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和苏文兄的《田园诗与狂想曲》再版了。
秦晖现在可以说是“名满天下”（不止杜润老，在哈佛的弟子也向我提起）。他跟我学业不同，但“殊途同归”，我们仍有许多相同的地方。
最近在网上，我因“地主”问题“孤军奋战”，一时“风声鹤唳”，大有“风雨欲来”之势。李零在《何枝可依》里引用一段名言说：中国将来的脊梁，一是“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这无疑是他自己；一是“敢单身鏖战的武人”——窃以为颇可自况。
可是回想起来，我并不是一个人，与我“并肩作战”的，还有秦晖。
我强调地主不能十成收租、主佃双方有一个“互动”（或使用新的说法，那是一个“和谐社会”），他则强调地主占地并不是很多，“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不在地主与农民之间（所谓“关中无地主”），论点虽然不同，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有人指出：高王凌2005年出版的《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大致论述了这样一个意思：“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通过政权与学界的共谋”，夸大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根据高先生研究，当时占人口5％的地主占有耕地不是60％－70％，而是40％以下。同时，实际发生的地租率不到50％，而是只有30％。因此，地租占农业产出比例不是30％（50％地租×60％土地）而是低于12％（30％地租×40％土地）。如果高先生的“研究”是真实准确的，那么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率实在是不算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闹那么大的革命，死了那么多人，确实是中国的一次灾难。
对此，也有人反驳说：另外一些历史学家多年来有一种说法，中国皇权制度下的政府是地主阶级的代理人。对于这个说法，秦晖与我均给予了批驳。秦晖指出：正如“阶级”理论出自近代社会，“阶级代表”说本是近代代议政治下的行为逻辑。传统时代并无代议政治，统治者“提三尺剑，化家为国”，“某之产业，孰与仲多”，只知“家天下”，不知“阶级天下”。
我在《租佃关系新论》中也讲了很多的例子，地主不能随意“增租夺佃”，在地主与佃农打官司的时候，政府并不是总站在地主一边。理论上，中国的儒家传统是强调“民本”“民贵君轻”的，并不是什么阶级本位——值得欣慰的是，现在博客里已有许多读者站出来，支持我们的研究，这在20年前，真是不敢想象，毕竟时代不一样了。
我也曾经戏称我的研究是“农民欺负地主”（秦晖也曾这样形诸文字），为一二老辈学者不能容忍，说这是“立场问题”——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严重对立？难道把中国农民形容成“三孙子”，畏畏缩缩，任人宰割，就符合历史上农民的真实形象？那样认识，又是不是“立场”问题呢？——这不但涉及历史，还有将来：我们的农民，还有希望吗？
对于中共的土地改革及其历史意义，我已有专文论及（“土地改革的历史意义”，1994），读者也可以参见《杜润生自述》的有关段落。在小书中我写道，无论我们对地租征收量和“地主阶级”的作用大小等问题持有什么看法，恐怕都不一定会影响对土地改革的认识。
换句话说，所谓“土地问题”或“租佃问题”，并不一定是土地改革的核心。记得十年前有一次跟秦晖对话，就说到“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彼此一笑。
秦晖不但在《田园诗与狂想曲》里提出了“关中无地主”，也提出了“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并非旧社会的“主要矛盾”。
近期秦晖还在《绿叶》上就“中产阶级”问题撰文，说它可能又陷入“阶级分析”的思路；说所谓“中产阶级问题”在中国可能是一个“伪问题”；所谓“中产阶级”，既包括最穷的人，也包括最富的人，包括无产者，也包括资本家（加一句就是：既包括地主，也包括农民）；他还不止一次地强调“公平”问题。足见在所有这些方面，秦晖从《田园诗》以来，都是“光明磊落”“一以贯之”的。而如今“一贯”已成为一个稀缺的美德。
更可贵的是，在十几年时间里，秦晖一方面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同时，高举着“公平”“公正”的大旗，成为了一个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这是极令人敬佩和让我自叹不如的。
秦晖不是一个“浪得虚名”的人（大陆这种人太多了），也不是一个只关心自己的学术成就，而不顾当下社会问题的人。就此而言，秦晖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
《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秦晖、金雁著，语文出版社2010年1月。■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
