研究发现金融可得性将推动居民增加消费并改善家庭消费结构。金融可得性通过降低消费对即期收入的敏感性、降低家庭信贷约束、金融市场参与的财富效应等推动家庭消费的增加。该文进而得出金融市场越发达，家庭的消费将显著增加的结论。这为我国扩大内需政策的制定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
马双、董杨考察了信贷约束对家庭创业活力的影响。文章指出，私有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之一，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至关重要。该文运用CHFS数据估计了信贷约束对家庭创业概率的影响。结果显示，信贷约束将显著降低家庭创业概率约22%。在受信贷约束家庭中，户主偏好风险并不能增加创业活力；相反初始财富变得尤为关键，获得拆迁补助的家庭在信贷约束条件下有更大的创业活力，进一步印证了信贷约束是影响创业活力的关键变量。
龚强、张一林考察了企业的风险特性对融资决策的影响。他们基于企业风险的来源，将风险分为可观察的创新风险和不可观察的企业家风险。研究发现，当企业创新风险较低时，选择有抵押的债务融资能够最大化企业价值；而当创新风险较高时，选择股权融资能够最大化企业价值。债务融资有利于克服企业家风险，其效力是基于严格的清算和破产制度。股权融资有利于企业与投资者共同承担创新风险，但融资的有效性更加依赖法律、信用等外部环境。
刘博、曹廷贵以基诺族主要聚居区基诺山基诺族乡的357份入户调查问卷数据为基础，考察了金融认知、族群关系与农村家庭收入的关系。估计结果表明：基诺族家庭的金融认知程度与家庭收入水平显著相关；收入水平较高的家庭通常对外来族群有较高的认同与包容，但收入水平较低家庭并不会因拥有这种认同与包容而对其家庭收入水平有显著的改善；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家庭合理增收需要避免增收模式的趋同化。
康传坤、楚天舒考察了退休年龄、缴费率及金融市场对生育率的影响。在包含内生生育率和内生增长的OLG模型经济中首次考察了推迟退休对生育率的影响。研究表明，推迟退休作为传统孩子养老的一种替代途径降低了父母对孩子物质和精神上的依赖，从而降低了生育率。推迟退休虽能通过增收减支在短期内缓解养老金收支压力，但并非治本之策，因为老龄化背景下生育率的降低进一步恶化了未来养老金收支失衡问题。另外，社会统筹缴费率和金融市场完善性的提高也会降低生育率。
四、 住房资产与家庭行为
房产作为家庭资产构成中最大的一部分，对房产的研究也是论坛的主要议题。张晶、方匡南、陈龙妹利用2006年CGSS数据研究了地产财富、收入差距与城乡家庭消费行为。他们发现，城镇家庭平均基本消费支出远高于农村家庭平均基本消费支出，但城镇家庭的消费不均等现象更严重，不同消费层次收入和地产财富的消费弹性不同，中等消费层次的房地产消费弹性约为016，城乡间的消费差距主要来源于家庭收入及房地产财富的差异。
段忠东、朱孟楠研究了房价波动对家庭消费的非对称影响。他们发现，房价波动不对高收入有房家庭的消费行为产生影响，却通过缓解信用约束促进了受约束有房家庭的消费；房价上涨对租房家庭的消费表现为挤出效应，并且这种抑制作用随购房首付比和住房租售比的提高而加强；房价对总消费的影响在不同的房价增长机制中表现出结构变迁，住房与抵押市场状况导致结构变迁出现异质性。他们运用门限模型对中国大中城市现实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房价和收入的不同增长机制中，房价波动对消费产生微弱的挤出作用，并且房价低增长机制中的挤出效应更为显著；可支配收入是居民消费的决定性影响因素。这也意味着，我国住房市场的高房价、高比例的租房与计划购房家庭、较高的购房首付比等特征可能是导致房价上涨挤出家庭消费的重要原因。
蒲明、代艳花、樊纲治考察了家庭住房投资的动机与保险动机之间的关系。正如企业一样，在不确定性环境下家庭也面临着选择预防性措施来管理和规避家庭风险的问题。他们提出在家庭财产组合中投资住房可能像家庭储蓄一样是当前我国家庭防范风险自我保险的主要方式之一，其作用也类似于购买商业寿险以应对家庭面临的长期风险。通过构建了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期望效用模型来探讨住房投资与商业保险之间的关系，作者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对二者间是否存在替代和补充效应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显示住房尤其是二套房投资与商业保险间的确存在正相关关系，尽管该正向关系仅在东部地区样本中显著，中、西部分样本不显著，上述关系的显著性受家庭对住房收益及价格波动预期所左右。
陈国进、李威、周洁研究了人口结构与房价的关系。基于生命周期理论，作者模拟代表性家庭对房屋资产投资与消费的经济行为建立代际交叠模型，然后使用中国1999—2011年的省际数据分别进行静态面板和动态面板GMM估计。结果表明，少儿抚养比下降是造成我国房价持续上涨的人口结构因素；此外，由于老年人存在“利他动机”，老年抚养比上升也是目前推动房价上涨的动力，但这一动力将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重而减弱并逆转。我国的老龄化趋势使得青年人口减少、老年人口增加，将造成房屋的供需关系发生反转。从人口结构角度看，未来我国房价不再具备快速上涨的基础，将面临持续增强的下行压力。
五、 保险、保障与家庭收入、支出
保险与保障作为家庭的或有资产，对降低家庭未来的不确定性非常重要，从而可以影响家庭当期的各种行为。徐舒、陈询借助家庭成员面临的失业风险，考察了家庭失业风险与储蓄的关系。林晓红、徐振挥、董沛武在恒久收入理论的框架下考察了养老保障对消费行为的影响。模型涉及国家、工作单位及消费者个人三个层面共八个自变量，收集2001—2011年省市层级数据，采用回归方法计算数据，验证恒久收入框架下消费最优化模型。分析表明，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国民生产均值、基本养老保险金、个人工资收入变量对因变量个人消费存在显著影响，并为正效应，相关系数很大。个人储蓄、企业年金也与个人消费存在正相关关系，政府其它支出及老龄人口比重变量对个人消费影响不显著。
徐清华、张广胜利用2005—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通过SYSGMM模型回归，分析了收入风险对家庭消费和储蓄的影响。他们发现：收入风险增加，家庭人均消费也随之增加，家庭人均储蓄随之减少,这时出现了“预防性储蓄”；收入风险没有对家庭个人衣着消费和家庭个人文教娱乐消费产生显著的影响，除此之外其他各项消费都显著地受到收入风险的影响；受收入风险影响的分别是交通通信消费、医疗保健消费和食品消费，受收入风险影响最大的是交通通信消费；政府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会促进居民消费而抑制居民当前储蓄。
杨再贵就新农保为切入点，分析其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通过考虑农民养儿防老的动机和孩子知恩图报的行为，作者用内生增长的交叠世代模型，考察新农保的个人缴费率、集体补助率、地方政府补贴率和基础养老金率对农民劳动收入增长率、人口增长率、消费率、储蓄率、教育费率和赠予率的影响。根据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四个政策变量对六个内生变量的影响及其程度，采取提高基础养老金率、地方政府补贴率和集体补助率而降低个人缴费率的政策措施利大于弊。
贾男、马俊龙利用2011年CHFS数据中的农村家庭微观数据，实证检验非携带式社保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锁定效应的大小。研究结果表明，非携带特征的确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具有显著的锁定效应，参加了新农合的个人向城市转移的概率比不参合人群低747%。锁定效应的大小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增大，对青壮年劳动力锁定效应为476%，而对中老年人锁定效应增大到为11%。
六、 家庭的健康、教育等投资行为考察
家庭教育投资作为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方式，其对家庭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邹薇、郑浩研究了贫穷家庭子女教育问题。文章认为人力资本投资对于改善贫困家庭状况十分重要，但是数据显示，相比于高收入家庭，低收入家庭普遍地无法或者不愿让自己的子女继续接受教育。作者构建了人力资本代际传递的模型，从教育投资的风险和决策的角度解释低收入家户持续性贫困的问题。模型分析表明：家庭贫困带来的风险溢价会成为其投资中的一项额外成本而削弱教育投资的吸引力，教育的机会成本和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也会影响教育投资决策。实证结果显示，在低收入家户中，个体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意愿与其收入水平正相关，这意味着越是贫穷的家户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意愿会越低；对于人力资本投资意愿极强或极弱的个体，收入的变动对他们意愿的改变有很强的影响，而处于中间意愿的个体，人力资本投资的预期收益和机会成本对其意愿的改变影响则更大。
健康人力资本也是家庭非常重要的投资行为之一。安婷从医疗保险的角度研究儿童福利的公平性问题。儿童医疗保险，属于社会保障的范围。目前，国内研究主要集中于医疗保险制度层面，或是基于临床实践的实证，还没有将儿童医疗保险作为反映社会福利公平性问题进行的研究。本文通过分析不同收入家庭儿童医疗保险机会获得的差异，从医疗保险覆盖角度对中国儿童福利公平性进行研究。文章所用数据来自CHNS数据库2000、2004、2006及2009年的调查结果，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绘制儿童医疗保险洛伦兹曲线并计算基尼系数，并对四年的数据进行动态比较。得出结论2000—2009年我国儿童医疗保险覆盖比例逐年提高，且不论是在全社会还是城市和农村各个收入家庭分配的机会也比较公平。
易行健、张凌霜、杨碧云考察了家庭消费性服务的决定问题。作者主要利用2009年中国六个省份与直辖市的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对家庭总服务性消费与各分项服务性消费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与扩展分析，结论表明2009年与2002年家庭总服务性消费支出的收入弹性不存在显著差异，均略小于1；2009年除交通通信类服务消费外，其他七项服务性消费均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但2009年只有饮食类、居住类、文化娱乐类和家政服务类的收入弹性显著高于2002年，其他解释变量对两个年度各分项消费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城市人口规模对家庭总服务性消费支出的影响呈现倒“U”型关系，但是城市人口规模与家庭分项服务性消费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
郭建南、何金财、杜在超、张林从关系的角度分析家庭间收入差距。通过构建一个涵盖多维度的“关系”测度指标，作者不仅描述了“关系”的静态维度，同时也对其动态维度及由家庭权势所决定的“关系”大小给予了反映，进而对“关系”在家庭收入决定及收入差距中所起的作用加以探究。结果表明“关系”同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一样，都是影响家庭收入及其差距的关键因子。
王永钦、苏艺芃对中国家庭决策过程做出了回答。作者通过微观决策模型推导出家庭的收入与消费选择关系的性质，并用CHFS的截面数据进行计量实证分析。他们将结果与来自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数据和实证研究做比较，发现中国的家庭不满足单一家庭假说，内部的消费分歧存在，并且根据消费品种类的不同，这种分歧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而且夫妻的议价能力影响到家庭内部资源的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