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人”的困境与出路
胡惊雷
在《美丽心灵》走红之后，博弈论不仅是显学，而且成为流行语，在学术界，它几乎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入侵”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政治学的“代理”。这一切让人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它有着强大的解释力，却只有脆弱的预测力——因为应用这些模型的前提太多了，而现实有着简化模型中无法精确概括的大量细节和不确定信息。所以好的博弈论著作，应该尽到“解释”的义务，而不是笼罩在神秘符号的面纱之后充作先知——在博弈论的数学证明之前几千年，人类就有了战争、策略、合作、讨价还价、赌博、对弈……
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的新书《博弈与社会》就是一本深入浅出的博弈论著作。宾默尔曾在类似的著作《博弈论与社会契约》中用博弈论模型重构了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哲学，而张维迎则在本书中用博弈论模型重构了众多的社会规范、从而为各种社会现象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内容囊括了商业定价模式、拍卖模式、市场经济制度、宪政民主、婚姻、最低工资、黑社会、威胁与承诺、政治腐败等方方面面。
亚当·斯密的 “理性人”是博弈论中参与人（player）的原型。这一假设之所以经典而耐人寻味，是因为其“中性”。他既未将人假定为利他主义的善类，也未将人假定为杀人越货的恶徒，只是“顺从”了人性普遍的自利倾向，从而使这一概念具有了较大的“弹性”及适用范围。基于它的推论可能出错，但出错的概率却小于另两种假设；基于更复杂人性假设的推论可能更全面，却无法保证简洁与确定性。
理性人的自利倾向会规避明显的风险、追求确定利益的最大化、且假定自己的竞争或合作方也有同样的偏好——这便是囚徒困境的根源。而走出这种困境以实现合作集体利益的优化（帕累托最优或次优）——这也是本书的立意所在——就要求构建重复博弈的平台、社会机制，使得博弈各方能够着眼于长久的累加收益而非一锤子买卖的小便宜。这些平台与社会机制包括各种规范，强制性的如法律，非强制性的如道德、会员身份、荣誉地位、舆论监督等，为促进合作、抑制急功近利提供激励。
除此之外，信息公开也能促进合作、帮助集体中的个人走出囚徒困境。不确定性意味着风险，公开信息会减少风险从而增进对合作方的信任并缩小决策的可选范围，但这并不意味着参与人一定会选择合作，除非合作方作出有担保的承诺（奖励合作行为）或可信的威胁（报复不合作行为）。
无论是促进合作的社会机制还是承诺或威胁的保证物，都属于原博弈格局之外的因素，这种介入的因素可以来自于政府、也可以来自于市场。来自于前者时，它是主动设计的结果，来自于后者时，它是自发演化的结果，两种结果都反映了一个事实：与“理性人”的假设不同，现实中，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成长的，“人的行为是一个学习、模仿、适应的过程”，于是“重复博弈下，合作可以作为均衡结果出现”。而人类史上道德哲学的成就即是确保了重复博弈的常态化、进而带领人类走出困境、达成合作。当然，这些道德哲学又可能制造更高层面上的囚徒困境。比如，儒家哲学在帮助建立社会秩序的同时也造成了君权缺乏制约的现实，这就对制度设计或市场演化提出了要求。
本书尝试将很多道义问题转化为利益问题，奉行类似于苏格拉底的道德观——“无人有意犯错”——犯错不是因为恶意，而是因为无知。作者希望博弈论的训练能够让读者更加聪明、接近于“理性人”，从而能着眼长远，努力与他人合作并促进更广泛的社会合作。
《博弈与社会》，张维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
《中国科学报》 (2013-03-22 第14版 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