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土地制度的历史研究，因为牵涉到太多的实际社会政治问题，一直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从孟子开谈“三代”的“井田制”开始，历代的研究者总是把自己的政治诉求、社会理想之类加到研究对象上去，往往对于简单的事实却是不愿意、不屑于搞搞清楚。尤其是到了 20 世纪后半叶，崇尚斗争、而又是舶来的意识形态笼罩下，土地制度研究更是惯于打上种种“主义”或“性质”的标签，将原来基本事实就乱成谜团的土地制度史，再来个“谜上加谜”。
赵冈、陈钟毅这对夫妻搭档，在台湾大学学的是经济，后来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读书、在美国大学教书。他们两个研究的领域毫无“治国平天下”的功利起点，70 年代末涉足到这个谜上加谜的领域。作为一对“局外
人”，没有历史界、经济史界那些固有的成见与师承的歧见，大量吸取已有的研究成果，反而对这个“谜团”设想出一些简单的解构方法。
他们的成果就是这本《中国土地制度史》，由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后，1982 年获得了“行政院”金鼎奖。
这本书将土地制度史分成几个专题来论述。
第一章讲述的自然是土地所有权问题。抛开聚讼累累的研究者们给土地制度加上的种种标签，该书的观点实在简明的可以：自战国后“私有土地是中国历史上最主要的土地所有权制度”。所谓私有的标准也很简单：自由使用权（出佃或自营），自由买卖及遗赠之权。然后再分析某些朝代对于土地私有的限制，官有土地的规模与经营。
第二章是一个计量工作的总结：“耕地面积之变动”。先厘清历代度量衡制度来建立统一的数值单位，然后估算历代丈量土地方法的误差。至于人民的瞒报、疆界的浮动，作者以大视角的角度来看，认为并非大问题。于是作者一番计算后，检校各代记录，得出了一个历代耕地面积的图表。统一以现在的亩制为标准，可以看到，西汉到清中期，1800 年中，中国的耕地恰好翻了一番，从 5 亿亩上升到 10 亿亩。
读者读到这里，显然会发现中国古代的人口增长是远远超过了耕地增长的。那么第三章“人口与耕地”的研究也就顺理成章。当然前提也是将历代的人口记录做一个厘清，大量援引已有的成果来校正。作者作出的总结性图表，主要是显示人口的循环波动性。指出中国人口在和平时期，一般的增长率是 0.6-1%之间。波动的主要原因是战乱，一般在损失了一半人口后才会稳定下来。不过在北宋后战争间隔期拉开，人口增长明显。于是人均耕地面积（折合为现代亩制）持续下降：西汉末年的公元 2 年为 8.57 亩，到晚清的 1848 年，仅为 2.82亩。史上的最高值是东汉晚期的公元 146 年，人均耕地为 10.76 亩。
以上的内容距离原来的制度史内容已经超出了很多，而以下的“耕地的分配”、“农业经营方式之比”、“历史上的经营地主”、“历史上的租佃制度”四章内容，则更接近于“土地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吸取了大量的已有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民国时期的大量调查资料。令人信服的说明，实际上明清以后中国土地占有状况是极其分散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到了 20 世纪，大地主已经是寥若晨星，所谓的地主泰半是中小业主，严格说起来，他们应该算是自耕农”。租佃制度是人口压力下自然形成、并成为效率最高的农业经营方式。
最后一章是作者的结论，也是简单的：中国古代土地制度演变，“是经济因素改变所形成的自然结果”。到了最后，由于人地比例的恶化，农村日趋贫穷，人力愈加的不值钱，使整个社会的发展限于停顿。
《中国土地制度史》从土地制度出发，实际上牵涉到了人口史、农业史、经济史等等多个领域，从一个大视角来讨论土地问题，至少将这个“谜团”外面包裹的种种意识形态的“社会性质”、“阶级关系”全部解套，让读者能够直接接触到事物的本来面目。
随着更多的考古材料的发现，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掌握更多的材料来证明，实际上西汉时期的私有土地制度还是带有薄薄的一层国有外貌，以后的占田、均田，只是它的回响。而且30 年来的农村以及城市经济中的所谓的“承包”，也再次说明了在中国特有环境下租佃制经营的效率。无论谜团上的标签是什么，私人利益的驱动和人均资源的比例，总是作为无形的手，在将这个谜团持续的翻滚下去。
赵冈、陈钟毅著：《中国土地制度史》，新星出版社，2006 年 7 月，3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