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有人说，这是一个商业写作的时代，如果以受众的角度看，应该是所言不虚。毕竟商业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一种市场现象，自有它的内在逻辑。某种意义上，商业的演进其实隐含着一个时代的价值谱系。我对财经写作的基本面，大致沿着价值观的传导、工具理性的呈现、一定码洋的畅销这三个维度来观察。今日中国之财经写作，明显在价值观方面普遍迷失，工具理性层面也非常粗糙。我想起美国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着美国经济的突飞猛进，他们的商业写作也可以说是蔚为大观。众所周知的《公司的概念》，本是一本量身定做的公司史，通用花了大价钱请来德鲁克当写手，不料德鲁克却由此发现了人类社会的一个动向，人类组织的逻辑，正在由国家过渡到公司，公司成为一种人文组织，正在消解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地理边缘、意识形态边缘、人的身份边缘和利益边缘，现代公司正在将人们聚集在一起。毫无疑问，德鲁克的这种分析，今天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开放、合、互动、利益共享正在成为我们的方法论，公司正在成为一种影响人类生活的巨大力量。
这正是一个时代的商业趣味。改革开放已经有30多年，我们可能依然只是过着一种仅仅渴望财富的单向度生活，关于开放，关于市场，关于每个人的独立生活，我们的财经写作，几近于无。我们没有托夫勒《第三次浪潮》这样的放眼未来、致力于开放社会的先知般的预言，也没有钱德勒《信息改变美国》这样的反复阐述新技术推动自由，自由推动新技术，既有清晰的价值谱系，又有严谨工具理性的博学著作。
在成堆蹩脚的财经书之中，我个人认为柳红的《八0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大致是一本有价值谱系，文献谨慎的著作。最近两年，上个世纪的80年代，越来越成为人们不断怀念的主题。先是生活的审美，接着是文化，是思想，现在轮到经济学出场了。读书人柳红有新著在此，通篇读来，众人倾慕的80年代，俨然成为一个经济学勃兴且成就斐然的年代。
这当然是柳红一个人的80年代，或者说一群中国经济学人的80年代。在这样的意义上，柳红的写作是真实的，有意义的。从实际的经济变迁来看，80年代当然是一个市场经济起步的年代，意识形态方面，国家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人们开始普遍地为生活、为生意、为自己的财富而工作。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定义，人们基于自身的成本和收益而工作，就是一种典型的经济学行为，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柳红说80年代是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应该说与历史大致相符。
作为一名中国人，尤其是亲身经历过1980年代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的中国人，直到今天我们都还在怀念，经济和人性像春天的百草一样，争先恐后的萌生。我记得那时，我们的父母忙碌得像是一些吃了兴奋剂的运动员，深夜还在农田里耕耘，而大清早则又把农产品搬到市场里换取纸币。现在我知道那是我们的学费，是日后我们这些农村里出生的孩子之所以能在城市里生存的精神砝码。
那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年代！尽管我们鼠目寸光，但经济学帮助我们看得更远。在今天看来，火热的80年代，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力量已经在中国农村起步，是市场拯救了中国农民。事实上正是如此，我们在那个时候开始就已经生活在市场化的经济学表述之中，只是中国的经济学还来不及形成学术，就已经行走在宽阔的市场里。
的确，在学术的层面，有两个现象无法回避。
第一，从80年代开始，中国的经济学人一直以来，大概仍然在沿着为政府出谋划策的层面在工作，经济学在中国至今还没有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按照罗斯巴德和布坎南的理解，经济学人必须是独立的思想个体，这是最基本的前提。经济学家在市场经济的常态下并没有太多当幕僚的工作，只有政府开始干扰市场的时候，经济学家的用武之地才会显现出来，经济学家最大的工作，只能是纯粹经济学理论的探讨。所以，柳红记录了1984年9月的莫干山会议，如今已是公认的中国经济学史上最优美的风景，这个会议当初的宗旨，当然是“为党和国家献计献策”。
第二，单单就经济学的学术水平来看，80年代的经济学成就只有两条，一是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由中国农民自发形成的土地制度改革，事实上预示了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路径，即在产权意义上对农民的土地问题进行确定。杜润生先生有言，联产承包责任制首先是农民的经济学成果，与中国的经济学界关系不大，其次，联产承包责任制提供了解决土地问题的一个方向，它不是终点，而是开始。二是双轨制。这是一批年轻的经济学家在80年代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价格理论突破。它的意义在于撕开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僵化格局，用一种半拉子的价格改革，把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推上了发展的道路。
如此，所谓80年代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在当时当地，更多表现为一部分经济学家的勇气，而不是水准。而在实际的生活层面，经济学与普罗大众似乎关系不大。或者我们直接说，对于一个个具体的面孔而言，80年代不是一个经济学的年代，80年代应该是一个美学的年代，艺术的年代，思想被激活的年代。
不过，即使如此，我们仍然愿意将80年代定义为一个经济学的年代，一个中国的经济学人满怀光荣与梦想的年代。屈指一算，距离那个市场经济的启蒙时代，我们已经走过了30多年。这些年，关于中国经济的走向，中国人第一次站在了开放的经济学前沿。我们找到了开放的市场，无论如何，人们都深深地知道，只有开放和改革，才是中国经济的必由之路。这是我们思考的落脚点，也是我们行动的出发之地。经济学让我们变得更聪明，更理性。
有一本预测中国经济未来的著作，叫做《2020年的中国》，也是从1980年开始讲述：农民是农业和整个经济改革的基础。粮食价格的快速上涨触发了整个体制的改革，随着允许农民在市场上出售余粮的政策出台，农民的关于自由交换的权利，关于农产品定价的权利，回到了农民的手上。这是一种权利层面的大释放！到1984年，99%的中国农民都开始在这种体制下进行生产，他们生产得更多，也收入得更多，储蓄得更多。而在城市，许多国有企业的经营责任也转移到了新兴的企业管理者手上，国有企业的改革按照农村制度改革的范式起步，成为农村制度改革的追随者。
这样的讲述，逼近了真实的历史。由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不太遥远的1980年代，不仅是一个思想的年代，文艺的年代，审美的年代，也是一个经济学的年代，是美学与经济学的双重变奏。在这个看上去有些青涩的年代里，我们有着太多的光荣，也有着太多来不及实现的梦想。
2
是的，对于更加年轻，更加燃烧的人们而言，优美的80年代，可能是从李泽厚的一本小书开始的。1979年，李泽厚花了几个月时间，几乎一气呵成写完了《美的历程》。大概拖了一年的时间，到1980年底，文物出版社终于把这本薄薄的书出版了。
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本看上去极不起眼的小册子，会突然一纸风行，让无数青年夜不能寐。有人日后回忆，那时候很多年轻人虽然年少无知，却匪夷所思的爱上了美学。有人所做的最狂热的事，乃是费尽周折从同学手里借到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然后又买来一支手电筒，别人都熟睡之后，躲在被窝里借着手电筒的光芒，将这本抒情又抒情的学术小册子抄录了一遍。
这样的表述并非夸大其词。事实正是如此，美，或者说审美，成为80年代的开幕关键词。年轻的人们在经年的压抑和枯燥之后，在审美的层面展开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抵制与反叛。首先是朦胧诗上场，“那些年轻的诗人，经过漫长的冬天后，终于在这个诗歌的春天里找到了创作激情和创作方向。” 许多年之后，李泽厚还经常提起，当年他第一次读到油印的《今天》杂志，内心充满了感动，因为他在诗歌里读到了久违的自我意识，清晰的审美主体。
李泽厚是中国理论界第一个站出来赞美朦胧诗的美学家，当其他画地为牢的学者还在对朦胧诗大肆攻击的时候，李泽厚一方面将西方十八、十九世纪的启蒙主义思潮著作陆续组织翻译、出版，一方面又提醒众人，中国的文化艺术思潮从朦胧诗开始，正在进入一个以反叛和个性解放为主题的创作高潮。
另一个被李泽厚赞赏有加的艺术现象，是“星星画展”。李在《画廊谈美》一文中，为年轻人辩护：“在那些变形、扭曲或看不懂的造型中，不也正好是经历了十年动乱，看遍了社会上、下层的各种悲惨和阴暗，尝过了造反、夺权、派仗、武斗、插队、待业种种酸甜苦辣的破碎心灵的对应物吗？政治上的愤怒，情感上的悲伤，思想上的怀疑；对往事的感叹与回想，对未来的苦闷与彷徨，对前途的期待和没有把握；缺乏信心仍然憧憬，尽管渺茫却在希望，对青春年华的悼念痛惜，对人生真理的探索追求，在蹒跚中的前进与徘徊……所有这种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混乱的思想情感，不都是一定程度地在这里表现出来了吗？它们美吗？它们传达了经历了无数苦难的青年一代的心声”。
跟日后的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完全不同。21世纪开初，最醒目的学问是经济学、管理学和商学，而80年代的开端，却是抽象复抽象的美学。那时人们谈论得最多的，绝不是后来的商业模式和家庭理财，而是叔本华、尼采。虽然更多的时候，人们基本上是在囫囵吞枣，但即使是这些优美的名字，也让年轻人如此得意。他们的业余话题永远是这些人，为此经常争论得面红耳赤。开始，年轻人迷上的当然是尼采的酒神精神，甚至觉得那是写作诗歌的最好工具，而叔本华的悲观，借着青春期肤浅的理解，他们开始体会到人生如梦的悲凉意味。后来又读到了歌德，开始人们是鄙夷他的，尤其是他在皇室面前卑躬屈膝的样子，与伟大的贝多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之后年轻的读者们很快就读懂了《浮士德》，知道了魔鬼其实一直在操纵着人类的命运，人们的一生惟有努力再努力，须臾的满足都可能导致毁灭。而佶屈聱牙的康德，也没有吓退他们，更多的时候，人们捧着康德的巨著，可能是在老师和同学们面前装装样子，事实上可能读不懂他，但无论如何，当80年代的年轻人读到康德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还是前所未有的惊叹。世界是如此之大，作为人，必须保持足够的敬畏。
这些优美的阅读生活，导致整个80年代看上去那么单纯，那么理想化，略显一些青涩的忧伤。年轻人有一个共同的导师，他就是李泽厚。李泽厚带着年轻人阅读美，美在成长，结出了个性的果实。“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这句80年代最有名的口头禅，理所当然出自李泽厚一本著作的书名。一时间，人们的阅读主要由两种事物构成，一是朦胧诗，一是李泽厚，李成了那个万物生长的年代里家喻户晓的学术偶像。当他去北京大学哲学系座谈，然后在学校食堂就餐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孩子们发现了他，纷纷围拢过来，后来人们说，李泽厚让整个北京大学万人空巷，食堂成了北京大学最拥挤的课堂。
一直到今天，我都在问自己，为什么80年代的青年那么迷恋李泽厚，事实上他只是一名学者，他的有些文章甚至有些晦涩，我们根本读不懂他。后来我找到了原因。首先我想是李泽厚散文式的学术语言，充满了抒情色彩，这让被文革大字报文风污染太久的年轻人如沐春风。是文辞的优美导致了李泽厚的流行，让更多并不属于学术的青年人爱上了他。其次则是李泽厚的学术方法，《美的历程》让一代学人明白，原来学问还可以这样做，甚至就该这么做。 比方说，讲哲学可以并不一定要套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争；讲文艺也不一定要套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别。更重要的是，许多人从李泽厚的书里领悟到，一个人文学者，就应该把学术研究和人生体验结合起来，把历史的遗产当作鲜活的对象，把做学问、写文章、出版著作变成自己生命的流程。
如果李泽厚在美学世界里的影响力让青年复苏了个性，那么他在思想史上的挖掘，则让更多的年轻人增添了怀疑和批评的能力。进入80年代中期，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近代思想史》和《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开始风行，尤其是后者，让一个时代的青年开始贴着地面飞行。它与80年代后期知识界的总体思想走在一起，渐渐对准了“中国向何处去”这个严峻的时代课题。
中国人的国家使命意识在这个时候开始高涨。在文化热的高潮中，青年一代对未来中国的走向拥有了巨大的现实关怀，政治民主的思想情绪日趋强烈，青年的参与意识与日俱增。李泽厚提出了他学术体系里最有争辩意义的历史范式，这就是“救亡压倒启蒙”。它的具体表述带有李泽厚一贯的抒情色彩，称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最早发表在《走向未来》1986年创刊号上。李泽厚提出，近代以来,在中国始终存在着救亡和启蒙的双重主题，启蒙的主题、科学民主的主题与救亡、爱国的主题相碰撞、纠缠、同步，构成了一种复杂的关系。五四运动包含这两个性质不相同的运动，一个是新文化运动，一个是学生爱国反帝运动。前者是启蒙，后者是救亡，所以是“双重变奏”。
这样的学术范式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历史解读。在李泽厚看来，“启蒙”是指对西方“科学与民主”思想的接受和传播，是“反封建”；救亡则是“追求独立和解放的民族运动”，是“反帝”。对处于日本侵略而水深火热的中华民族而言，“反帝”、“救亡”的思想理所当然地占据了上风，科学与民主的启蒙在很长时间里处于压抑的状态。启蒙与救亡是现代中国和现代中国思想史的主题，开始是相辅相成，而后是救亡压倒了启蒙，农民革命压倒了现代化。中国现代“反封建”的文化启蒙任务被民族救亡主题“中断”，革命不仅没有继续推进文化启蒙，而且被传统的旧意识形态改头换面地悄悄渗入，最终造成了 “文革”封建传统全面复活的绝境。
可以这样说，李泽厚用他的学术思辨，事实上将一个更加重要的历史任务推到了中国人的面前，这就是启蒙主义，并导致整个80年代被后来的民间史学家定义为启蒙主义时代。李泽厚的思想如此明显，由于救亡主题的大面积高涨和普遍性的持续，民主与自由的启蒙课一直被中国人关闭。当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制度纷纷奔向普适价值的时候，太多的中国人仍然深深陷在愤怒的家国意识之中。这可能是一种滞后，更可能是一种缺失。
1989年五四前夕，李泽厚在五四运动70周年纪念会上慷慨陈词，他说，如果过去革命年代的主题是救亡压倒启蒙，那么今天我们呼唤启蒙主义，就是另一种救亡，争取民主、自由、理性、法治是使国家富强和现代化的唯一通道，我所期望的启蒙走向是：多元、渐进、理性、法治。
这是李泽厚在80年代发出的最后的声音。之后，李泽厚的声音被迫式微，黑云压城，他只有躲进书斋，停止了他优美的文章。到90年代开初，李泽厚终于找到一个机会，他远走他乡，在古稀之年来临之际，去了美国，做了一名流浪学者 。这似乎是一种必然的命运。遥想当年，当李泽厚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他在美学领域里与老迈的朱光潜、蔡仪展开论争。事实上朱光潜的学术底子始终比他厚实太多，他与朱光潜的辩论多少带有一些莽撞的气息，甚至可以说，他可能是为了迅速爆得大名，才选择与朱光潜这样的学术大家争论；而蔡仪自始至终都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工具，他甚至没有进入美学的殿堂，只是为了让主流意识形态在美学领域掌握话语权，才去说出那些苍白的美学话语。我们可以这样说，李泽厚与老人的论争，并没有形成必要的学术成果，他的收获在于，人们知道了李泽厚这个名字，李泽厚因此麻烦加身。许多年后，我们再次看到，在灿烂的80年代，当李泽厚终于建设起了自己的学术体系，当更多的青年团聚在李泽厚的门下，这个向来强调独立思考，语出惊人的学者却发现，真正的学术研究再一次让他遭遇人生厄运，他的学术生涯几乎就要停滞。于是，出国游学，成了李泽厚晚年不得不选择的惟一路径。
在中国，做一个独立思考的学者究竟有多难，李泽厚用他的一生做了一个不错的见证。可以这样说，李泽厚有多少崇拜者，就有多少攻击他的人。他从来没有被主流渠道认证，毕生的学术成果并没有给他带来高官厚禄。从一名年轻的美学异类，到背井离乡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知识分子，李泽厚换来的，是他一生挥之不去的争议。但那些从80年代里感受到美的价值，体会到个人尊严的人们，将会永远记住李泽厚这个名字。他用美启蒙了一代人，人们由此开始年复一年地怀念80年代，那么单纯，那么有理想，人们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带着自由的火焰奔走呼号，即使餐风露宿，即使泪洒街头，也在所不辞。
这一切的一切，都与一个叫李泽厚的学者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