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像其他那些伟大人物，加尔布雷斯在生命的早期并未显示出卓异的特征和禀赋。甚至在他大学毕业之前，都没有显示出成为经济学家的预兆。1931年，作为加拿大安大略省农学院畜牧学专业的毕业生，他能做出的最好的职业选择，是成为县公职人员指导农民改善农业，或者，在多伦多当牛羊或生猪的定级员。前途黯淡，令他痛苦，在狭隘的确定性面前，他选择逃向更具挑战性也更广阔的不确定——去美国伯克利取得博士学位。但他对未来工作的选择，仍处于迷惘状态。值美国经济萧条，罗斯福开始推行新政，加大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以及扩展农业以补救经济低迷。哈佛大学经济系因此而公开招聘一个农业经济学的初级研究员职位，加尔布雷斯由此进入培养年轻学术精英的哈佛大学，但他当时的角色，是被边缘又边缘的。在同事眼中，他不过是因新政的而偶然闯入哈佛的无名人物，在学生眼里，他也不是那种因学识渊博、著作等身而获得爱戴尊敬的师长。他不能指望自己的教学能力让自己在哈佛立足，只好硬着头皮乘新政之风，埋头农业经济研究。
罗斯福打响了挽救美国农民的战役，而加尔布雷斯这个来自加拿大农场的年轻人，从自身的经验中，深刻地体会到了“黑板经济学”与现实世界的政策之间的关系。在此后的经济学研究中，加尔布雷斯一直把对权力的研究置于重要的地位。那时，他不是美国公民，他对美国社会的研究，都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在进行，旁观者清，因为陌生而更加理性，不被感情所产生的致幻因素所困扰。
加尔布雷斯关心的不是纯粹的抽象理论，而是现实背后真实的原因。他开始对那些权威的经济学家充满了怀疑，以及，深刻的不信任。当人们普遍对凯恩斯主义保持观望状态时 ，加尔布雷斯对它产生了好感，同时对新政怀有期待。1939年，希特勒入侵波兰，欧洲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人更加焦急地致力于解决国内经济问题。政治权力的拥有者开始向智慧的拥有者发出邀请，以便进行有效的改革。加尔布雷斯于1941年春成为美国主管价格控制的负责人，一度有效地控制了通货膨胀，成绩斐然，令他一生引以为荣。他对待政治或者说权力的态度，也因为他的经历而变得生动，他赞同政治是关于可能的艺术，最高级的政治艺术性在于将精力集中于解决重点问题上。
从撰写总统就职演讲稿，到成为总统的私人情谊智囊，以及出任印度大使，加尔布雷斯与政治亲密接触，但加尔布雷斯的政治，在根本上是以理念和道义为中心的，而非以权力为中心、目标和规则。与权力的偶然、暂时的结合，让他对不道义的权力使用，忧心忡忡了一辈子。
令加尔布雷斯无法摆脱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一个经济学家并无多少真正意义上的权力，他能做的是将他的声音和说服力，注入促成政治行动的社会影响力中，并保持乐观、充满期待的心态。无论处于一个怎样的社会形式中，对无权者宣扬“一言可以兴邦”，都带有谎言的色彩。加尔布雷斯一直在写作，一直在动用他的理性，去思考。如果说，理性的一个特点是反抗被绝对化的倾向，或者进一步讲，理性对立于那种靠最终定论来省略进一步思考的偏好，那么，加尔布雷斯持续不断地思考的一生，几乎是可以作为对人类理性礼赞的一种优雅地回应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加尔布雷斯满怀道义色彩的论说文字，给予生活在动荡的经济环境中的人们极大的安慰，在欧美红极一时。他的经济学作品一本接一本地成为畅销书，《丰裕社会》、《1929年的大崩溃》，《美国资本主义》使他获得了颇高的社会名誉，甚至他在闲暇之余写的小说、传记以及散文，也成为人们争相阅读的对象。主流经济学家对他的态度却并不和善，从各方面指责他的缺失。加尔布雷斯并不在乎自己是否拥有经济学家这样的名号，但是，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却是他为之骄傲的。他相信，思想的重要性不仅在理论本身，而且在于对社会行为的解释和分析。因此他毫不留情地讽刺那些关注鸡零狗碎的经济事件，一心打造精雕细琢的理论，而对改变了人们生活的社会事件持冷漠态度的经济学家；满怀温情地肯定那些曾在一个历史时期有力解决了社会生活困境的理论；同时不忘快意酣畅地哂笑那些试图以个人的力量改变历史进程但缺乏必要理智的人。
加尔布雷斯的思考，一直带有政治行动的气质，从不掩饰自己对创造一个美好社会的渴望，以研究复杂的利益关系。他把美好社会的本质界定为：美好社会里的每一个成员都能过一种有价值的生活。至耄耋之年写作《美好社会》，他不再像以往那样满怀幽默亦不乏自信和得意地批评那些既定的立场，更多融合着对人性脆弱部分的理性的宽容。
据说，加尔布雷斯家里放着一个枕头，上面写着，谦虚是被人们过高估计的一种美德，加尔布雷斯把它称作是加尔布雷斯第一法则。一个公民社会最脆弱的对话，是“彼可取而代之也”，不是骄傲自大，亦非壮志凌云，这是民主基本的情感基调。加尔布雷斯的一生，就是在把这样的声音扩大，在由自己的智力保障的范围内，从各个方位，将自己思想的力度引向一个核心，即促进社会的理性秩序，并积极探索有效的方式，来影响大众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