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者吉登斯称得上全球思想界的领军人物。从欧洲联盟到亲密关系，从民族国家到自我认同，他像另一位“杂食动物”福山一样，对现代社会的多个方面都作出了精辟阐述。两人也都致力于研究技术进步引起的社会问题。福山关心 “后人类”（posthuman）的未来，吉登斯则担忧老天爷的前景。
在新著《气候变化的政治》中，吉登斯谈天说地，试图为全球变暖找出政治层面的解决之道。他本人并非气象学家，这并不妨碍他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分析问题。技术决定社会走向，社会也影响技术应用。公共政策除了依赖技术方案，也应考虑社会治理。比如，在疫苗研制成功之前，防治艾滋病主要借助社会控制。类似地，如果不能有效地清除温室气体，或找出可替代的能量来源，气候变化的政治议程就显得日益紧迫。吉登斯在哥本哈根会议前推出此书，可谓代表社科界的重磅发。
不过，熟悉吉登斯的读者这回可能要失望了。他的论述并没有体现出原有的洞察力，也不见得超出已有的讨论。《气候变化的政治》是一本“二手社会科学”著作，几乎完全依赖他人的研究成果。吉登斯的参考书包括联合国的考察报告，专家们的研究文集，也有坊间流行的《崩溃》和《更热，更平，更挤》。我甚至发现他大段引述一本美国公共政策博士生使用的教科书。对于不了解气候变化的人，此书自然属于优秀的科普书籍，可我们对吉登斯的期待不止于此。
德国法学家施米特曾言，根本不存在什么“全人类的政治”。如果存在，那么全球变暖问题可能最接近这一概念。吉登斯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有关气候变化的科学争议。尽管媒体喊得山响，目前只有一份联合国报告铁口直断地宣称：“气候系统的变暖是毫不含糊的。”不少学者认为气温变化实属正常，或者觉得后果被严重夸大了。气候变化甚至并非全是坏事，比如解冻后的北冰洋就能为欧亚两大洲的贸易往来提供新的海上通道。不过，目前大多数科学证据表明，全球变暖很可能是人类引起的，它又很可能带来极端气候。更频繁和剧烈的自然灾害不仅使人类蒙受财产损失，在没有达成政治合作之前，就可能把我们拉入政治冲突之中。
全球变暖问题的最大吊诡在于，谁都知道这样生活下去会发生什么，可谁都还是这么生活下去。正如吉登斯所说：“……全球变暖带来的危险尽管看起来很可怕，但它们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见的，因此许多人会袖手旁观，不会对它们有任何实际的举动。”这位大牌学者将这一矛盾称为“吉登斯悖论”。据我所知，他既不是第一个说出这一悖论的人，也不是对它阐述最深刻的人。我们有理由感到奇怪：除了自己的大名，作者就不能想出更好的命名方式吗？
如何走出这一有史以来最大的囚徒困境？吉登斯首先批评了极端自然主义者，认定退回前现代社会根本不可行。相反，穷国只有通过经济发展才能抵抗气候变化的危害。其次，节能技术和新能源开发有望缓解温室气体排放，但前景尚不明朗，它们也有自身的代价和风险。风能供应不稳定，核能价格居高不下，氢燃料用途有限，生物燃料甚至弊大于利。吉登斯看好的对策，在于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敛合。举例来说，很多北欧国家在减少排放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并非由于它们关注气候变化，而是能源安全。再比如，很多城市存在交通拥堵问题，发展公交既减少私车数量，也降低了废气排放。如果减排政策有助于增强国家安全，降低生活成本，人们就更有动力支持这些政策。
吉登斯花费大量篇幅讨论发达国家的对应措施，却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政治着墨甚少。正如哥本哈根会议所展示的，这一问题的囚徒困境很大程度上在于南北国家不能达成合作协议。我的美国朋友约翰是个生活简朴的环保主义者，骑自行车上下班，可他一天也得洗一回热水澡。有一次我问他：“为了防止全球变暖，你能否像中国人那样一周洗两回澡？”约翰想了想，答道“可以！”他也许真能换种生活方式，大多数美国人就不干了。老布什总统曾在里约热内卢峰会上公然宣称：“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不容商量。”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都像美国人那样每天洗一个澡，这澡塘的蒸汽该往哪排呢？
美国政论家扎卡瑞亚（Freed Zakaria）洞悉这一南北矛盾。在华府的一次新书发布会上，他明确表示解决气候变化的唯一办法就是向中国和印度转移节能技术，“这两个国家不降低排放速度，你开发多少节能车都没用。”姑且不论技术限度，发达国家在政治上并不愿意无偿分享知识产权。尽管吉登斯承认穷国具有发展优先的权利，富国应该向穷国转移技术，但正如他对政治家们的建议——关键不是做什么，而是怎么做。
有鉴于此，中国的气候政策专家们应着力研究三大议题。第一，如何减少排放；第二，如何面对国际社会的减排压力；第三，倘若减排不成，老天爷真变脸了，如何在更暖和的环境里生存下去。
[英]吉登斯 著：《气候变化的政治》，曹荣湘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年 12 月，35.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