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着高度发达的史学的中国，却并不具备修昔底德的方法”，这是马克斯·韦伯的结论，对向来以史学成就自傲的中国人而言无疑是令人绝望的打击。这相当于说，一个人很勤奋，但是可惜没掌握方法，导致成绩平平。近代中国，估计很难再找到像史学这样的领域更能令国人骄傲的东西了，而商业、军事、科学、政治、文化的全线衰弱更是令我们早已经抬不起头来。早在1937年，钱穆还说，“我民族文化之惟一足以骄傲者，正在其历史”。我不知道钱穆先生如果知道就连这“惟一的骄傲”也受人嘲讽心理会是什么滋味。
尽管韦伯被誉为是“欧洲文明之子”，但他对于中国最多算是“伟大的外行”。黄仁宇嘲笑说，“韦伯的理论有倒果为因的嫌疑”。韦伯不仅否定了现代世界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亲和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道德优越性，这恐怕会让很多研究韦伯的中国学人尴尬。但是抛开这些抽象的理论争论，我相信任何一个保持客观和公正的学人都难以忽视韦伯的社会学分析。其实韦伯在任何一种宗教文化观念的讨论之前，他首先关注的是此一宗教文化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社会学基础”。如果我们执着于把韦伯抽象为几个简单的理论观念，无疑会忽视韦伯精细的经济和社会史分析，其实精细的历史分析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韦伯。
正是因为韦伯精细的历史分析，才让他对古典经济学假设中的资本主义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在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中，贸易随着劳动分工而自然形成，人们通过交换以获得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即所谓互通有无。不过在韦伯看来，这一假设过于抽象，忽视了具体的历史情景，因为“不均等优势并不必然引发贸易，因为贸易只有在拥有健全配套制度的时候才能得以进行”。这里所谓的健全的配套制度就包括，货币、会计、法律和银行等等一系列结算的信用安排和金融体系。实际上，也正是这一点形成了韦伯对于资本主义的基本判断，而这一看起来再简单不过的结论却需要人们重新考虑资本主义走过的历史。
这一判断深刻地影响了科大卫对于中国的看法，他的《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就是一本深受韦伯此一结论影响的书籍。他不仅借鉴了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判断，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韦伯式的细微的历史观察方法。他的论述显得微观而细致，从不局限于类似于“文化决定论”这样抽象的泛泛之论，而主要以企业和个人的贸易行为为研究单位。书中搜集了大量关于旧中国的私人合同、诉讼案例、家族和企业的商业实践等等详细的实证资料。在书中，科大卫想要特别提醒读者注意的也是一个韦伯式的结论，那就是在19世纪中国和西方的那一次“大分流”中，中国金融系统的缺乏和薄弱是关键。
在16世纪到18世纪，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曾经一度为中国带来了一场商业革命，而“随着中国产品的输出，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由此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那个时代普遍流行着一种观念，觉得白银越多越好，所以中国此一时期也是令人称羡的理性社会的典范。但很奇怪的一点是，白银的大量流入却并没有带来一场与西方相似的工业革命。此时的中国不仅没有发明和使用蒸汽机，甚至一直到19世纪都还不曾仿制一台，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并没有展开。
在科大卫看来，对于大规模的工业生产而言，大量的资金只是一个基本的条件，更关键的是需要有一种商业机制能够促使资金顺利集中和流通。这种机制主要体现在以银行、纸币、股票和债券等金融工具组成的现代金融系统中。在16世纪，中国实际上也曾经出现过具有现代特征的信用工具，只是它远未能发展成一个完整的现代金融系统从而为大规模的现代工业生产助力。科大卫借用布罗代尔关于商业分层的说法，认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其实一直存在着所谓的“高层的金融世界”，这种“高层”当然区别于大量低端的贩夫走卒的小本生意。比如，由徽州商人连锁经营的典当行业，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山西商人的票号，以及广州商行的“公行”都属于所谓的“高层金融世界”。另外，中国也大量充斥着皇家或者地方官员放贷收息的情况。尽管中国的金融市场看起来丰富而多元，但在科大卫眼里，其实它们无一不渗透着“庇护的影子”，甚至可以说，“中国之所以与欧洲分野就在于政府对高层金融活动的遏制”。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以食盐贸易著称的徽州商人和他们的金融活动。
明初时期，朝廷为了将粮食运往驻守在北方边关的军队，只好把食盐的生产和运输的垄断权抵押给一部分徽州商人。其操作的方式是这样，想要做食盐生意的商人先把粮食运送到北方驻军处，然后凭借收条在南京换取所谓的“盐引”，然后再凭借此一盐引获得一定量的食盐便能在指定的地点兜售。这一复杂的操作流程随后便迅速地形成了粮商与盐商的分工，期间粮商获得盐引之后需转卖给盐商。这样的一种分工无意中也使得盐引有了一定的价格，并成为了一种随着朝廷投放于市场的食盐数量的变化而价格不确定的期货工具，具有一定的投机性质。但是这种投机并不以信息的公开性为特征，因为盐引不仅经常被朝中的权贵所掌控，而且受到官员食盐走私的影响。最终，盐引市场的混乱和无利可图使得朝廷在1617年废除了盐引买卖，并把食盐的专卖权授予了几个大的盐商家族。“自此，食盐专卖权成为皇帝的荫庇，仅此而已”。这种荫庇使得本来作为“国债”性质的盐引成为了国家与大商人之间“官督商办”的纲法。
科大卫认为，“明末盐引的废除被认为是中国商业史上一个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转折”。因为它意味着中国放弃了金融的自由生成，转而政府包办。政府包办不仅断送了现代金融的形成，也直接导致了19世纪中国的铁路、轮船等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融资非常困难，从而不得不寻求外资，造成了严重的帝国主义政治问题。虽然本土的私人资金借贷并非没有而且还相对活跃，但是它主要依赖的是私人契约和家族纽带，其规模太小根本无法满足现代工业生产的需要。这种传统甚至一直到晚清的盛宣怀把股份资本的概念引入轮船招商局才有所改变。而一直到20世纪的20、30年代，马寅初才呼吁国家要削弱对于银行和大企业的控制，但因为种种原因，一直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政府才真正开始放宽金融管制。
金融意味着对金钱的直接处理，也意味着奥利佛·斯通所谓的“金钱永不眠”，对于“害羞腼腆”的中国人而言，直面金钱和欲望的确有些“尴尬”。但是人性的欲望在中国的传统里其实从来也没有被彻底否定过，韦伯在论述儒家的“礼”这一观念时，认为中国的儒家传统也并不是像佛家那般否定一切人性中的欲望从而走向寂灭的，只是否定那些“不合理的欲望”。但或许也正是因为这种文化心理，使得中国的金钱只在熟人圈里流动，使得欲望只在黑夜里暗涌，从而也错过了去正视和研究如何合理而系统地引导人性的欲望。科大卫做出结论说，中国是一个“礼治而非法治的社会，是重视集体而非个人责任的社会，是在经济中认可官方保护而非合法权益的社会”。的确是这样，但是韦伯说的那些“不合理的欲望”到底是什么呢？现在看来无非就是“未被官方认可的欲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