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形势》的作者高连奎是“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理论的提出者。照他的设想，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有两个办法：一是通过政府指令来抑制物价，其次是政府通过税收等间接手段来影响物价。前一个办法在计划经济时代实行过，容易造成市场要素价格的扭曲，不宜再实行；而后一类方法是政府主要依靠市场手段完成，生存必需品的价格降低了，民众就可以摆脱总是为生存而奋斗的状况，而专注于自身的发展。他认为，用经济手段解决民生问题，这类方法在中国是可行的。
在《中国大形势》中，他更非常明确地指出：“要想民众生活幸福，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让民众有钱，而让民众有钱，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提高民众的收入；另外一种是降低商品的价格，从而相应地提高民众的购买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是第一种方法，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采取的是第二种方式。” 为此，作者严厉批评了某些人华而不实的花招。这些人耍花架子，无异于给中国经济投毒。
按照作者的本意，提高民众的收入有两个办法：一是减少资本收入在总收入的比重，增加劳动收入在总收入的比重；二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劳动者单位时间的产出，从而增加劳动收入。前一个办法呼吁多年，由于资本的抵制，未见成效。后一个办法是资本与劳动双赢的办法，应该易于实施。
另外，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的主张也是相辅相成的，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可以达到降低物价，降低生存成本的目的。发达国家的经验说明，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劳动时间——价格下降——劳动收入增加——民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改善这样的良性循环，是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
世界经济发展的本质，其实也就是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民众生存成本不断降低的过程。19世纪，人类进入了工业经济社会，摆脱了经济长期停滞的状态。进入20世纪，以美国福特汽车生产模式为先导，人类利用自然资源生产物质产品的能力大大提高。福特公司实行了标准化生产，采用了生产流水线技术，使用了泰勒管理法，劳动生产率因之大幅度提高。1913年秋，福特公司组装一辆车需用12小时28分。1914年春，使用流水线之后，装配一辆新车只需1小时33分。 福特此举，既增加了汽车的产量，又减低了价格，使汽车从此成为大众消费品，而不再是奢侈品。正如熊彼特所说，“便宜的衣服、便宜的棉织品与人造丝织品、鞋、汽车等等，才是资本主义的典型的成就”，“伊丽莎白女王有丝袜。资本主义的成就一般不在于为王后准备更多的丝袜”，而在于“使丝袜成为女工能够买得起的东西”。
问题来了。明明白白的世界经济发展规律，为什么到了在中国，会变得这么难？中国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究竟该从哪里突破？本书的主干正在于此。且看作者的分析。他认为，首先中国掉入了低劳动生产率陷阱，其次是早期的中国不重视经济国防，中国的产业升级被外资遏制，再就是长期以来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陷入了发展误区，他们的一些讨论不是从经济发展的本质规律出发。还有另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缺乏相应的统计体系，至今还没有将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经济发展指标。
有人可能以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收入会造成失业。最近，当社会上增加劳动收入的呼声日渐高涨之时，就有人以防止失业为借口表示反对。从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看，这个观点极为荒谬。
作者提出，为了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在总就业水平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可以这样设想：第一，提高劳动生产率能够减少劳动时间。劳动者的闲暇时间增加，可以接受教育，参加体育和娱乐活动，提高素质，同时促进了相关产业，主要是服务业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第二，提高劳动生产率能够增加劳动收入，扩大消费市场，促进消费品生产，再度增加了就业机会。第三，提高劳动生产率能减少生产成本，从而压低产品和服务价格。劳动收入不再仅仅满足生活需求，应该还有剩余，增加可投资的资金。此时便能扩大生产规模，再进一步增加就业机会。如此，双管齐下的中国经济发展路径就能形成社会各阶层共赢的局面，谋求社会和谐就不会再是奢望。
应该说，作者为中国经济发展提出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两个办法，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也切中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要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