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曙光博士《金融伦理学》一书于2011年春节完成，即将付梓，请我作个序。作为一个研究经济学的学者，经济和金融中的伦理问题也一直是我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因此我也乐意藉此机会谈谈我对金融伦理和经济伦理的看法。
2010年6月我到西班牙首府马德里参加第四十六届国际保险学会年会，大会以“金融危机之后果”为主题背景，20多位大会演讲人和400多位参会代表就金融危机根源和全球保险业的未来展望等议题进行了讨论。给我深刻印象的是大会的第一位主题演讲人日本生命保险主席的观点。他谈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所反映出来的金融企业的贪婪、金融机构职业操守的缺失、评级机构不负责任等伦理失范问题对全球金融安全和公民福利带来的巨大损失。在他看来，这些问题的统一“标识”是金融体系内公平、正义、伦理道德和社会责任的丧失。因此，他认为，“通向经济复苏之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让我们的金融企业重建正直的品格和‘中庸’的道德观”。
对此观点，我深有感触。长久以来，经济学与道德伦理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命题。虽有不少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不讲道德”（我的理解是，这里的“不讲道德”是强调经济学的“经济理性人的分析前提”和“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然而，普遍的看法是，经济学和伦理学有着紧密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规范经济学的分析就具有明确的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就必然涉及伦理道德的问题。我体会，伦理即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道德则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群之所以形成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显然与经济社会发展方式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有极其密切的联系。自亚当•斯密之后，人们在讨论经济与伦理话题的时候，最常引用的是斯密分别于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和1759年发表的《道德情操论》。亚当•斯密曾经学习和工作过的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社会科学院副院长Berry教授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时，发表了题为《道德经济？——亚当•斯密的今生和未来》的演讲。Berry教授在澄清对斯密理论的一些误解时特别强调，斯密对商业社会的推崇并不是对自私自利本性的辩护，更不是提倡商业社会的“非道德化”。日本生命保险主席也从凯恩斯将经济学称为“道德科学”的判断中引申出“道德是经济学的必需品”的结论。
在中国经济迅速转型的发展阶段，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伦理道德和人格基础还没有完全建立，企业、个人和政府在经济运行中还存在着各种伦理缺失的情况，这些现象极大地影响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降低了公民的福利水平。大家现在已经意识到了伦理道德在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中的重要性，但是我也不主张将道德伦理问题泛化，或者简单化。经济和金融中的伦理道德也有不同的层次。我认为，在现阶段，应该着重强调的是经济和金融中的一种底线伦理，即职业操守，这是人们在从事任何职业活动中必须遵从的最低道德底线和行业伦理规范，尤其是金融从业人员，更要严格履行自己的职业伦理规范，有很好的职业操守。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各行各业都能确保具备明确的职业操守，所有的专业人士都能确保其专业能力，如果严格的法律制度能够使违背职业操守的人一定会受到严惩，这无疑是比单纯的道德抨击和道德说教更为有力。
经济和金融中的伦理道德涉及不同的主体，从这个角度来说，伦理道德是一个全社会的问题，既有产品生产者和提供者的道德问题，也有产品需求者和消费者的道德问题，同时还有制度制定者和制度执行者的道德问题。实际上，这三者恰恰对应着经济运行中的供方、需方和监管方。比如在保险领域，既有保险公司和从业人员的伦理问题，也有参保人的伦理问题，同时还有保险监管者的伦理问题，不能把道德问题仅仅归因于其中一方。
曙光博士从事金融伦理研究有年，这部厚重的《金融伦理学》书稿，基本建立了一个初步的金融伦理学理论框架，对金融伦理的内涵和核心范畴作了深入的探讨和梳理。同时，这部著作还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中的伦理问题分门别类地加以详细研讨，对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机构、资本市场上市公司、证券公司、评估机构和监管机构的伦理问题都有所涉及，视野很宽，也很有针对性，我相信它对我国金融业界和理论界都会有很好的借鉴价值。
亚当•斯密说：“经济只有在一个道德伦理健全的社会中才能运行良好”，这是一个真理。要让经济在一个道德伦理健全的社会中良好地运行，每个国家都有许多事情要做，而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无疑更为严峻。希望曙光博士的这部著作能够引起学术界和金融界对金融伦理问题更多的讨论，加强对金融伦理的研究与实践，共同构建一个健康、安全、有效率、负责任的金融体系。
孙祁祥
2011年3月2日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